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阎连科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但其本人一直强调自己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2011年《发现小说》宣告了“神实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理念和思考角度。本文试以《耙耧天歌》为例，探析阎连科创作中的“神实主义”的孕育、发展。
关键词：阎连科；神实主义；《耙耧天歌》；《发现小说》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主流，但阎连科无疑是一位一直试图摆脱、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家。2003年，《寻求超越主义的真实》孕育了“神实主义”理论的内核，2011年《发现小说》则正式宣告了“神实主义”的诞生。由此，有研究认为“《受活》则是滋生‘神实主义’，同时也是最初实践“神实主义”的篇章”。我以为非也，一个理论的建构必定是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摸索而来，由模糊渐渐清晰，而非凭空确立理论再进行实践。事实上，“神实主义”在阎连科更早的创作中便已有迹可循，《耙耧天歌》便是极佳的例子。
一、“我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神实主义的诞生
阎连科自称为“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写作的叛徒”。然而在他创作的早期也有过“瑶沟系列”等传统的、写实的乡土创作，但其中平实老派的现实主义手法并没有赢得读者的青睐，也不足以表达阎连科真正想表现的、具有他个人特色的、强烈的生命张力。这样“不满”、失落的情绪促使他与传统的创作手法决裂，发扬“瑶沟系列”中“向内追寻”的因素。到了“耙耧系列”，粗、硬、劲、直的风格趋于成熟，理论上即确定了“神实主义”创作的推动因素——内真实。
此时，阎连科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和当下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的巨大差异：“当代文学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体现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并加以观念上的消解，这些往往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设定的内容。”如此受“新意识形态”约束的现实主义描写的“真实”，《发现小说》将之理解為“控构真实”和“世相真实”，止步于描摹现实而无法深入探索。其情节的推动因素多是类似于19世纪的西方文学的“全因果”，由创造“典型环境”（外真实）而表现“典型性格”（内真实）。由此反观阎连科的创作，差异十分明显：“耙耧山脉”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的“大淖水乡”一样，是作家创造的“精神故乡”，“作家必须有他的精神的故乡。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作品永远透出一种属于作家自己的精神…作家精神的故乡，不一定都是他真正的家乡”，更并非时代的“典型环境”；其中的人物也总有一股倔强劲直的精神，坚持个人理想至于“认死理”的地步，体现的生命强度远远高于现实中常人的平均水平，显然也非“典型人物”。
如此，阎连科创作与“现实主义”的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发现小说》又进一步推翻了批评者对他“魔幻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的评价，而提出“神实主义”。至此我们才发觉之前的评价之所以“贴近”而不“妥帖”，是因为忽略了阎连科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内真实”，这使他的作品区分于寓言、神话、想象、神话，完成了“超越”。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变形”这一荒诞因素作为空穴来风的“因为”，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的“所以”——反映了金钱社会的人情冷暖。“让格里高尔变为甲虫，不是故事的目的，而是故事展开的原因。”阎连科小说中自然也不乏荒诞因素，如阎连科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亡灵叙事”，如《和平殇》中的“我”，《天宫图》的路六命等，人物虽然死了，但仍像生前一样可以行动、说话、思考，却比普通人多了知晓过去、未来或其他信息的能力，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全知视角，这就自然让人联想到作为“半因果”代表的马尔克斯。在他的创作中，“一方面，魔幻神奇的因果关系中，都有拉美现实或传统文化的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有怎样的依据，情节在生活真实的原则上又是完全的不可能、不允许出现那样无限夸大的结局。一方面，令人惊异的情节与变故，都是现实生活中决然没有的；但另一面，现实生活和过往历史中，虽然绝对不可能，却又总有‘绝对真实’的蛛丝马迹存在着。”于是大量带有魔幻色彩的现象，如亡灵回家、出生带有猪尾巴的人、雷梅卡可以借助毯子随风而去……这些因素推动着故事的展开，或者说，去掉这些魔幻因素，故事将无法进行下去。
由此再看阎连科的小说，才看出他神秘、神奇、神经的“神实主义”的与众不同来。将《耙耧天歌》与它们对比，我以为十分典型。“尤石头”在阎连科塑造的一众亡灵中是很特别的一个，他的出现并非为创造全新的视角，也不是为了获得陌生化的效果，甚至不是故事的主角（主角应为尤四婆），更谈不上能反映什么社会现象，这便与《变形记》不同；人/鬼交流的确有一些现实或传统文化的依据，虽说在现实中全无可能，但在传说、民俗，或是一些所谓的“算命先生”、“神婆”口中，又或是一些科学尚未能解释的现象里，我们又仿佛能捕捉到“绝对真实”的蛛丝马迹。然而“尤石头”身上的神秘因素有《百年孤独》中的神秘因素那么高的地位吗？如果没有“尤石头”，故事便不能再进行下去吗？答案恰恰相反，推动《耙耧天歌》故事发展的，几乎是尤四婆一己之力量，而尤石头却是知道漫长的苦难无法避免便选择逃避，将全部的重担压在尤四婆身上而再也无法帮忙，因此只能接受尤四婆泼辣锐利的训斥：“看我有啥用？能帮我种地吗？能帮我挑水吗？能帮把谁家吃不完的粮食给我偷回一袋吗？”而毫无辩驳的余地，只能在墙角流泪：“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哩。”“神秘因素”唯一一次起作用，是尤石头帮助尤四婆找“全人”吴树，却也只是起“帮助”的作用。
“尤石头”身上的“神秘因素”的存在似乎反是为了证明“神秘因素”对现实生活的无用，“鬼怕人”、“人”对鬼“呼来喝去”，我以为这正是强调尤四婆身上体现的：“人之灵魂、生活之精神、现实中几乎无法感知的逻辑之血脉”的作用，这正是神实主义的内因果之“核”，推动着小说故事与人物的演进与变化，“透过‘神’的桥梁，到达“实”的彼岸，那种存在于彼岸的‘新的现实’和‘新的真实’，是今天奉行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和揭示的真实与现实。” 二、《耙耧天歌》之“新的真实”
阎连科之所以提出“神实主义”，也是深感于西方文学方法和中国本土经验水土不服。神实主义“既汲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创作经验，又努力独立于二十世纪文学的种种主义之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生根和成长。”不单是为更深刻地认识荒谬复杂的人与社会，而在“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下将人与世界视为一体，内因果的深层逻辑的确立与确准是使之区别于现代主义，且向内不懈探求才能保持对生活敏锐的慧识，从而揭示深层的真实。
我由此来看《耙耧天歌》，以为正是“尤石头”这一带有神秘因素的亡灵，使小说深深扎入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人鬼交流”这一打通阴阳的叙事手法，其渊源远可追溯至巫史文化，中可以至《洛神赋》（其故事背景为“洛水”，恰在河南一带，“人神对话”与“人鬼交流”意味颇似，我以为或受其影响），近又有《聊斋》。从这一脉络可以看出，人与“神/鬼”的距离不断拉近，差别不断缩小。无论是“神降为人”还是“鬼升为人”，都是为了“实”，为了“人”，强调人的“内真实”。那推动《耙耧天歌》情节发展的“内真实”又是什么呢？
阎连科小说的推进，往往会以“震惊”的场景标志重要的转折。人物“几乎是充电般（ 电击般） 地经历着某一时刻，那一时刻让他们的生命突然严重偏离生活。但是，这就是主体历经创伤性时刻，从而获得自觉的时刻，也是人物意识到自我的使命、境遇、责任的重大时刻。”此时，内真实产生并开始推动故事发展，多个内因果的并举便使神实主义从寓言、神话等形式中超拔而出。《耙耧天歌》“震惊”场景背后，我以为有三条深层逻辑：
（一）人类原始的生命蛮力
其中又有两种力量：一是三妞、四傻的原始本能，如性、饿、渴。三妞和四傻的乱伦行为是尤四婆开展一系列行动的起因，“娘，我想有个男人哩，想像大姐二姐那样有个男人搂着睡觉哩。”“想要一个全人哩。不是瘸子。也不是独眼龙。是一个好男人，还不让我下地掰蜀黍的那男人。”此外，“饿”使四傻让好吃懒做的吴树将家里洗劫一空，“渴”又将四傻唤醒，完成尤四婆对子女的拯救。
支撑尤四婆“不撞南墙不回头”为傻女儿找个“全人”的，是“母爱”；而尤石头在家人身边流连的原因，当为“父爱”。“你再难也要把孩娃们养大成人哩，他们成家立业了，你就有好日子过了哩。”这对父母所有的倔强、坚韧、超现实因素之所以显得合理，都是因为这一“内真实”的存在。
（二）挣脱和反抗苦难的强韧生命力
尤四婆的泼辣勇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主要原因就是她面对变故、苦难从未被击垮的韧劲，且毫不避讳地宣泄自己的不满和反抗，这是《耙耧天歌》的生命强度的来源。
她对逃避苦难的尤石头毫不留情的斥责，同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一切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重担。比如尤石头的亡灵第一次出现时：“她冷丁儿从地上抓起镰刀，朝前扑了几步，挥着镰把疯了样朝男人尤石头的身上打起来。”村人告密使女儿嫁不出去，她的诅咒之粗、硬、直、毒令人胆寒。临死前在看不起他们家的人家的门楼下唱歌，颇有“女中豪杰”式的英武。这一形象代表了中华民族一直引以为傲的坚韧不屈，但与尤石头“女强男弱”的模式又有挑战传统观念的意味。
（三）拯救从自戕开始
全文的最高潮无疑是尤四婆“掘坟熬骨”，和让尤石头叫屠夫杀死自己救儿女的两个“震惊”场景。惨烈的言语“把刀子磨快些。四傻的病最重，取下我的脑子趁热熬成汁儿给他喝。大妞、三妞的病轻些，把我的头骨从中间分开，用生白布包上三次放在桌子上，待四傻脑子稍有灵醒了，他会给他大姐、三姐送去的”和淡定果决的语气形成强烈对比，并顺着这震惊的余威问出更令人心惊的问题：“这疯病遗传。你们都知道将来咋治你们孩娃的疯病吧？”
意即：“人要拯救自己，须从折磨、戕害自身开始；且折磨、自渎得愈是彻底、残忍，获救的希望就愈是明朗，心灵也愈发充实，也愈能赢得人的尊敬。”生命绵延，苦难不息，自戕不止。人在永无止境的救赎中消解着生命意义，给作品笼上悲怆的色彩。苦难与身体的叙事，成为作家以后一直坚持的创作特色。
以上三条深层逻辑，之后贯穿于阎连科大部分神实主义的创作中，成为其个人标志。
三、结语
阎连科作为一个作家，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提出了创作理论，无疑是出于一种深沉的忧虑和对历史责任的自觉承担。当下中国的写作，自然无法摆脱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却不可因借鉴和吸纳而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神实主义”的提出，即是为了理解超现实部分的中国意义。阎连科生于由盛转衰的河南，与传统文化既联系又松动，既继承又叛逆，这为他向内追寻的个人化书写创造了精神力量。本文试从《耙耧天歌》浅探神实主义理论从孕育到建立、阎连科个人风格从确立到发展的轨迹，确信更多作家自我超越、“神实主义”更加繁荣的时期应该到了。
注释：
王尧，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实主义”——《发现小说》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2版，第306-309页。
阎连科，《褐色桎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阎连科，《发现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62页。
同上，第98页。
阎连科《耙耧天歌·大校·乡村死亡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48页。
同上，第11页。
同4，第178页。
同4，第166页。
同4，第155页。
陈晓明，“震惊”与历史创伤的强度——阎连科小说叙事方法探讨，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同6，第5页。
同6，第17页。
同6，第11页。
同6，第11页。
同6，第65页。
同6，第68页。
李丹梦，极端化写作的命运——阎连科论，南方文坛，2006年6月刊
参考文献：
[1]王尧.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实主义”——《发现小说》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3（6）.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9.
[3]阎连科.褐色桎梏[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31.
[4]阎连科.发现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0.
[5]阎连科.耙耧天歌·大校·乡村死亡报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6]陈晓明，“震惊”与历史创伤的强度——阎连科小说叙事方法探讨[J].当代作家评论，2013（5）.
[7]李丹夢.极端化写作的命运——阎连科论[J].南方文坛，2006，6.
关键词：阎连科；神实主义；《耙耧天歌》；《发现小说》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主流，但阎连科无疑是一位一直试图摆脱、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家。2003年，《寻求超越主义的真实》孕育了“神实主义”理论的内核，2011年《发现小说》则正式宣告了“神实主义”的诞生。由此，有研究认为“《受活》则是滋生‘神实主义’，同时也是最初实践“神实主义”的篇章”。我以为非也，一个理论的建构必定是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摸索而来，由模糊渐渐清晰，而非凭空确立理论再进行实践。事实上，“神实主义”在阎连科更早的创作中便已有迹可循，《耙耧天歌》便是极佳的例子。
一、“我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神实主义的诞生
阎连科自称为“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写作的叛徒”。然而在他创作的早期也有过“瑶沟系列”等传统的、写实的乡土创作，但其中平实老派的现实主义手法并没有赢得读者的青睐，也不足以表达阎连科真正想表现的、具有他个人特色的、强烈的生命张力。这样“不满”、失落的情绪促使他与传统的创作手法决裂，发扬“瑶沟系列”中“向内追寻”的因素。到了“耙耧系列”，粗、硬、劲、直的风格趋于成熟，理论上即确定了“神实主义”创作的推动因素——内真实。
此时，阎连科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和当下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的巨大差异：“当代文学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体现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并加以观念上的消解，这些往往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设定的内容。”如此受“新意识形态”约束的现实主义描写的“真实”，《发现小说》将之理解為“控构真实”和“世相真实”，止步于描摹现实而无法深入探索。其情节的推动因素多是类似于19世纪的西方文学的“全因果”，由创造“典型环境”（外真实）而表现“典型性格”（内真实）。由此反观阎连科的创作，差异十分明显：“耙耧山脉”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的“大淖水乡”一样，是作家创造的“精神故乡”，“作家必须有他的精神的故乡。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作品永远透出一种属于作家自己的精神…作家精神的故乡，不一定都是他真正的家乡”，更并非时代的“典型环境”；其中的人物也总有一股倔强劲直的精神，坚持个人理想至于“认死理”的地步，体现的生命强度远远高于现实中常人的平均水平，显然也非“典型人物”。
如此，阎连科创作与“现实主义”的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发现小说》又进一步推翻了批评者对他“魔幻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的评价，而提出“神实主义”。至此我们才发觉之前的评价之所以“贴近”而不“妥帖”，是因为忽略了阎连科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内真实”，这使他的作品区分于寓言、神话、想象、神话，完成了“超越”。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变形”这一荒诞因素作为空穴来风的“因为”，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的“所以”——反映了金钱社会的人情冷暖。“让格里高尔变为甲虫，不是故事的目的，而是故事展开的原因。”阎连科小说中自然也不乏荒诞因素，如阎连科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亡灵叙事”，如《和平殇》中的“我”，《天宫图》的路六命等，人物虽然死了，但仍像生前一样可以行动、说话、思考，却比普通人多了知晓过去、未来或其他信息的能力，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全知视角，这就自然让人联想到作为“半因果”代表的马尔克斯。在他的创作中，“一方面，魔幻神奇的因果关系中，都有拉美现实或传统文化的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有怎样的依据，情节在生活真实的原则上又是完全的不可能、不允许出现那样无限夸大的结局。一方面，令人惊异的情节与变故，都是现实生活中决然没有的；但另一面，现实生活和过往历史中，虽然绝对不可能，却又总有‘绝对真实’的蛛丝马迹存在着。”于是大量带有魔幻色彩的现象，如亡灵回家、出生带有猪尾巴的人、雷梅卡可以借助毯子随风而去……这些因素推动着故事的展开，或者说，去掉这些魔幻因素，故事将无法进行下去。
由此再看阎连科的小说，才看出他神秘、神奇、神经的“神实主义”的与众不同来。将《耙耧天歌》与它们对比，我以为十分典型。“尤石头”在阎连科塑造的一众亡灵中是很特别的一个，他的出现并非为创造全新的视角，也不是为了获得陌生化的效果，甚至不是故事的主角（主角应为尤四婆），更谈不上能反映什么社会现象，这便与《变形记》不同；人/鬼交流的确有一些现实或传统文化的依据，虽说在现实中全无可能，但在传说、民俗，或是一些所谓的“算命先生”、“神婆”口中，又或是一些科学尚未能解释的现象里，我们又仿佛能捕捉到“绝对真实”的蛛丝马迹。然而“尤石头”身上的神秘因素有《百年孤独》中的神秘因素那么高的地位吗？如果没有“尤石头”，故事便不能再进行下去吗？答案恰恰相反，推动《耙耧天歌》故事发展的，几乎是尤四婆一己之力量，而尤石头却是知道漫长的苦难无法避免便选择逃避，将全部的重担压在尤四婆身上而再也无法帮忙，因此只能接受尤四婆泼辣锐利的训斥：“看我有啥用？能帮我种地吗？能帮我挑水吗？能帮把谁家吃不完的粮食给我偷回一袋吗？”而毫无辩驳的余地，只能在墙角流泪：“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哩。”“神秘因素”唯一一次起作用，是尤石头帮助尤四婆找“全人”吴树，却也只是起“帮助”的作用。
“尤石头”身上的“神秘因素”的存在似乎反是为了证明“神秘因素”对现实生活的无用，“鬼怕人”、“人”对鬼“呼来喝去”，我以为这正是强调尤四婆身上体现的：“人之灵魂、生活之精神、现实中几乎无法感知的逻辑之血脉”的作用，这正是神实主义的内因果之“核”，推动着小说故事与人物的演进与变化，“透过‘神’的桥梁，到达“实”的彼岸，那种存在于彼岸的‘新的现实’和‘新的真实’，是今天奉行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和揭示的真实与现实。” 二、《耙耧天歌》之“新的真实”
阎连科之所以提出“神实主义”，也是深感于西方文学方法和中国本土经验水土不服。神实主义“既汲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创作经验，又努力独立于二十世纪文学的种种主义之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生根和成长。”不单是为更深刻地认识荒谬复杂的人与社会，而在“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下将人与世界视为一体，内因果的深层逻辑的确立与确准是使之区别于现代主义，且向内不懈探求才能保持对生活敏锐的慧识，从而揭示深层的真实。
我由此来看《耙耧天歌》，以为正是“尤石头”这一带有神秘因素的亡灵，使小说深深扎入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人鬼交流”这一打通阴阳的叙事手法，其渊源远可追溯至巫史文化，中可以至《洛神赋》（其故事背景为“洛水”，恰在河南一带，“人神对话”与“人鬼交流”意味颇似，我以为或受其影响），近又有《聊斋》。从这一脉络可以看出，人与“神/鬼”的距离不断拉近，差别不断缩小。无论是“神降为人”还是“鬼升为人”，都是为了“实”，为了“人”，强调人的“内真实”。那推动《耙耧天歌》情节发展的“内真实”又是什么呢？
阎连科小说的推进，往往会以“震惊”的场景标志重要的转折。人物“几乎是充电般（ 电击般） 地经历着某一时刻，那一时刻让他们的生命突然严重偏离生活。但是，这就是主体历经创伤性时刻，从而获得自觉的时刻，也是人物意识到自我的使命、境遇、责任的重大时刻。”此时，内真实产生并开始推动故事发展，多个内因果的并举便使神实主义从寓言、神话等形式中超拔而出。《耙耧天歌》“震惊”场景背后，我以为有三条深层逻辑：
（一）人类原始的生命蛮力
其中又有两种力量：一是三妞、四傻的原始本能，如性、饿、渴。三妞和四傻的乱伦行为是尤四婆开展一系列行动的起因，“娘，我想有个男人哩，想像大姐二姐那样有个男人搂着睡觉哩。”“想要一个全人哩。不是瘸子。也不是独眼龙。是一个好男人，还不让我下地掰蜀黍的那男人。”此外，“饿”使四傻让好吃懒做的吴树将家里洗劫一空，“渴”又将四傻唤醒，完成尤四婆对子女的拯救。
支撑尤四婆“不撞南墙不回头”为傻女儿找个“全人”的，是“母爱”；而尤石头在家人身边流连的原因，当为“父爱”。“你再难也要把孩娃们养大成人哩，他们成家立业了，你就有好日子过了哩。”这对父母所有的倔强、坚韧、超现实因素之所以显得合理，都是因为这一“内真实”的存在。
（二）挣脱和反抗苦难的强韧生命力
尤四婆的泼辣勇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主要原因就是她面对变故、苦难从未被击垮的韧劲，且毫不避讳地宣泄自己的不满和反抗，这是《耙耧天歌》的生命强度的来源。
她对逃避苦难的尤石头毫不留情的斥责，同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一切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重担。比如尤石头的亡灵第一次出现时：“她冷丁儿从地上抓起镰刀，朝前扑了几步，挥着镰把疯了样朝男人尤石头的身上打起来。”村人告密使女儿嫁不出去，她的诅咒之粗、硬、直、毒令人胆寒。临死前在看不起他们家的人家的门楼下唱歌，颇有“女中豪杰”式的英武。这一形象代表了中华民族一直引以为傲的坚韧不屈，但与尤石头“女强男弱”的模式又有挑战传统观念的意味。
（三）拯救从自戕开始
全文的最高潮无疑是尤四婆“掘坟熬骨”，和让尤石头叫屠夫杀死自己救儿女的两个“震惊”场景。惨烈的言语“把刀子磨快些。四傻的病最重，取下我的脑子趁热熬成汁儿给他喝。大妞、三妞的病轻些，把我的头骨从中间分开，用生白布包上三次放在桌子上，待四傻脑子稍有灵醒了，他会给他大姐、三姐送去的”和淡定果决的语气形成强烈对比，并顺着这震惊的余威问出更令人心惊的问题：“这疯病遗传。你们都知道将来咋治你们孩娃的疯病吧？”
意即：“人要拯救自己，须从折磨、戕害自身开始；且折磨、自渎得愈是彻底、残忍，获救的希望就愈是明朗，心灵也愈发充实，也愈能赢得人的尊敬。”生命绵延，苦难不息，自戕不止。人在永无止境的救赎中消解着生命意义，给作品笼上悲怆的色彩。苦难与身体的叙事，成为作家以后一直坚持的创作特色。
以上三条深层逻辑，之后贯穿于阎连科大部分神实主义的创作中，成为其个人标志。
三、结语
阎连科作为一个作家，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提出了创作理论，无疑是出于一种深沉的忧虑和对历史责任的自觉承担。当下中国的写作，自然无法摆脱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却不可因借鉴和吸纳而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神实主义”的提出，即是为了理解超现实部分的中国意义。阎连科生于由盛转衰的河南，与传统文化既联系又松动，既继承又叛逆，这为他向内追寻的个人化书写创造了精神力量。本文试从《耙耧天歌》浅探神实主义理论从孕育到建立、阎连科个人风格从确立到发展的轨迹，确信更多作家自我超越、“神实主义”更加繁荣的时期应该到了。
注释：
王尧，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实主义”——《发现小说》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2版，第306-309页。
阎连科，《褐色桎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阎连科，《发现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62页。
同上，第98页。
阎连科《耙耧天歌·大校·乡村死亡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48页。
同上，第11页。
同4，第178页。
同4，第166页。
同4，第155页。
陈晓明，“震惊”与历史创伤的强度——阎连科小说叙事方法探讨，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同6，第5页。
同6，第17页。
同6，第11页。
同6，第11页。
同6，第65页。
同6，第68页。
李丹梦，极端化写作的命运——阎连科论，南方文坛，2006年6月刊
参考文献：
[1]王尧.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实主义”——《发现小说》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3（6）.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9.
[3]阎连科.褐色桎梏[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31.
[4]阎连科.发现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0.
[5]阎连科.耙耧天歌·大校·乡村死亡报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6]陈晓明，“震惊”与历史创伤的强度——阎连科小说叙事方法探讨[J].当代作家评论，2013（5）.
[7]李丹夢.极端化写作的命运——阎连科论[J].南方文坛，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