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丽前个月去了趟泸沽湖，回来见到我就直嚷嚷：“我原来还以为你家泸沽湖很纯朴呢，实际上太乱了，那些浙江人、福建人什么不敢做，卡拉OK、酒吧、发廊，太乱了，你怕要说说呢！”“我说哪样？我又不是领导！湖边那个村子早就乱了，你怎么不去里头的村子，那里才好玩啊！”“我一个人怎么敢去，你倒会说！”
　　小丽头发一甩，留下一串高跟鞋的声音给我，也留下一连串问题：为什么去泸沽湖回来的人都嚷着说泸沽湖变了，乱了，找不到纯朴了？
　　不能否认，很多去泸沽湖的人是想寻找桃花源、理想国、或者香格里拉之类的乌托邦。这可能是一种怀旧，一种失去了自我后的寻找，或是生活在都市的烦杂忙乱中，想寻找一份野性或平和，寻找一点荒凉、一份田园牧歌。这些都无可厚非，问题是：你自己享受着所有现代文明带来的方便和好处，甚至玩腻了，反而要求泸沽湖保持那份过去，保持古老的苍茫和原始，以便你去参观，这种心态怕要不得。而对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泸沽湖如何发展，在发展中不要失去自己，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如何磨合，可是要当回事的。
　　这使我想起那个离泸沽湖18公里的村子，我曾在那里呆过一阵，有些事情回想起来还蛮有意思。
　　
　　“旅游要来了吧”
　　
　　扎实村，在摩梭语中是新村的意思，也有人解释为“洪水袭过的”村。而据老人们说，这村先前不叫扎实，叫“高地”，是上村的意思。村中最古老的“斯日”（氏族）是萨巴家族，在这个村中居住已经有7代人，以25年算一代的常规计，萨巴家族在此居住应该已有170年的历史。
　　


　　扎实村有71户人家378人，村民基本上由萨巴斯日和舍日斯日2个氏族构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母系村落。村里有20余户人家保持着母系文化，即家中以母系血缘为主体，由母亲担任“达布”（家庭主管），没有父系成员，家庭成员都属一个祖母或外祖母的后代，实行“暮合晨离”的走婚制。村里还有30余户，属于母系父系并存的家庭，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或者村民结构的改变，两代人实行着不同的婚姻模式，比如：母亲一辈如果只有姐妹没有哥弟，家中缺劳力，姐妹中的一个就招一个男人入赘，成为夫妻，这样，父系母系2种亲属制度就并存于一个家庭中。也有的人家是母辈实行传统的“走婚”，但子女中如果只有男性，没有女性传人，于是，家中的一个儿子就要娶妻进门，如果几弟兄都只想走婚，那只有从亲戚家过继一个女孩来承袭家庭的“香火”。从母系父系并存家庭中，不难发现摩梭文化选择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一切以家庭发展的需要为前提。村里还有10户人家是一夫一妻制家庭，有的是受外来文化影响，年轻人愿意另立门户，有的则是外民族迁入本村。
　　扎实村除了保留着较为丰富的多形态家庭和婚姻形式外，还保留着古老而完整的民居，村民住的都是典型的木楞四合院，而不像有些旅游热点村那种变了味的木楞房。在扎实村，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建筑结构，家居设施，都保留着浓郁的母系家庭色彩。扎实村的佛教文化也比较兴盛，80%的村民信教，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俗称“花教”）。
　　摩梭人聚居的永宁坝，由于海拔、气候等原因，坝子周围的很多山岭树木稀少，除了庄稼泛青的季节外，其他时间都显得比较荒凉。但扎实村是个例外，村中古树茂密，村背后还有着几百亩的栎树林，一年四季都绿树成荫。生态环境能保护得好，是因为这个村历史上就有保护生态和合理利用资源的习惯。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拥有丰富的文化和生态资源的缘故吧，笔者每次进村，有些老人，也有的年轻人总是问我：“旅游什么时候来？”他们把旅游想成是说来就来的一回事，实际上，他们没有发现，旅游已经到了家门口——在村中心已由旅游局修了一个场地，叫做“歌舞场”，很明显，这是为游客表演歌舞的场地，而不是村人需要歌舞而修建。按习惯，摩梭村落中唱歌跳舞都在自家院坝中，谁家有小孩举行成丁礼，或老人过世，就在谁家举行，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扎实村的村口，还修了一道木楞门，说是村标，似乎其他村就没有了，听说是一个公司拿公家的钱搞的，这让人意识到一种变味了的文化幽灵在游荡，可村人却丝毫不觉。村人看到的是旅游热点落水村的繁荣，他们看见了四层的木楞房，如织的游人，花花绿绿的钞票，看见了电视、手机。但他们没有看见家庭越分越小，没有看见传统的服装变成了工作服（在落水村只有接待游客时穿民族装），他们也没有看见金钱带来的苦恼和矛盾。所以，他们在翘首盼望旅游。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如果用别人的图表解释生活，我们将越来越孤独。贫困不是好东西，这谁都知道，但是，在那里，我们可以共享一块土地，共享一缕阳光和一眼清泉，共享人情的温暖，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决定，但是，如果有一天，一切都要依赖于旅游，那命运也就交出去了，让游客主宰的生活恐怕也不太美妙。但是，面对还在贫困线上的乡亲，我这些大道理是渺小的，弱不禁风的，我只能对他们说：“旅游要来了吧。”
　　
　　二车拉姆的经历
　　
　　还没有哪一个摩梭女人像二车拉姆那样，在我心中留下那么大的心理落差，她令我吃惊，又令我愤怒，最终，我理解了生存、文化、身份这些字眼的重量。
　　记得是在2001年，我到扎实村住了一个星期，临走时，一个老“阿乌”（舅舅）找到我说，他的外甥女大学毕业一年了，在一个香港人开的公司工作，没有任何消息，希望我回昆明后去看看她。我满口答应了老阿乌，说心里话，由于家庭文化的影响，少有摩梭女孩能走出去，大学毕业后能在外企工作，这个女孩可不简单，我一定要去看看的。
　　回到昆明，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那个公司的电话，又转了多少道弯，才终于找到二车拉姆的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惊出我一身冷汗。
　　“喂，你是二车拉姆吗？”
　　“Hello, I’m Helen。”
　　我以为打错了电话，她又一串叽哩咕噜的英语。我说我听不懂，她才改用普通话。
　　“对不起，我以为是外商打过来的电话。”这话我怀疑，我是用标准的云南方言说的。令我想不到的是，我用她的摩梭名字称呼她，可她直截了当地说，“你还是叫我Helen吧，我已经习惯了。”跟她说起她舅舅，她的家人，可是，十分明显，她的语气不像接电话时那么热情，总是以“是吗？是吗？”敷衍我。挂电话前，她说：“我现在很忙，这样吧，今晚在昆都的蓝岛，我们聊聊。”
　　都市的夜晚是年轻人的，夜幕刚刚来临，昆都已经乱得不能再乱，给人感觉擦一根火柴就会点着了的沸腾。蓝岛还算有情调，放着古典的音乐，加上灯光的烘托，有些梦幻，一个打扮时尚的女孩在酒吧的角落朝我打招呼，我想一定是她了。刚坐下，我估计她会问一些家里的事，又一次出乎我意料，她一开口就谈WTO，似乎对世贸组织的情况很熟，之后，谈了一大串坝贝尔、周杰伦、孙燕姿、辣妹，我根本搞不清这些人是模特、歌星还是舞星，也不知是哪里的人，搞过些什么，看来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了，心里在想：又一只准备用颜色染白的乌鸦要起飞了，试图混入鸽群，但愿别遇到太多的风雨，不然，颜色被雨水冲刷后，这只不白又不黑的花乌鸦，可能遭遇尴尬——鸽群不认同，乌鸦群也不认可。
　　


　　正准备找个借口脱身时，她叹了口气说：“家乡太落后了，没有文字，又不会说普通话，什么都不懂，幸好我出来了，毕竟在外面有机会，我找男朋友，也绝不找摩梭，他们没有远见，只会想着家乡，真没劲。我要是能出国就好了。”听着她的一番感慨，我想起她那个火塘边的母亲，想起那个供她上大学的舅舅。
　　那天分别后，我在想：她在大城市刚刚立足，有很多困难，特别对于一个走出大山的女孩的确不容易，她试图抹去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掩盖一切的过去，融入主流文化所认可的一切商业的、事业的、人生的道德观。这与我们毕竟是不同了，我们在融入主流的同时，还要顾及边缘，心中永远无法舍弃家乡、亲人的那份情结。而更年轻的人，她们要轻松多了。
　　世上的事有时就那么巧合，一年后，我在永宁那条显得十分寂寥的红土山路上碰到了她。她打扮得依然时尚，特别是那条紧身露肚的红色牛仔裤，在显得有点枯萎的山坡上十分的灿烂。与她交谈后才知道，她被那家香港公司辞了，四处奔走还是找不到工作，情绪十分的低落，回家乡休闲一段时间，她叹口气说：“竞争太激烈，太残酷了。每年那么多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想起来都害怕。”
　　我的眼前又浮现起那个双手摆弄着摩托罗拉侃侃而谈WTO的女孩，我真希望她永远不要泯灭那份热情、那份自信、那份冲闯。想安慰她几句，终究找不到什么词。而且这个时候，切忌不能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毕竟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精神筋骨的女孩。
　　第一次听到她赞美家乡，她说：“还是家乡好，乡亲们没有那么多的欲望，知足常乐，人与人的关系很亲近，没有那么多的算计，不像我们活得累，实际上，争来争去，结果都是有伤的人。”我感觉到她内心的一种疲惫。她这个年龄的人，不该有这份太过的成熟。我真想问问她，今后的打算，可欲言又止，谁也无法去替别人生活。生活是一段一段去过的，每一步路都要靠自己走，别人实在帮不上忙。
　　


　　那天晚上，我借宿村长家，村长告诉我，村里有几个女孩，18岁就去了民族村，有昆明的、桂林的、深圳的……几年下来，民族村换人了（那些单位是吃“青春饭”的，不会养中老年人），她们回到家，农活不愿干，生活不习惯了，村里的小伙子也看不上了，几个人又约着出去，转了一圈找不到工作又回来，住了一两个月，实在呆不住，最近又走了，不知去哪里。我想，她们可能会像候鸟一样漂泊一段时间，等到该成家了，才可能认命。
　　出走还是留下，我真不知道哪一种好。
　　民族的文化呢，恐怕也是如此，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人都在改变，文化能不变？“生存还是死亡”的确是个问题。
　　
　　女儿国的“第一场”诉讼
　　
　　永宁法庭，可能是世界上最寂寞的法庭，由于摩梭人母系社区和特殊的亲缘关系，除了一些村与村之间争水，或者牲畜进了庄稼地的纠纷外，解放以来，一直没有产生过一例摩梭人两性关系的诉讼。
　　听说永宁法庭发生了第一次两性之间的诉讼，我很感兴趣，就去找法庭的人了解情况。原来，这场诉讼也不是离婚和强奸之类的，原因发生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我第一次见到原告拉措时，想到的是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拉措长得很漂亮，也很健谈，丝毫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说，本来这个事是可以商量的，但男方家那些姐妹有点欺人，所以，她要通过法律解决。
　　原来，拉措有个女儿，2001年考上了大学，但是，拉措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当过兵，负过伤，复员回来后，基本不能干重活；姐姐是个老实人，只会干一些农活，全家的生活完全靠她一个人团团转。女儿考上大学后，学费都是向亲戚借的。为此，她愁得不行，希望女儿的生父能帮点忙，因为女儿的父亲家比她家富，一年拿几千元钱应该没有问题。可是，男方家不干，按照摩梭的习惯，拉措和情侣之间是走婚关系，走婚的双方，孩子归女方，由女方的舅舅抚养，男方只养他的外甥；再说，男方的财产是共有的，不是某个人的，家庭的大开支要经过全家协商。协商结果是男方的姐妹都反对，这样，拉措的情侣也无奈。拉措告诉我，她气不过的是，男方的一个妹妹居然说：“解放前，学喇嘛的到拉萨，没听说过让父亲家出钱，解放后，那么多人读书，也没听说过让父亲一方担一份，只有你家才特殊”。拉措一气之下，起诉了男方。本来，她们两家过去从来没有红过脸，相处都还不错，为了女儿的前途，她说只有豁出去了。
　　我知道，按照《婚姻法》的规定，虽然拉措和男方没有领过结婚证，但他们之间是事实婚姻，所以，拉措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了。
　　


　　果然，没有几天时间，法庭就判决了拉措胜利，并且规定男方要承担女儿学费、生活费等费用的一半。虽然拉措蠃了，但她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本村以及邻村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说，这是破天荒的事，摩梭没有这样的规矩，这是故意吃人；有的说，拉措有道理，父亲应该为孩子负责，持后一种看法的年轻人居多。拉措面对着很大的压力。
　　我似乎感觉到了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正在撞击着扎实村，那些古老的母系家庭，恐怕难以承受时代的洗刷，怎么调整，怎么磨合，怎么构建一种新的支撑点，已经非常真实地摆在了他们面前，无论是为了生存的选择，还是选择生存的方法，都是一个个绕不过去的槛。
　　我再次离开了那个村庄，但留给我的思索却无法停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欢乐，一个村子也有自己的和谐与躁动。任何把摩梭人的社区想像成桃花源的都是幼稚的，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地方，关键是我们怎么应对矛盾，解决矛盾。摩梭人也有自己的悲欢离合，只不过他们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解决方式罢了。
　　许多人都说那里的生活是个谜，我从不这样认为，那是另一个文化圈的人所感觉的；许多人都认为那里很神秘，而摩梭人决不会认为自己的地方是神秘的，神秘的永远是那些过客，或者其他生活圈的，没有一个摩梭人会说：“我们的村子太神秘了。”那个村子的山水土地，一缕炊烟，一个人的咳嗽，一个蹄迹，一声孩子的啼哭，他们都耳熟能详，何神秘之有？但愿我们都沉下心来，贴近活着的人，活着的历史，或者正在发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