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鹏在上一期专栏中质疑了存在很长时间的一个说法：公司人不堪生活压力，逃离北上广，回到二线城市发展。他用机会成本分析方法分析了可能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付诸行动者与心动之间的比例也不超过1/20。我觉得他可能还高估了这个比例。我们以前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共识是：需要调查一下；而记者不管是看身边人还是去公司了解，感觉都廖廖无几。
　　所以，这一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提及公司派驻中国雇员因为不堪忍受北京的空气、上海的水污染而纷纷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去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几位记者采访了不少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采访者大多都是到了5月还在中国工作的人，所以得出的结论可能有所偏差，但从这些反馈看来，并没有传言那么在乎。
　　了解的过程总是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有派驻中国员工认为中国职场不再被看作一个特殊经历，派到北京、上海跟芝加哥或者巴黎没有什么两样。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新信息：如果反过来看，对于中国的本土员工来说，他们的本土经验也有助于未来的职业拓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员工在全球范围内就业也说明了这一点。
　　意外收获还包括，就如同中国的父母会热衷于不惜代价选择学区房一样，他们选择离开中国的第一位的理由通常也是子女的教育、医疗和健康这些问题。所以，前一段有媒体以国际学校入学率下降为论据来证明外国人正在大逃离，这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这可能更应该被视作一个高度集中的局部。有趣的一点还包括，对于在污染严重的中国工作生活表示最大担忧、并且往往成为这些员工最大压力源的，也是他们的父母。与前面提到的“逃离北上广”这样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更会发生在他们的子女教育和健康面临困境的时候。
　　这个封面故事最后看起来很乐观。其一是被采访者传递的正面信息超过我们的预期，其二是他们对于未来似乎信心更足。我觉得有一位被采访者说得很好，中国现在不缺钱，技术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并非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用新能源替代火力发电应该不难。
　　我也觉得不难。北方污染普遍认为火力发电是罪魁祸首，但中国的能源问题受制于垄断企业的利益，受制于火力发电所形成的庞大的、同时势力惊人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我们至今看到的就是成熟的核能源在中国一直像是在试点，没有打算成为我们的新能源首选。面对污染源的解决，甚至很难说有一个哪怕是敷衍的时间表：从十二五规划看，全社会用电消费总量预计每年增长8%，但非化石能源供应和消费比例则以不超过3%的速度增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让人乐观的规划。
　　它也体现在被采访者普遍的乐观预期—从发现问题严重到解决问题，20几年的时间应该足够了。在人的心理感觉上，20几年时间通常会给人一种“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漫长感觉。但是，如果是从现在回溯过去，20几年也差不多就是弹指间—如果不正视问题，或者拖延而不解决，在呼吁或者等待之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贻误的是我们的环境，是人们的美好期待，当然还有乐观者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