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书这件事不只是现在才折磨学子，古人早就经历过。从凿壁偷光的匡衡到映月读书的江泌，从囊萤映雪的孙康到牛角挂书的李密，寒窗苦读数十年并非奇事。司马光曾经说过：“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茫茫求学路，背书从来都是不能避免的差事。
　　历史作为一个需要大量记忆的文科专业，背书自然是常事。学历史的学生，最头疼的是要记忆大量的人物、时间、事件、地点等。为了记得准确，我们历史专业学子穷尽了方法和手段。
　　公元1234年，蒙古大军攻灭金朝，“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喊着口号跑着步，就把金朝灭亡时间给记住了。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同清王朝决裂。背书时，我们便假設太平军人人有“一把武艺”（1851），且个个都是光棍单身（1月11日），这样才能心无旁骛地参加反清运动。1851年1月11日这个时间被印入脑海。
　　枯燥的历史时间用这样的方式逐渐变得鲜活。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5月5日，“1818”谐音“一巴一掌”，“55”谐音“呜呜”，合起来马克思的诞辰日就成了“一巴掌一巴掌打得资本家呜呜直哭”;马克思卒于1883年，那便是“一爬就爬上了山”，寓意马克思“出道即巅峰”的状态。
　　在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部分重大科技成就时，一连串的时间又给了我们编成歌谣的素材。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4和1967年我国先后成功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蛋白，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稍加整合，歌谣诞生：“57武汉，桥通天堑;64、67，惊世两弹;65记住，牛胰岛素;70苦干，卫星上天。”
　　除了时间，编排历史人物和地点的顺口溜也让人乐在其中。我们用“东西南北到中间，齐秦楚燕赵魏韩”记忆战国七雄的名称和方位，用“广厦福宁上”排列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开放的通商口岸。
　　除了贯口歌谣，取谐音也是背书的一大窍门。太平天国在永安封王建制时，天王洪秀全册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人多头衔也多，该如何记忆？那就分别取一个字，东杨肖西云南北韦翼石，连在一起就是“东杨肖西云南北韦一石”，取其谐音“东洋消息云南北纬一石”，就成了“东洋那边传来消息，在云南北纬有一块石头”的意思，一下就记住了。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五位，如何准确快速地记住领导者是谁？我们取每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刘贺叶朱周”，再取其谐音“留荷叶煮粥，”意为“留着荷叶煮粥”。
　　1922年，苏联成立，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外高加索是最初的四个加盟共和国。如何记住这一点？仍是各拿首字、取其谐音，“乌外白鹅”便衍生了出来。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家陈天华写有两部著作《猛回头》和《警世钟》，联起来，便是“一个叫陈天华的人猛回头撞响了警世钟”。一边背着书，一边便做起转头动作，嘴里同时发出嗡嗡的钟声响，画面简直不要太美妙。
　　21世纪初的那几年，歌手周杰伦唱了一首歌《爱在西元前》，里面开头“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至今已三千七百多年”。一首歌顿时让这部来自两河流域、用楔形文字撰写的法典火遍了大江南北。以至于在大学的世界古代史课堂，当老师问到“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全班同学齐齐回答“《汉谟拉比法典》”，搞得专业课老师很无奈。
　　其实，早在古巴比伦王颁布《汉谟拉比法典》之前，西亚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大概在现在的伊拉克摩苏尔至巴格达一带，新月沃土的文明中心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的君主就已经颁布了《乌尔纳姆法典》，这才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为了便于记忆，我们把周杰伦的歌词改为“古西亚王朝颁布了乌尔纳姆法典，它如今虽已成残片，但却是最早的法典”，唱着唱着，也就记下了来。
　　这就是当年学历史时那些痛并快乐着的背书岁月。虽然随着时光流逝，很多历史典故慢慢地被遗忘在了脑后，但某一天，当我站在了北京金中都公园内，脑海中会突然想起“一二三四、蒙古灭金”的旧事。当我在国家博物馆古西亚文明展馆内看到古乌尔第三王国的碑文拓片，嘴角也会不自觉地哼起《爱在西元前》修改版的调调。
　　责任编辑：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