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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虽然采用纪实手法拍摄，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天水围灭门惨案”的真相，但是由于影片文本本身所表现的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主题的深刻性，而使得对它的多层次解读变得可能与合理。文章将分别从社会学和个体的人的角度对影片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力求挖掘出隐含在文本表面之下的寓意。
关键词： 许鞍华 社会 隐喻 香港 欲望 天水围
当人们每每为许鞍华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里弥漫的温馨沉醉时，她又用另一部作品《天水围的夜与雾》（2009）山呼海啸般地搅乱了人们内心的那份平静。《夜与雾》（缩写）是一部用数码影像呈现的电影，即电视电影，因题材背景与同样是先由数字制作再转作胶片的电影《日与夜》（缩写）一样，故此被称为姊妹篇。《夜与雾》采用纪实与故事搬演两种形式进行综合表现，一边对“灭门案”的涉案人员进行访谈和询问，一边演绎“灭门案”的缘由与结局。力求全面、公正地把事实真相呈现给观众。
为什么许导把影片的故事背景锁定在“天水围”呢？恐怕除了本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原因之外，导演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毕竟“天水围”这个蕴含太多话题与文化想像的地方，自有名字以来就是香港媒体关注的对象之一。历史上的天水围是一个群居着香港底层人士和大陆偷渡者的地方，生活的境遇可想而知。现阶段，香港政府对其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效，至少在居住条件上来说，算是似模似样。但是，人的生活居住条件有所改善未必精神素质就对应提高。毕竟这是个拥有太多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恰恰为中港相互渗透提供了方位上的隐喻。
一、影片文本中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隐喻关系。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将结构主义符号学引入了对于社会文化状况进行扫描与阅读的策略和方法之中。在其著作《神话学》中，他提示我们不能把目光仅放在表层现象上面，而应该从表征角度和符号意指角度理解意义乃至其背后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和操作原理。“隐喻/转喻是一切文化产品最基本的符号组织方式，是表征的基本手法和策略，许多文化编码和意识形态话语正是用此方式渗入其中，值得研究。”［１］因此，可以说当电影文本表现个体的人时，它同时也在表现整个社会，即个体与社会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个体的人在文化系统中成为一个符号。“符号言说意义的功能不是由自然赋予的，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和现实等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特定的符号系统意味着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需要特定的符合系统与之相适应。”［2］从许鞍华导演《疯劫》、《投奔怒海》开始，就显示了她作为一个电影作者对于社会各方面问题的强烈关注，她用她的影像世界来投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因此我们作为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不仅仅是在看电影表现的个人，而且在观看这社会，尤其是导演所发现的社会问题。
《夜与雾》中，四川妹王晓玲如愿地嫁给了香港男人李森，嫁进了香港，并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姊妹。但是他们的结合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之上，王晓玲（及妹妹）向李森提供了情欲满足，李森则向王晓玲及其家人提供了物质欲望的满足，比如盖新房、给生活费等，颇具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法则的意味。但是这场貌似公平的交易最后何以变成了一宗灭门惨案呢？许导可能更想让观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种构成成分的家庭中？
这就不得不说曾经的香港承载了太多人的文化想像，它对于大陆，尤其是贫困偏远的乡村，是一个“道路由金砖铺成的天堂”。但是当你真正亲历其中时，却被笞得遍体鳞伤。社会中到处充满了歧视，一边欲望不断膨胀，一边又不思进取，抱着“搵食啫，犯不着动情”［3］的心态。而大陆妹及其家人呢？在经济条件无比匮乏的情况下，物质欲望却同样无限制地膨胀。要发展就要向先进的榜样“学习”，那么对于习惯了交易的榜样来说，她有什么资本与之相交换呢？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发现只有身体是可供利用和出卖的。面对今天这样的局面，王晓玲有什么好说的呢？她也只能对李森说“没有你，我没有今天！”
王晓玲的介入破坏了原来李森家庭的完整性，她先是用身体这种性欲投射体占据了李森的视野，完成了对于家庭贫困的“拯救”，同时也促成了自身欲望的实现——情感与物质的享受。然而所谓孤掌难鸣，李森与王晓玲一拍即合，说明是李森的欲望恰好与王晓玲的欲望相媾和才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动作。更加不幸的是李森在享用王晓玲身体的同时，还痛恨着她本身所具有的“姿色”和欲望。
这一切恰于香港与大陆之间构成了一组隐喻关系。
从经济角度上看，香港回归之后，特别是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大陆与香港的紧密合作，促成了香港某种程度的经济复苏，但是除了经济复苏之外，还有些难以言说的阵痛，比如经济结构因此要做出的调整和适应。大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这无疑是它与香港合作最有利的条件和“武器”，但也正是因为这廉价又丰富的资源在满足了香港需求的同时，催生了它无比贪婪、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与依赖。香港开放的市场经济为大陆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范本，但是香港却没有大陆如此这般的资源，一旦大陆的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对香港来说必定是一个威胁，这一点从上海、深圳等城市与香港的激烈竞争来看，已经是不容回避的话题。“内地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增长之后，香港人开始失去信心，怕被内地的城市取代，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萧条景象，更为重要的是，积极进取的香港人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香港政务司长的许仕仁指出，‘我们必须正视香港被边缘化的问题’。此后，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的论调弥漫香港社会之中。”［4］
从社会人员构成的角度来看，随着香港与大陆地区各种交流的日益频繁，香港的社会人员构成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比如文体服务业、娱乐业的人员构成，大陆来港就业的人士明显增多，而且还有不少高层次、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导入。虽然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引入了合理竞争，但毕竟香港的资源和岗位有限，原港民的恐慌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可以说上至传媒界的高层，下至妓女，都对原港民的岗位带来威胁。
从文化角度来看，香港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会慢慢并入或者至少要适应大陆的文化氛围与国家政策，毕竟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却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些转变所带来的痛苦。这个至今仍保留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文化所呈现的原本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里，它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与利润。这几乎为影片振聋发聩的结局作出了明确指示，李森不仅杀死了王晓玲，连他们的亲生女儿也不放过，就是在无法实现自己膨胀到极点的欲望时，抱着一种同归于尽的态度来解决问题。这就更加发人深省。
当“灭门”惨案发生之后，香港整个社会震惊了。但是如果不是之前，从社会司法部门到福利部门的漠视，从主流意识形态到底层大众观念的麻木，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因此对于个体的关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就是整个社会的隐喻。
二、影片文本中的个体仅作为个体的人。
也许上述强制性的文本解读，难免会被人认为有阐释过度的地方，但是“许多影响深远的阅读观念都有一个指导性的思路：文本无法脱离读者而独立存在。……没有读者的解释参与，文本就没有丝毫意义。与此同时，读者的解释又取决于她（他）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因为可供采用的阅读方法（也就是理解世界的主导方式）随阅读环境而改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最终的解释，因为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大批重要的符号都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5］我们不但可以这样解读，而且也完全可以抛开这个社会背景，回到个体的层面来理解《夜与雾》，即仅仅探寻其中的人性表达。
关键词： 许鞍华 社会 隐喻 香港 欲望 天水围
当人们每每为许鞍华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里弥漫的温馨沉醉时，她又用另一部作品《天水围的夜与雾》（2009）山呼海啸般地搅乱了人们内心的那份平静。《夜与雾》（缩写）是一部用数码影像呈现的电影，即电视电影，因题材背景与同样是先由数字制作再转作胶片的电影《日与夜》（缩写）一样，故此被称为姊妹篇。《夜与雾》采用纪实与故事搬演两种形式进行综合表现，一边对“灭门案”的涉案人员进行访谈和询问，一边演绎“灭门案”的缘由与结局。力求全面、公正地把事实真相呈现给观众。
为什么许导把影片的故事背景锁定在“天水围”呢？恐怕除了本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原因之外，导演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毕竟“天水围”这个蕴含太多话题与文化想像的地方，自有名字以来就是香港媒体关注的对象之一。历史上的天水围是一个群居着香港底层人士和大陆偷渡者的地方，生活的境遇可想而知。现阶段，香港政府对其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效，至少在居住条件上来说，算是似模似样。但是，人的生活居住条件有所改善未必精神素质就对应提高。毕竟这是个拥有太多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恰恰为中港相互渗透提供了方位上的隐喻。
一、影片文本中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隐喻关系。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将结构主义符号学引入了对于社会文化状况进行扫描与阅读的策略和方法之中。在其著作《神话学》中，他提示我们不能把目光仅放在表层现象上面，而应该从表征角度和符号意指角度理解意义乃至其背后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和操作原理。“隐喻/转喻是一切文化产品最基本的符号组织方式，是表征的基本手法和策略，许多文化编码和意识形态话语正是用此方式渗入其中，值得研究。”［１］因此，可以说当电影文本表现个体的人时，它同时也在表现整个社会，即个体与社会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个体的人在文化系统中成为一个符号。“符号言说意义的功能不是由自然赋予的，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和现实等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特定的符号系统意味着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需要特定的符合系统与之相适应。”［2］从许鞍华导演《疯劫》、《投奔怒海》开始，就显示了她作为一个电影作者对于社会各方面问题的强烈关注，她用她的影像世界来投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因此我们作为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不仅仅是在看电影表现的个人，而且在观看这社会，尤其是导演所发现的社会问题。
《夜与雾》中，四川妹王晓玲如愿地嫁给了香港男人李森，嫁进了香港，并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姊妹。但是他们的结合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之上，王晓玲（及妹妹）向李森提供了情欲满足，李森则向王晓玲及其家人提供了物质欲望的满足，比如盖新房、给生活费等，颇具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法则的意味。但是这场貌似公平的交易最后何以变成了一宗灭门惨案呢？许导可能更想让观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种构成成分的家庭中？
这就不得不说曾经的香港承载了太多人的文化想像，它对于大陆，尤其是贫困偏远的乡村，是一个“道路由金砖铺成的天堂”。但是当你真正亲历其中时，却被笞得遍体鳞伤。社会中到处充满了歧视，一边欲望不断膨胀，一边又不思进取，抱着“搵食啫，犯不着动情”［3］的心态。而大陆妹及其家人呢？在经济条件无比匮乏的情况下，物质欲望却同样无限制地膨胀。要发展就要向先进的榜样“学习”，那么对于习惯了交易的榜样来说，她有什么资本与之相交换呢？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发现只有身体是可供利用和出卖的。面对今天这样的局面，王晓玲有什么好说的呢？她也只能对李森说“没有你，我没有今天！”
王晓玲的介入破坏了原来李森家庭的完整性，她先是用身体这种性欲投射体占据了李森的视野，完成了对于家庭贫困的“拯救”，同时也促成了自身欲望的实现——情感与物质的享受。然而所谓孤掌难鸣，李森与王晓玲一拍即合，说明是李森的欲望恰好与王晓玲的欲望相媾和才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动作。更加不幸的是李森在享用王晓玲身体的同时，还痛恨着她本身所具有的“姿色”和欲望。
这一切恰于香港与大陆之间构成了一组隐喻关系。
从经济角度上看，香港回归之后，特别是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大陆与香港的紧密合作，促成了香港某种程度的经济复苏，但是除了经济复苏之外，还有些难以言说的阵痛，比如经济结构因此要做出的调整和适应。大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这无疑是它与香港合作最有利的条件和“武器”，但也正是因为这廉价又丰富的资源在满足了香港需求的同时，催生了它无比贪婪、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与依赖。香港开放的市场经济为大陆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范本，但是香港却没有大陆如此这般的资源，一旦大陆的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对香港来说必定是一个威胁，这一点从上海、深圳等城市与香港的激烈竞争来看，已经是不容回避的话题。“内地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增长之后，香港人开始失去信心，怕被内地的城市取代，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萧条景象，更为重要的是，积极进取的香港人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香港政务司长的许仕仁指出，‘我们必须正视香港被边缘化的问题’。此后，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的论调弥漫香港社会之中。”［4］
从社会人员构成的角度来看，随着香港与大陆地区各种交流的日益频繁，香港的社会人员构成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比如文体服务业、娱乐业的人员构成，大陆来港就业的人士明显增多，而且还有不少高层次、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导入。虽然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引入了合理竞争，但毕竟香港的资源和岗位有限，原港民的恐慌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可以说上至传媒界的高层，下至妓女，都对原港民的岗位带来威胁。
从文化角度来看，香港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会慢慢并入或者至少要适应大陆的文化氛围与国家政策，毕竟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却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些转变所带来的痛苦。这个至今仍保留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文化所呈现的原本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里，它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与利润。这几乎为影片振聋发聩的结局作出了明确指示，李森不仅杀死了王晓玲，连他们的亲生女儿也不放过，就是在无法实现自己膨胀到极点的欲望时，抱着一种同归于尽的态度来解决问题。这就更加发人深省。
当“灭门”惨案发生之后，香港整个社会震惊了。但是如果不是之前，从社会司法部门到福利部门的漠视，从主流意识形态到底层大众观念的麻木，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因此对于个体的关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就是整个社会的隐喻。
二、影片文本中的个体仅作为个体的人。
也许上述强制性的文本解读，难免会被人认为有阐释过度的地方，但是“许多影响深远的阅读观念都有一个指导性的思路：文本无法脱离读者而独立存在。……没有读者的解释参与，文本就没有丝毫意义。与此同时，读者的解释又取决于她（他）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因为可供采用的阅读方法（也就是理解世界的主导方式）随阅读环境而改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最终的解释，因为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大批重要的符号都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5］我们不但可以这样解读，而且也完全可以抛开这个社会背景，回到个体的层面来理解《夜与雾》，即仅仅探寻其中的人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