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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是个书痴，半年前把自己多年的读书心得汇编成了一本《读书毁了我》。沈昌文为这本书题序说："看到王强著文介绍的洋书《书之爱》，我更加恍然大悟：世间真有高人，连这样的书也能发掘出来！"还说自己退休以后，常去"实践王强的主张-亲自去旧书店踏勘"。
我们之所以和王强对话，是借他读书之力、专业背景、人生阅历，寻找商业世界里更多的人文关怀，而不是单纯依从商业逻辑，去谈商业事件。
我们谈最近热议的柳传志讲"在商言商"，谈票房大获成功的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推崇的价值观引起的争议，谈马云"正确的决定"风波，也谈新东方上市之后的能量，无论聊什么，他都会用辩证的西方哲学解释和评论。
他说，按照柏拉图的哲学，企业家有自己的"正义"，即"一个人在他灵魂的理性的引导下，按照它内在的天性，寻找到了一个完全符合他天性能够完成的那件事，他就是正义之人"。按中国道家哲学来讲，就是顺"德"而行，顺应个人的力量和美德，完成个人的使命。
王强说，做企业的正义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并做到极致，"如果乔布斯去竞选总统，导师们都想成为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想成为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想成为指点江山的一个人，整个是倒置的，按照柏拉图理论，这些都是非正义之人。"
从新东方到真格基金，王强把多年来建立的对规则和原则的认识，提炼、升华到对商业世界的"常识"和"理性"的总结。如今，他和徐小平搭伙做真格基金，实际上，也是在商业活动中践行"常识和理性的回归"。
"正确的决定"与契约精神
Q：你说要"读书只读一流的书，做人只做一流的人"。我想知道在你的标准里什么算是一流的人？
A：在我的心目中，一流的人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最重要的。所谓的"正确"我觉得应该是打引号的，因为正确根据每个人的现实生存的体验，他对正确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我理解，这个正确如果是属于他自己，并且又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在很多的场合下，他这种正确性和现实碰撞的时候，常常会感到无力、绝望，甚至是挫折感。
但是如果说，他认为他所坚信的正确是有人性价值的，那么他应该坚持不懈。这个正确性就变成了他对抗现实中所谓其他价值的一个有力的抗衡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都强调的，言行合一和知行合一。
这样的人走出的轨迹一定和芸芸众生有所区别。他所遵循的价值，带有人性的光芒和力度，无所畏惧地一直向前走下去，构成了一个轨迹。这样的人，就是在我心目中一流的人。
Q：近期在商界，柳传志抛出了"在商言商"的言论；王石因为曾成杰的案子，公开在微博上"检讨重庆事件"，为自己曾经的懦弱行为表达忏悔，在你的这种价值观下，他们两个算不算一流的人呢？
A：一流的人，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我所谓的一流的人，往往是生命轨迹已经结束了。把他们放在一个历史的纬度里面，我们才能够综合来考量，他的信念和他的行为，包括他的言行，究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Q：你所提到的这个正确让我一下衍生出好几个跟现实结合的问题。马云最近提到，作为一个公司的CEO，无论阿里巴巴事件还是支付宝拆分，他说那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决定。他用了正确这个词，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带有引号的正确。所以我也想问你，你认为，正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A：我觉得很少有人能跳出自己思维的场域，来做出一个违反他思维常态的决定。对马云来说，他的逻辑是完全成立的。放在阿里的场域里，面对这种契约精神，他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很难说，因为我们并不是执行者。如果你坚信契约至上，可能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你认为契约并不重要，那宁愿为了企业的生存，而丢掉契约精神。
我在这里不想谈什么正确与错误，这和绝对的善恶评判无关，不像善恶问题可以下个结论。
Q：那在你的生命历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激烈的碰撞？
A：迄今为止我内心还是比较坚定的。因为在我的价值系统中，原则、契约、共识，无论这个共识是什么，只要达成形式上的共识，我愿意用生命来维护。我宁愿牺牲其他，比如说友情，来成全前者。
Q：面对缺乏游戏规则的现实，你对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A：我1996年回中国来做新东方，当时我每次到一个十字路口，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是没有游戏规则的，任何开车的人，都认为自己有先行的权利。当混乱的秩序影响到你自身利益的时候，你就会对规则、原则、契约有了来自生命内心的呼唤，这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探索。
回到阿里的VIE事件，我很难去谴责马云。为什么呢？这个VIE结构本身是一种很荒唐的结构，这是现在中国的商业环境所特有的，为什么你的公司不能直接到海外上市呢？美国的公司，都可以在海外直接上市，如果中国股市推国际版，美国和你玩儿VIE，中国政府愿意吗？这是制度的一个大缺陷。所以我不认为VIE从精神上来说是真正的契约，它是一个临时的、不合理的约定。放在终极意义上来说，它是不应该存在的，不放在终极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假的。新东方俞敏洪前一阶段也被VIE搞了一下，股价从19块跌到9块钱。老外也够奇怪的，上市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假的了，你怎么当时敢买，一谈VIE事件就跑了呢？
马云有苦难言，如果你们认为，VIE是契约的话，他必须责无旁贷把支付宝注入，但是从逻辑上，这个平台没有办法注进资本市场，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你把支付宝拿到海外，这和中国金融政策完全一致。所以马云违背这种契约精神吗？
我不愿意把任何一个行为，简单地做一个善恶的表态。你只有懂得他深层的一个状态，甚至在他自己都表述不清楚的时候，大家才能知道他有没有合理性。因为现在中国金融没有开放，你让马云怎么做？要不就关掉阿里不做了！那阿里作为一个企业它的责任在哪儿呢？作为一个企业，他就是要养活他所有的员工，它的淘宝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商家。所以从更终极的意义来说，阿里巴巴的使命是社会的使命。 我们必须把VIE事件放在马云经营的生命轨迹中去看，究竟问题在哪儿？他的困惑在哪里？他不坚持，背后深刻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理解恐怕才是我们需要的。现在中国社会有两个方面需要补课：一个是常识，一个是理性。中国需要启蒙，就是要得到常识，回归理性，这两个有了，你的判断才能接近我所理解的正确。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中缺失的东西。
由己及人的商业部落
Q：你刚才举的交通的例子，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那个调侃的中国式过马路。就是一群人凑一堆就可以过，不管红绿灯。
A：我觉得中国现在体现出来的所有文明层次的问题，不完全是人性。换句话来说，文明就是要不断驯化人性的过程，这个才是文明。
我们开始倡导规则，因为这是所有人共同的需求，如果你不排队，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效率，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要站出来说话。规则呼应了人的普遍需求，同时逐渐地与规则互动，并成为自己的一个行为准绳的时候，文明的迹象就开始出现了。
孟子说，衣食足才能谈礼节，这个我一直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所以当务之急在中国，没有时间空谈。应该让年轻人有梦想，按照游戏的规则、透明的规则、合理合法的规则来往前走，不仅仅和他们的个人梦想有关，同时也历练他们的能力。比如说，让他们组建一个公司，解决了更多人的需求，这样的微部落聚合在一起，就汇成了一种新的现实。
这是我和小平做真格基金的哲学思考。为什么叫真格？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商业社会现在最缺的核心东西，就是诚信、透明、规则。这是我们向往的东西。让这些年轻的人，从做企业的时候就明白，我们认为的人类向好的价值、有用的价值，来推动他们往前走，我们认为他们汇集到一起会改变局部的商业生态。
我们投资的年轻人，越来越没有我们那一代的负担。他们想问题用好一点的话说是简单；用更好一点的话说，其实是没有沉重的人性负担；用再好一点的话来说，是越来越和世界范围内的游戏规则、契约吻合了。从一个方面看，他可能是更"自私"了，以自我为中心。但这恰恰是好事。《蜜蜂的预言》说，自私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也常常说：家和万事兴，说的就是自私。因为每一个人都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以后，他汇成一个家才能"和"，他"和"了以后，才有一个力量往前推进。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企业家的"自私"与正义
Q：你刚才提到自私的好处，但是你不觉得它和你所提倡的真善美是相矛盾的吗？
A：不相矛盾。所谓自私是什么？就是要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再去指点江山。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什么意思？古人读书怡情，现在的学者，自己读读书就想教化别人。
因此这个世界，你看谁都可以指出外面更好的东西，但是回到了自身，我很难发现周围有令我感动的这种人，因为他的目标都是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最怕什么青年导师，因为我自己都还没有修炼到那个地步呢，我自己还处在VIE结构中呢。中国很多的问题，我们把自私给完全否定了，提倡大公无私的结果就是把人性的东西变得太抽象了，抽象到你在个体当中很难实现。
再回到自私，当然自私是被否定了的概念，我想为它稍微正点名，自私就是要回到你自己。佛教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古希腊两千年的文明，在德尔菲神庙上就写的："Know yourself"，认识你自己，认识整个人生命全部的目的。苏格拉底之前就说，"Know yourself"就是整个西方智慧的起点。
Q：你在美国时接触过安·兰德的理论吗？也是提倡自私的美德。
A：我觉得自私要重新界定，自私是要回到你自己，在你自己的问题解决好的情况下，你再去辐射周边，它实质上是要维持这个社会的和谐。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谈正义，我读了十几年，忽然意识到柏拉图正义说的就是个人的问题。他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城邦的治理，一个哲人王是怎么管理和治理城邦的。但是他回答了什么叫"正义之人"，这个非常重要。我今天要为自私正名。放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意义是一样的。柏拉图在《理想国》所谓的正义之人，就是一个人在他灵魂的理性的引导下，按照他内在的天性，寻找到了一个完全符合他天性能够完成的那件事，他就是正义之人。这句话非常深刻。
换句话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钉鞋匠，你要永远想着钉好鞋子，因为城邦需要你钉鞋。钉马掌的人，你就钻研钉马掌的技术，如果你让国王来钉那不行，让邦主来钉那也不行，因为那是你最擅长的。那些天生有领导力的人，你千万不要放在那个钉鞋的位置上。你如果说，我要亲民，我要钉鞋，那就不正义了，因为你天生就是要感召的，就是要引领的，他天生就要钉马掌的。他钉了这个马掌了，你一去战场，就是攻城略地。他说在城邦中，如果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正义，那这个城邦就找到了正义，这是一个正义的城邦，这句话非常深刻，没有多少人能跳出政治哲学来谈现实。
Q：这也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理念，"告别企业家，迎接产品家"。我们界定的产品家，就是我们界定的钉马掌就是要钉到极致，把它给钉好。
A：乔布斯不是一个虚存的肉体或者象征，他是通过一个具体的iPhone、一个iPad，这种具体的产品做到了极致状态，你觉得他引领了现实，改变了现实。成为一个产品家是一样的，他找到了正义，因为这个是他最擅长的。如果乔布斯去竞选总统，导师们都想成为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想成为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想成为指点江山的一个人，整个是倒置的，按照柏拉图理论这些都是非正义之人。
任何一个成功的公司，可能是由一个细而微的产品来引发的，和以前那些由一个庞大的机构来推一个产品刚好相反，这是我看到了现在商界的潮流变化。我以前讲过，有人问我说，王老师，现在的企业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我说，以前的企业就是从你出发，去寻找别人，去寻找消费者。这个时代如果你是正确呼应了用户的需求，他们会来找你。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所谓正义的企业家是什么，他如果是呼应了市场真正的硬性需求，他应该把这个硬性需求，无论是服务，无论是体验，他把它做到极致，他的大业一定会鼎盛，这是经商，或者说是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法则。换句话说，一个企业家在这个方面应该自私一点，自私是什么？他首先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需要去指点江山。
疏导，而不是顺应人性的欲望
Q：不知道你看没看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外媒称，《小时代》思想之低俗以及完全缺乏自知之明十分惊人，但也似乎是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全面物质化的产品。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7月16日文章称，人们完全猝不及防，就被这部明目张胆地炫耀财富、魅力和男权，表现"女性就想要这些"的电影惊呆了。你怎么看这个时代的物质化？
A：这声音发自美国看起来很奇怪，从物质角度说美国是最物质化的，思想只在象牙塔中，普遍由商业性笼罩。如果这是来自以美国这样一个商业文化导向或者物质文明为突出特点的国家来谈这个现象，我想它确实过火了。
回到了一个文学家的正义来说，如果你写出了一个著作，只是呼应了人性暂时的某种需求，这是善还是恶？这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如果你忘了作为文学家应该引领人的精神提升，那这个正确与否就不用判断了。当然我这么说，他的粉丝就给我几个板砖了，但是我也不怕。他只是满足人性最浅层次的欲望的直接诉求。而人文是什么？人文全部的终极目的是疏导人的全部欲望，无论是艺术还是绘画、雕塑、音乐、体育、电影、文学，我认为他们的共性是人性的提升，包括美术设计、产品设计，他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疏导人性的欲望，甚至教育人性的欲望，而不是顺应人性的欲望，如果顺应人性的欲望，这就是荷尔蒙导向的兽性。
Q：但90后就是喜欢他这一套！
A：作为90后的偶像，你在历史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非常重要，因为你有话语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韩寒是有社会良知的，我不知道他书写的怎么样，但是我看他的博客，看过很多篇，去台湾时我和他在一个访问团里，我看到他关心的是社会问题。
中国，是一个全面物质化的地方了，很多领域都缺乏常识和理性。就郭敬明来说，如果他具备常识和理性的话，他会选择传递这样一种价值观吗？在日本，商业文化也非常发达，像香港、台湾都有这种情况，但他们的作品都是跟欲望背道而驰的。我们看台湾的片子，往往觉得它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在台湾任何一部又叫座又好看的电影都与人的心灵有关。
人们如果能够意识到，有关人文的所有领域的东西，实际上不仅是疏导人的欲望，同时又有驯服人的欲望和野性的这种功能，同时又能教育这种欲望，我觉得这是在完成一种人文关怀。
商业的常识和理性
Q：从新东方退出后，从外部视角去看新东方这几年的发展，你如何评价？
A：我对老俞个人的期待，是让他"回归"，让他做一个产品家，不是企业家，而是回归到产品上来。
我认为新东方并没有完成上市的真正目的。在我看来，上市融资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功能，但新东方是不需要融资的。新东方当时为什么必须上市？因为这是商业的必然。如果在纽交所或纳斯达克挂牌，它会迅速成为全世界的品牌。
当时我们给新东方起的代码是"EDU"。这个想法很大胆。
纽交所说，在他们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只给过一家公司，让他们用行业术语作为公司的代码，就是"DNA"，美国一家巨大的生物工程公司。如果让新东方用"EDU"，你们就成为了世界的，如果你们成不了世界的，等于毙掉了有人成为世界的可能。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教育培训公司？为了促成这个案子，纽交所批了一个特例，新东方成为了纽交所几百年来第二个可以用行业术语做代码的公司。
本来这是一个通向世界的途径，但是新东方上市以后，除了获得巨大的市场品牌，变成家喻户晓的品牌，并没有继续完成资本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并购。
靠不靠资本市场是两个逻辑。如果没有上市，不借助资本的力量，靠自己来发展可以，因为你用的不是公众的钱。但如果你进入资本市场，你用的是公众的钱，一定要按照公众市场的规则来发展，那发展就必须快，企业有机地生长就不行了，必须通过并购优质的资产，不断让现在从事的领域扩大，再扩大，这是资本市场的规律。
但是老俞进入到资本市场上，完成了融资这个单一的功能，新东方成为全世界最瞩目的一个培训公司的品牌和广告效益之后，他并没有按照公众募集的逻辑往前走，换句话说就是新东方到目前为止没有做过一笔令人瞠目结舌或者大吃一惊的大手笔并购。
新东方在资本市场上比国内其他教育培训机构早跑了四年，按道理说，如果当时把他们收购了，再加上并购其他的留学公司，把新东方的理念和管理带进这些公司，说不定它就成为一个更加强壮的，既有专注，同时又涵盖这个专注的各个侧面的深度产品。
但是老俞，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更多的是个人原因，也许他对资本市场的恐惧，或者是对新东方快速发展的失控的感觉，没做出有效的并购。
拿徐小平的话来说，我也同意，新东方就永远失去了在培训市场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大的火车头的机会。接下来怎么玩，必须靠老俞更加艰难或者更加有效的管理，才能够维护，因为新东方和竞争对手的差距在拉近。
Q：你有没有觉得他身上缺少了你说的常识和理性？
A：他有常识，他也有理性，但是他的常识和理性，是属于他个性的。我刚才说回归常识和理性，就跟契约精神是一样的，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老俞的常识是：教育是求稳的，资本是求快的。
在我看来如果不进入资本市场，做小王国是可以的，那是你自己的常识；进入了资本市场就必须去理解资本市场的常识和理性是什么，只有你的常识和理性与资本市场对接、重合，或者深刻理解，你才能决定要么进去，要么出来。
常识是common sense，用英语说更恰当，common是共通的、共同的，不是individuel opinion，否则只是opinion，柏拉图说，那只是意见。 我始终坚信一点，如果每一个企业家都在自己的领域，按照游戏规则、按照企业精神、按照对顾客的诚实度去做，如果每一个企业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话，汇在一起就是大的常识和理性，这个现实就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式合伙人"
Q：民间调侃"中国合伙人"的路径发展都是"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到同归于尽"，你经历了新东方"三驾马车"的解体，又跟徐小平再次组合，你觉得中国式合伙人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
A：《中国合伙人》电影里汪洋有一句台词说，"千万不要和你朋友合伙开公司"，而我现在的观点是，你要想成就大业，一定要和你最好的朋友去做！但是一定要把友情第一时间里锁在规则和理性的笼子里。
从终极意义上，友情与合伙人根本没有关系，合伙人的意义发生在精神的深处，在契约的深处，在对事件的终极判断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怎么做可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是无论如何也会产生争议的问题。
如果第一时间把友情用理性的近乎冰冷的规则去驯服它，和欲望是一样的，最后友情就会超越一般性的契约关系，反而会在企业最危机的关头，成为一个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我们在新东方做的这十五年，就是在践行这一点。
现在新东方并不是散伙，我和小平出来做真格基金，不是世俗上理解的合伙人解体了，上市了，我们变现了，就不跟老俞了，或者老俞不带我们了，没有这么庸俗。
从技术上来说，这个结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2004年在新东方治理的问题上，全部股东通过一个方案：除了老俞，所有股东回归到公司拥有者的位置。
在此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兼三职，既是公司的拥有者，又是VP、CEO，又是董事，换句话说，拥有、战略和执行在一个人身上，十分混乱。
所以在没有新东方上市前景的前提下，我们做了这个决定，董事会、管理层、股东各自归位，拥有者只站在拥有者的位置说话，决策者在董事局说话，执行者在董事局外，然后互相监管，股东们来验证战略制定是不是走歪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今天我跟你谈的"归位"，就是回归常识和理性。
我和小平的行政职务在那次会议之后就全部没了，没有谁剥夺谁，这是大家理性的决定。我们当时就只有一个功能-董事局，对新东方重大战略进行辩论。
到了2006年，新东方上市了。上市之前CFO建议按照纽交所的监管规定，董事局应该有三分之二是独立董事。于是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都是董事会的决议，内容是如果新东方在2006年9月7日能够成功地在资本市场上市，我们将启动新的董事会，新的董事会在之前已经选出；另一个决定是，如果没有成功地上市，这个决定就废掉，维持原有董事会。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在上市的那一刹那，我和小平的行政功能、决策功能都自然终结了，这里头没有任何权力的问题，不是老俞赢了，把我们甩掉了，也不是我们不带老俞玩了。
2006年9月7日，上市钟一敲，我和小平整整十年做新东方的历史使命完结，既没有行政职位，也没有决策职能，和公共市场的普通人一模一样，因此我们俩那时候经历过一个心理的适应期，因为摆脱不了和其他股东一样的状态。
我应该是管老俞的人，启发他、教育他的人，那一两年非常痛苦。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坚持在新东方这个平台上，一直走到2010年。从2006年9月7日上市，到我跟老俞提出我从此不参加任何新东方的活动，整整隔了四年。这四年我每年以大概将近二百场的规模给新东方做讲座，面对大学生，而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一分钱的讲座费，只管我机票和酒店，没有发给我任何期权和奖金，三无。
真善美的价值
Q：你们基金起名叫"真格"，强调人格的重要性，这很少见，我很想知道你跟别人介绍其内涵时，别人都是什么反应？
A：别人认为这个离企业很远。但这的确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商业，产生的核心与社会的契约是不谋而合的。
Q：你和徐小平都做过"一个不会赚钱的人关于赚钱的思考"，你们如何将这个思考深化到 "真格"基金的操作上？
A：最好的投资者的定位是什么？就是当别人判断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应该判断得应该更加精准，所以现在"真格"的业绩不错。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看人、看潜能的能力。
当年我们投小龙女"世纪佳缘"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颠覆传统的婚介，开放了一对一百万的选择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婚姻自由。都说互联网上谈恋爱不靠谱，我们倒觉得互联网上谈恋爱更靠谱！
我始终认为，当你选择是正确的，当你真正发现了有潜力的企业，当企业家非常"自私地"沉浸做事把它做成最精彩的时候，资本、财富的回报就是他的副产品，这是任何企业的规律。
Q：我非常认同你说的，一旦人身体里有真善美这三样东西，在社会上走向现实中，人就不会轻易地被世俗的所谓流行的价值、暂时的价值，甚至非常糟糕的价值轻易扭转。但今天人从哪里把真善美注入自身呢？师生关系都变质了，没走到他自己有能力读经典时，价值观就被扭转了。
A：这是现在中国现实中提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说我们宣传的这些价值，人性普遍认为很美好的价值，它在中国现实中很难实现，换句话说最尖锐的问题是，现实不是这样，我教我孩子，那将来他没有任何机会了。
真正对孩子未来好的家长，真正对人性有希望的人，应该舍弃最直接的利益而追求相对似乎不直接的利益。
换句话说，宁可拥抱真的、善的和美的这些终极价值，而不是为了暂时的现实获得就让自己的生命里全部打上这样的痕迹，因为这样的痕迹其实我觉得离自杀不远。
中国的现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这仍然与中国转型有关，从一个完全的集权的、所谓集体的、所谓分市场的这么一个政治经济环境，突然向一个逐渐开放的、市场化的、关心个人的这么一个文化迈进，它的中间灰色地带一定是先出现，慢慢才会缩小，这是一样的。因为我对历史的发展有盲目的信念，如果让我说我觉得中国教育最好的东西，我倒觉得是这个，在大家觉得灰暗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能老看现在这个东西，往远看！
从长远来看，中国现在的问题实践、做比说更重要，因为从做的过程中大家才能够理解你在说什么。
大家都要归到正义之位上，你产生思想就产生思想，做事的人就做事，千万别倒置了，最怕的是做事的人花一半的时间谈思想，谈思想的人不谈思想，去做事，结果两个出来的产品都是半吊子，思想不会产生领引世界的思想，产品不会产生影响世界的产品，就这么简单！
我和小平做真格基金很开心。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他想做事情，我们能够让他起步，加以努力，加以幸运，加以各种因素汇集起来，他能够做成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并且在这个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去精通人性，理解人性，疏导人性，并且教育他本身，提升他自己的人生。那么这个由无数小的微观构成的环境，就像构筑一个比较好的大环境的种子，在我们看来，中国商业的基因就可能把人向好的、良性的方面去转化。
我们之所以和王强对话，是借他读书之力、专业背景、人生阅历，寻找商业世界里更多的人文关怀，而不是单纯依从商业逻辑，去谈商业事件。
我们谈最近热议的柳传志讲"在商言商"，谈票房大获成功的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推崇的价值观引起的争议，谈马云"正确的决定"风波，也谈新东方上市之后的能量，无论聊什么，他都会用辩证的西方哲学解释和评论。
他说，按照柏拉图的哲学，企业家有自己的"正义"，即"一个人在他灵魂的理性的引导下，按照它内在的天性，寻找到了一个完全符合他天性能够完成的那件事，他就是正义之人"。按中国道家哲学来讲，就是顺"德"而行，顺应个人的力量和美德，完成个人的使命。
王强说，做企业的正义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并做到极致，"如果乔布斯去竞选总统，导师们都想成为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想成为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想成为指点江山的一个人，整个是倒置的，按照柏拉图理论，这些都是非正义之人。"
从新东方到真格基金，王强把多年来建立的对规则和原则的认识，提炼、升华到对商业世界的"常识"和"理性"的总结。如今，他和徐小平搭伙做真格基金，实际上，也是在商业活动中践行"常识和理性的回归"。
"正确的决定"与契约精神
Q：你说要"读书只读一流的书，做人只做一流的人"。我想知道在你的标准里什么算是一流的人？
A：在我的心目中，一流的人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最重要的。所谓的"正确"我觉得应该是打引号的，因为正确根据每个人的现实生存的体验，他对正确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我理解，这个正确如果是属于他自己，并且又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在很多的场合下，他这种正确性和现实碰撞的时候，常常会感到无力、绝望，甚至是挫折感。
但是如果说，他认为他所坚信的正确是有人性价值的，那么他应该坚持不懈。这个正确性就变成了他对抗现实中所谓其他价值的一个有力的抗衡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都强调的，言行合一和知行合一。
这样的人走出的轨迹一定和芸芸众生有所区别。他所遵循的价值，带有人性的光芒和力度，无所畏惧地一直向前走下去，构成了一个轨迹。这样的人，就是在我心目中一流的人。
Q：近期在商界，柳传志抛出了"在商言商"的言论；王石因为曾成杰的案子，公开在微博上"检讨重庆事件"，为自己曾经的懦弱行为表达忏悔，在你的这种价值观下，他们两个算不算一流的人呢？
A：一流的人，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我所谓的一流的人，往往是生命轨迹已经结束了。把他们放在一个历史的纬度里面，我们才能够综合来考量，他的信念和他的行为，包括他的言行，究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Q：你所提到的这个正确让我一下衍生出好几个跟现实结合的问题。马云最近提到，作为一个公司的CEO，无论阿里巴巴事件还是支付宝拆分，他说那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决定。他用了正确这个词，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带有引号的正确。所以我也想问你，你认为，正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A：我觉得很少有人能跳出自己思维的场域，来做出一个违反他思维常态的决定。对马云来说，他的逻辑是完全成立的。放在阿里的场域里，面对这种契约精神，他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很难说，因为我们并不是执行者。如果你坚信契约至上，可能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你认为契约并不重要，那宁愿为了企业的生存，而丢掉契约精神。
我在这里不想谈什么正确与错误，这和绝对的善恶评判无关，不像善恶问题可以下个结论。
Q：那在你的生命历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激烈的碰撞？
A：迄今为止我内心还是比较坚定的。因为在我的价值系统中，原则、契约、共识，无论这个共识是什么，只要达成形式上的共识，我愿意用生命来维护。我宁愿牺牲其他，比如说友情，来成全前者。
Q：面对缺乏游戏规则的现实，你对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A：我1996年回中国来做新东方，当时我每次到一个十字路口，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是没有游戏规则的，任何开车的人，都认为自己有先行的权利。当混乱的秩序影响到你自身利益的时候，你就会对规则、原则、契约有了来自生命内心的呼唤，这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探索。
回到阿里的VIE事件，我很难去谴责马云。为什么呢？这个VIE结构本身是一种很荒唐的结构，这是现在中国的商业环境所特有的，为什么你的公司不能直接到海外上市呢？美国的公司，都可以在海外直接上市，如果中国股市推国际版，美国和你玩儿VIE，中国政府愿意吗？这是制度的一个大缺陷。所以我不认为VIE从精神上来说是真正的契约，它是一个临时的、不合理的约定。放在终极意义上来说，它是不应该存在的，不放在终极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假的。新东方俞敏洪前一阶段也被VIE搞了一下，股价从19块跌到9块钱。老外也够奇怪的，上市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假的了，你怎么当时敢买，一谈VIE事件就跑了呢？
马云有苦难言，如果你们认为，VIE是契约的话，他必须责无旁贷把支付宝注入，但是从逻辑上，这个平台没有办法注进资本市场，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你把支付宝拿到海外，这和中国金融政策完全一致。所以马云违背这种契约精神吗？
我不愿意把任何一个行为，简单地做一个善恶的表态。你只有懂得他深层的一个状态，甚至在他自己都表述不清楚的时候，大家才能知道他有没有合理性。因为现在中国金融没有开放，你让马云怎么做？要不就关掉阿里不做了！那阿里作为一个企业它的责任在哪儿呢？作为一个企业，他就是要养活他所有的员工，它的淘宝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商家。所以从更终极的意义来说，阿里巴巴的使命是社会的使命。 我们必须把VIE事件放在马云经营的生命轨迹中去看，究竟问题在哪儿？他的困惑在哪里？他不坚持，背后深刻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理解恐怕才是我们需要的。现在中国社会有两个方面需要补课：一个是常识，一个是理性。中国需要启蒙，就是要得到常识，回归理性，这两个有了，你的判断才能接近我所理解的正确。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中缺失的东西。
由己及人的商业部落
Q：你刚才举的交通的例子，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那个调侃的中国式过马路。就是一群人凑一堆就可以过，不管红绿灯。
A：我觉得中国现在体现出来的所有文明层次的问题，不完全是人性。换句话来说，文明就是要不断驯化人性的过程，这个才是文明。
我们开始倡导规则，因为这是所有人共同的需求，如果你不排队，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效率，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要站出来说话。规则呼应了人的普遍需求，同时逐渐地与规则互动，并成为自己的一个行为准绳的时候，文明的迹象就开始出现了。
孟子说，衣食足才能谈礼节，这个我一直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所以当务之急在中国，没有时间空谈。应该让年轻人有梦想，按照游戏的规则、透明的规则、合理合法的规则来往前走，不仅仅和他们的个人梦想有关，同时也历练他们的能力。比如说，让他们组建一个公司，解决了更多人的需求，这样的微部落聚合在一起，就汇成了一种新的现实。
这是我和小平做真格基金的哲学思考。为什么叫真格？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商业社会现在最缺的核心东西，就是诚信、透明、规则。这是我们向往的东西。让这些年轻的人，从做企业的时候就明白，我们认为的人类向好的价值、有用的价值，来推动他们往前走，我们认为他们汇集到一起会改变局部的商业生态。
我们投资的年轻人，越来越没有我们那一代的负担。他们想问题用好一点的话说是简单；用更好一点的话说，其实是没有沉重的人性负担；用再好一点的话来说，是越来越和世界范围内的游戏规则、契约吻合了。从一个方面看，他可能是更"自私"了，以自我为中心。但这恰恰是好事。《蜜蜂的预言》说，自私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也常常说：家和万事兴，说的就是自私。因为每一个人都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以后，他汇成一个家才能"和"，他"和"了以后，才有一个力量往前推进。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企业家的"自私"与正义
Q：你刚才提到自私的好处，但是你不觉得它和你所提倡的真善美是相矛盾的吗？
A：不相矛盾。所谓自私是什么？就是要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再去指点江山。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什么意思？古人读书怡情，现在的学者，自己读读书就想教化别人。
因此这个世界，你看谁都可以指出外面更好的东西，但是回到了自身，我很难发现周围有令我感动的这种人，因为他的目标都是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最怕什么青年导师，因为我自己都还没有修炼到那个地步呢，我自己还处在VIE结构中呢。中国很多的问题，我们把自私给完全否定了，提倡大公无私的结果就是把人性的东西变得太抽象了，抽象到你在个体当中很难实现。
再回到自私，当然自私是被否定了的概念，我想为它稍微正点名，自私就是要回到你自己。佛教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古希腊两千年的文明，在德尔菲神庙上就写的："Know yourself"，认识你自己，认识整个人生命全部的目的。苏格拉底之前就说，"Know yourself"就是整个西方智慧的起点。
Q：你在美国时接触过安·兰德的理论吗？也是提倡自私的美德。
A：我觉得自私要重新界定，自私是要回到你自己，在你自己的问题解决好的情况下，你再去辐射周边，它实质上是要维持这个社会的和谐。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谈正义，我读了十几年，忽然意识到柏拉图正义说的就是个人的问题。他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城邦的治理，一个哲人王是怎么管理和治理城邦的。但是他回答了什么叫"正义之人"，这个非常重要。我今天要为自私正名。放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意义是一样的。柏拉图在《理想国》所谓的正义之人，就是一个人在他灵魂的理性的引导下，按照他内在的天性，寻找到了一个完全符合他天性能够完成的那件事，他就是正义之人。这句话非常深刻。
换句话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钉鞋匠，你要永远想着钉好鞋子，因为城邦需要你钉鞋。钉马掌的人，你就钻研钉马掌的技术，如果你让国王来钉那不行，让邦主来钉那也不行，因为那是你最擅长的。那些天生有领导力的人，你千万不要放在那个钉鞋的位置上。你如果说，我要亲民，我要钉鞋，那就不正义了，因为你天生就是要感召的，就是要引领的，他天生就要钉马掌的。他钉了这个马掌了，你一去战场，就是攻城略地。他说在城邦中，如果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正义，那这个城邦就找到了正义，这是一个正义的城邦，这句话非常深刻，没有多少人能跳出政治哲学来谈现实。
Q：这也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理念，"告别企业家，迎接产品家"。我们界定的产品家，就是我们界定的钉马掌就是要钉到极致，把它给钉好。
A：乔布斯不是一个虚存的肉体或者象征，他是通过一个具体的iPhone、一个iPad，这种具体的产品做到了极致状态，你觉得他引领了现实，改变了现实。成为一个产品家是一样的，他找到了正义，因为这个是他最擅长的。如果乔布斯去竞选总统，导师们都想成为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想成为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想成为指点江山的一个人，整个是倒置的，按照柏拉图理论这些都是非正义之人。
任何一个成功的公司，可能是由一个细而微的产品来引发的，和以前那些由一个庞大的机构来推一个产品刚好相反，这是我看到了现在商界的潮流变化。我以前讲过，有人问我说，王老师，现在的企业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我说，以前的企业就是从你出发，去寻找别人，去寻找消费者。这个时代如果你是正确呼应了用户的需求，他们会来找你。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所谓正义的企业家是什么，他如果是呼应了市场真正的硬性需求，他应该把这个硬性需求，无论是服务，无论是体验，他把它做到极致，他的大业一定会鼎盛，这是经商，或者说是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法则。换句话说，一个企业家在这个方面应该自私一点，自私是什么？他首先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需要去指点江山。
疏导，而不是顺应人性的欲望
Q：不知道你看没看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外媒称，《小时代》思想之低俗以及完全缺乏自知之明十分惊人，但也似乎是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全面物质化的产品。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7月16日文章称，人们完全猝不及防，就被这部明目张胆地炫耀财富、魅力和男权，表现"女性就想要这些"的电影惊呆了。你怎么看这个时代的物质化？
A：这声音发自美国看起来很奇怪，从物质角度说美国是最物质化的，思想只在象牙塔中，普遍由商业性笼罩。如果这是来自以美国这样一个商业文化导向或者物质文明为突出特点的国家来谈这个现象，我想它确实过火了。
回到了一个文学家的正义来说，如果你写出了一个著作，只是呼应了人性暂时的某种需求，这是善还是恶？这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如果你忘了作为文学家应该引领人的精神提升，那这个正确与否就不用判断了。当然我这么说，他的粉丝就给我几个板砖了，但是我也不怕。他只是满足人性最浅层次的欲望的直接诉求。而人文是什么？人文全部的终极目的是疏导人的全部欲望，无论是艺术还是绘画、雕塑、音乐、体育、电影、文学，我认为他们的共性是人性的提升，包括美术设计、产品设计，他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疏导人性的欲望，甚至教育人性的欲望，而不是顺应人性的欲望，如果顺应人性的欲望，这就是荷尔蒙导向的兽性。
Q：但90后就是喜欢他这一套！
A：作为90后的偶像，你在历史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非常重要，因为你有话语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韩寒是有社会良知的，我不知道他书写的怎么样，但是我看他的博客，看过很多篇，去台湾时我和他在一个访问团里，我看到他关心的是社会问题。
中国，是一个全面物质化的地方了，很多领域都缺乏常识和理性。就郭敬明来说，如果他具备常识和理性的话，他会选择传递这样一种价值观吗？在日本，商业文化也非常发达，像香港、台湾都有这种情况，但他们的作品都是跟欲望背道而驰的。我们看台湾的片子，往往觉得它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在台湾任何一部又叫座又好看的电影都与人的心灵有关。
人们如果能够意识到，有关人文的所有领域的东西，实际上不仅是疏导人的欲望，同时又有驯服人的欲望和野性的这种功能，同时又能教育这种欲望，我觉得这是在完成一种人文关怀。
商业的常识和理性
Q：从新东方退出后，从外部视角去看新东方这几年的发展，你如何评价？
A：我对老俞个人的期待，是让他"回归"，让他做一个产品家，不是企业家，而是回归到产品上来。
我认为新东方并没有完成上市的真正目的。在我看来，上市融资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功能，但新东方是不需要融资的。新东方当时为什么必须上市？因为这是商业的必然。如果在纽交所或纳斯达克挂牌，它会迅速成为全世界的品牌。
当时我们给新东方起的代码是"EDU"。这个想法很大胆。
纽交所说，在他们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只给过一家公司，让他们用行业术语作为公司的代码，就是"DNA"，美国一家巨大的生物工程公司。如果让新东方用"EDU"，你们就成为了世界的，如果你们成不了世界的，等于毙掉了有人成为世界的可能。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教育培训公司？为了促成这个案子，纽交所批了一个特例，新东方成为了纽交所几百年来第二个可以用行业术语做代码的公司。
本来这是一个通向世界的途径，但是新东方上市以后，除了获得巨大的市场品牌，变成家喻户晓的品牌，并没有继续完成资本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并购。
靠不靠资本市场是两个逻辑。如果没有上市，不借助资本的力量，靠自己来发展可以，因为你用的不是公众的钱。但如果你进入资本市场，你用的是公众的钱，一定要按照公众市场的规则来发展，那发展就必须快，企业有机地生长就不行了，必须通过并购优质的资产，不断让现在从事的领域扩大，再扩大，这是资本市场的规律。
但是老俞进入到资本市场上，完成了融资这个单一的功能，新东方成为全世界最瞩目的一个培训公司的品牌和广告效益之后，他并没有按照公众募集的逻辑往前走，换句话说就是新东方到目前为止没有做过一笔令人瞠目结舌或者大吃一惊的大手笔并购。
新东方在资本市场上比国内其他教育培训机构早跑了四年，按道理说，如果当时把他们收购了，再加上并购其他的留学公司，把新东方的理念和管理带进这些公司，说不定它就成为一个更加强壮的，既有专注，同时又涵盖这个专注的各个侧面的深度产品。
但是老俞，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更多的是个人原因，也许他对资本市场的恐惧，或者是对新东方快速发展的失控的感觉，没做出有效的并购。
拿徐小平的话来说，我也同意，新东方就永远失去了在培训市场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大的火车头的机会。接下来怎么玩，必须靠老俞更加艰难或者更加有效的管理，才能够维护，因为新东方和竞争对手的差距在拉近。
Q：你有没有觉得他身上缺少了你说的常识和理性？
A：他有常识，他也有理性，但是他的常识和理性，是属于他个性的。我刚才说回归常识和理性，就跟契约精神是一样的，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老俞的常识是：教育是求稳的，资本是求快的。
在我看来如果不进入资本市场，做小王国是可以的，那是你自己的常识；进入了资本市场就必须去理解资本市场的常识和理性是什么，只有你的常识和理性与资本市场对接、重合，或者深刻理解，你才能决定要么进去，要么出来。
常识是common sense，用英语说更恰当，common是共通的、共同的，不是individuel opinion，否则只是opinion，柏拉图说，那只是意见。 我始终坚信一点，如果每一个企业家都在自己的领域，按照游戏规则、按照企业精神、按照对顾客的诚实度去做，如果每一个企业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话，汇在一起就是大的常识和理性，这个现实就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式合伙人"
Q：民间调侃"中国合伙人"的路径发展都是"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到同归于尽"，你经历了新东方"三驾马车"的解体，又跟徐小平再次组合，你觉得中国式合伙人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
A：《中国合伙人》电影里汪洋有一句台词说，"千万不要和你朋友合伙开公司"，而我现在的观点是，你要想成就大业，一定要和你最好的朋友去做！但是一定要把友情第一时间里锁在规则和理性的笼子里。
从终极意义上，友情与合伙人根本没有关系，合伙人的意义发生在精神的深处，在契约的深处，在对事件的终极判断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怎么做可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是无论如何也会产生争议的问题。
如果第一时间把友情用理性的近乎冰冷的规则去驯服它，和欲望是一样的，最后友情就会超越一般性的契约关系，反而会在企业最危机的关头，成为一个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我们在新东方做的这十五年，就是在践行这一点。
现在新东方并不是散伙，我和小平出来做真格基金，不是世俗上理解的合伙人解体了，上市了，我们变现了，就不跟老俞了，或者老俞不带我们了，没有这么庸俗。
从技术上来说，这个结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2004年在新东方治理的问题上，全部股东通过一个方案：除了老俞，所有股东回归到公司拥有者的位置。
在此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兼三职，既是公司的拥有者，又是VP、CEO，又是董事，换句话说，拥有、战略和执行在一个人身上，十分混乱。
所以在没有新东方上市前景的前提下，我们做了这个决定，董事会、管理层、股东各自归位，拥有者只站在拥有者的位置说话，决策者在董事局说话，执行者在董事局外，然后互相监管，股东们来验证战略制定是不是走歪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今天我跟你谈的"归位"，就是回归常识和理性。
我和小平的行政职务在那次会议之后就全部没了，没有谁剥夺谁，这是大家理性的决定。我们当时就只有一个功能-董事局，对新东方重大战略进行辩论。
到了2006年，新东方上市了。上市之前CFO建议按照纽交所的监管规定，董事局应该有三分之二是独立董事。于是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都是董事会的决议，内容是如果新东方在2006年9月7日能够成功地在资本市场上市，我们将启动新的董事会，新的董事会在之前已经选出；另一个决定是，如果没有成功地上市，这个决定就废掉，维持原有董事会。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在上市的那一刹那，我和小平的行政功能、决策功能都自然终结了，这里头没有任何权力的问题，不是老俞赢了，把我们甩掉了，也不是我们不带老俞玩了。
2006年9月7日，上市钟一敲，我和小平整整十年做新东方的历史使命完结，既没有行政职位，也没有决策职能，和公共市场的普通人一模一样，因此我们俩那时候经历过一个心理的适应期，因为摆脱不了和其他股东一样的状态。
我应该是管老俞的人，启发他、教育他的人，那一两年非常痛苦。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坚持在新东方这个平台上，一直走到2010年。从2006年9月7日上市，到我跟老俞提出我从此不参加任何新东方的活动，整整隔了四年。这四年我每年以大概将近二百场的规模给新东方做讲座，面对大学生，而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一分钱的讲座费，只管我机票和酒店，没有发给我任何期权和奖金，三无。
真善美的价值
Q：你们基金起名叫"真格"，强调人格的重要性，这很少见，我很想知道你跟别人介绍其内涵时，别人都是什么反应？
A：别人认为这个离企业很远。但这的确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商业，产生的核心与社会的契约是不谋而合的。
Q：你和徐小平都做过"一个不会赚钱的人关于赚钱的思考"，你们如何将这个思考深化到 "真格"基金的操作上？
A：最好的投资者的定位是什么？就是当别人判断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应该判断得应该更加精准，所以现在"真格"的业绩不错。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看人、看潜能的能力。
当年我们投小龙女"世纪佳缘"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颠覆传统的婚介，开放了一对一百万的选择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婚姻自由。都说互联网上谈恋爱不靠谱，我们倒觉得互联网上谈恋爱更靠谱！
我始终认为，当你选择是正确的，当你真正发现了有潜力的企业，当企业家非常"自私地"沉浸做事把它做成最精彩的时候，资本、财富的回报就是他的副产品，这是任何企业的规律。
Q：我非常认同你说的，一旦人身体里有真善美这三样东西，在社会上走向现实中，人就不会轻易地被世俗的所谓流行的价值、暂时的价值，甚至非常糟糕的价值轻易扭转。但今天人从哪里把真善美注入自身呢？师生关系都变质了，没走到他自己有能力读经典时，价值观就被扭转了。
A：这是现在中国现实中提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说我们宣传的这些价值，人性普遍认为很美好的价值，它在中国现实中很难实现，换句话说最尖锐的问题是，现实不是这样，我教我孩子，那将来他没有任何机会了。
真正对孩子未来好的家长，真正对人性有希望的人，应该舍弃最直接的利益而追求相对似乎不直接的利益。
换句话说，宁可拥抱真的、善的和美的这些终极价值，而不是为了暂时的现实获得就让自己的生命里全部打上这样的痕迹，因为这样的痕迹其实我觉得离自杀不远。
中国的现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这仍然与中国转型有关，从一个完全的集权的、所谓集体的、所谓分市场的这么一个政治经济环境，突然向一个逐渐开放的、市场化的、关心个人的这么一个文化迈进，它的中间灰色地带一定是先出现，慢慢才会缩小，这是一样的。因为我对历史的发展有盲目的信念，如果让我说我觉得中国教育最好的东西，我倒觉得是这个，在大家觉得灰暗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能老看现在这个东西，往远看！
从长远来看，中国现在的问题实践、做比说更重要，因为从做的过程中大家才能够理解你在说什么。
大家都要归到正义之位上，你产生思想就产生思想，做事的人就做事，千万别倒置了，最怕的是做事的人花一半的时间谈思想，谈思想的人不谈思想，去做事，结果两个出来的产品都是半吊子，思想不会产生领引世界的思想，产品不会产生影响世界的产品，就这么简单！
我和小平做真格基金很开心。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他想做事情，我们能够让他起步，加以努力，加以幸运，加以各种因素汇集起来，他能够做成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并且在这个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去精通人性，理解人性，疏导人性，并且教育他本身，提升他自己的人生。那么这个由无数小的微观构成的环境，就像构筑一个比较好的大环境的种子，在我们看来，中国商业的基因就可能把人向好的、良性的方面去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