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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美国国务院召开了一次研究中国情势的绝密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极左派已经激怒当权派。情势就像斗牛士屠牛那样鲜血淋漓。军方是关键，邓小平能否复出，是关键的转折点。
这是1976年10月29日。由基辛格主持的美国国务院一次内部会议记录。会议重点讨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情势。美国政要的一些分析，虽有失偏颇。但对我们了解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观颇有参考价值。
这次基辛格主持的国务院内部会议，以讨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情势为主。参加的官员汇集了美国处理中国事务的所有主要人员。
国务院会议备忘录
密件／未经授权不得发布
日期：1976年10月29日
主题：中国的形势发展
我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利用你们的智慧，针对当前中国形势的发展做出评价。等会儿，我也会谈一谈我的评估。
格莱斯廷：大体来说，我们不能辩驳媒体的说法，但我们对当前的平衡态势有某些不确定感。
基辛格：怎么发生的?有政变吗?
格莱斯廷：中国可能已发生政变，或许温和派会以制止政变为借口发动政变，他们认为反对极左派的行动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
基辛格：我看不出有政变的企图。
阿姆斯特朗：我不认为真有政变，不过“四人帮”强烈反对新的权力分配。
基辛格：新的权力分配如何’
阿姆斯特朗：华国锋与温和派结盟。
格莱斯廷：我们发现周恩来逝世开始出现的一种态势，张春桥一帮人等反对邓小平，但也有人反对张春桥。
汉密尔：中国人说这是反对周恩来的攻势，因此造成了其他的人反对“四人帮”。不过，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过去。这是毛泽东的两条路线斗争，分做两派，也就是理想派对务实派的斗争。毛泽东常在不同的时候支持不同的派别，常在两派间倒来倒去。
格莱斯廷：毛泽东是仲裁权力的人以及给予实力的人。毛泽东支持极左派攻击周恩来，结果邓小平就垮台了。
洛德：我们也不应该忘掉毛泽东曾说，女人最讨厌(指江青)。
基辛格：的确，毛泽东曾经重复说过好几次。
哈比卜：回到政变问题上，“四人帮”曾尝试集结任何特定的军事单位吗?我经常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军方是关键。评估军方未来的动向是非常重要的。
格莱斯廷：有一些揣测认为，极左派可以获得来自东北与上海各一个师的支持，但没有证据显示军方已有反应。
哈比卜：北京卫戍区的动向如何?
汉密尔：他们确实在计划某种政治性质的政变，但没有纯属军事的动作。所以说，有某种政治性质的政变正在酝酿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绝对没有军事政变这回事。
基辛格：早期极左派可以接受华国锋，为什么后来极左派不接受他了呢?
格莱斯延：极左派是可以“忍受”华国锋，而不是“接受”华国锋。
阿姆斯特朗：根据可靠的报告指出，邓小平垮台后，毛泽东就提拔华国锋接掌领导职务。
霍罗茨：后续的发展，华国锋可能成为党主席，张春桥担任总理。 洛德：极左派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霍罗茨：有可能。
格莱斯廷：但是，极左派与张春桥走过头了，超出了他们拥有的权力范围。他们没有成功，在他们夺权的过程中，他们已激怒当权派，情势就像斗牛士屠牛般鲜血淋淋。虽然他们仍然继续干，但也受到限制。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再次发动攻势，他们知道应该夺取重要职务，也可能正因为这样，温和派才会反弹。
哈比卜：罗慕洛(菲律宾外长)在纽约透露，他曾问中国外长乔冠华解放军是否支持华国锋，乔冠华回答罗慕洛，没错。
洛德：解放军在集会中证实此事。
格莱斯廷：有人提到党、人民和军队。
霍罗茨：周恩来逝世与邓小平遭下放后，极左派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有潜力。
基辛格：邓小平调动大军区司令员用意何在’(1973年底邓小平曾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
格莱斯廷：毛泽东、邓小平都认为该这么做，还有人称赞邓小平的做法。
汉密尔：文革后，解放军拥有太多的权力，中央军委同意邓小平的做法。
哈比卜：据说叶剑英元帅仍然支持邓小平，而且他对邓小平遭到解职相当愤怒。
基辛格：是的，叶还为此离开北京。
格莱斯廷、汉密尔：叶颇受尊重，他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辈份相同的人。
汉密尔：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解放军是和温和派站在一起的。
基辛格：解放军是哪些人?
格莱斯廷：叶剑英与各参谋长。还有权力很大的各大军区负责人。陈锡联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韦国清为广州军区领导人。
基辛格：江青在各省的追随者有没有怎么样?
汉密尔：有些人显然被逮捕了，不过说法是，他们大部分人曾听命于新的领导班子。
基辛格：“四人帮”会被处死吗?
格莱斯廷：我不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被监禁，就像刘少奇的遭遇一样。
基辛格：“四人帮”在哪里?
格莱斯廷：北京。
阿姆斯特朗：事实上，他们被隔离不能对外联络。
汉密尔：他们被隔离了。
格莱斯廷：隔离是关键。
汉密尔：追随他们的红卫兵和学生已经被遣送下乡，当声势壮大时，这些人(指学生和红卫兵)也会就范的。
基辛格：他们会废掉“革命京剧”吗?如果这样的话，至少我就不需要再在北京忍受它了。
洛德：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中国会加强开放文化交流。
基辛格：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吗?毛泽东挑选的三位领导人都先后下台了，政治局成员也伤亡惨重。而1971年(注：指林彪事件)之后，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也下台了。周恩来生病的时候，也遭到猛烈的攻击。
基辛格：1973年，毛泽东发起批水浒运动，也开始批孔。同年起他们完全忽视周恩来，也没有人再谈起周恩来。
汉密尔：确实，整肃领导层伤害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路线朝令夕改也把每一个人都搞糊涂了。
格莱斯廷：不难看出其影响。乔冠华在纽约时就小心翼翼，其他的人也是戒慎恐惧。
基辛格：我们和乔冠华在纽约见面时，乔知道高层整肃的事吗?
汉密尔·乔冠华很谨慎，防卫心理很强。
基辛格：华国锋现在控制住形势了吗?
格莱斯廷：华国锋是党主席，不过他并没有独立的权力来源。他必须小心。他成功的机率是5对5。
汉密尔：如果华国锋失败了，将严重打击中国的民心。
格莱斯廷：邓小平能否复出的问题很重要，会是关键的转折点。
阿姆斯特朗：如果新领导人批毛泽东的话，就会动摇民心。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与斯大林的混合体。 汉密尔：这么做对新领导人而言将是非常危险的。
汉密尔：林彪垮台后，有人指责林彪误导毛泽东，走上歪路。
基辛格：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如何2我不相信林彪在飞机上。
阿姆斯特朗：我们确信林彪已经死了，他在逃跑时死的。
格莱斯廷：可能林彪的飞机没油了，也有报道说飞机上发生枪战。不过，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林彪究竟在想什么?或许他比毛泽东还要亲苏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
汉密尔：这实在令人沮丧，我们总是突然知道，而无法预知。不过，林彪本人也是如此；江青也是如此。
基辛格：我把很多事情怪在国务院头上，不过这件事不包括在里面。
基辛格：中国在华盛顿的联络处这几天在做什么?
哈比卜：他们照常请客。
汉密尔：不过，谢启美(中国驻美参赞)最近已停止鼓吹强硬路线。
格莱斯廷：毛泽东死了以后，他才停止这种做法。中国联络处目前是快乐而谨慎的。
阿姆斯特朗：根据一些报告，中国其他的大使馆似乎也都赞许中国发生的事情。
汉密尔：我们由东京获得一份关于中国大使馆副馆长的报告，他所说的中国反苏的转变应该不是真的，但我们可以把他说法解读为，这可能是一个和我们关系的直接讯号。
基辛格：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的外交政策如何?
汉密尔：我们预期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会较为软化。
格莱斯廷：应该是，但对我们也会比较软化。这科政策比较成熟老练。
哈比卜：中国为什么要对苏联软化?
基辛格：这样在战术上比较聪明，可以加强本身的力量。
格莱斯廷：中国过去的苏联政策是自我伤害。他们会调整，但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仍然存在。
汉密尔：苏联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与我们的关系是次要的。中国会调整他们对苏政策以符合他们的战术需要。
格莱斯廷：这些假设的前提都是中国领导层要能团结一致。
汉密尔：中国的转变很慢很慢。过去你到中国时，决定是否要接待你的人，可能只有两位，可是现在不同了。
基辛格：那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再加上叶剑英。叶剑英给我们的印象不怎么样。
格莱斯廷：如果林彪攻击那个政策(指与美国改善关系)，那么叶剑英愿意和你挂钩，就代表军方支持亲美政策。
格莱斯廷：我们送过林彪礼物，对吧?
洛德：对的。
基辛格：我们实在不知道叶剑英是谁，那必是中国的一桩大事。
汉密尔：现在类似的决策由委员会来决定。
格莱斯廷：现在他们想要召开中央委员会与全国人大会议，批准他们的决策。
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好转吗?
格莱斯廷：是的。
基辛格：小麻烦会停止吗?
格莱斯廷：当他们制造小麻烦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注意。
基辛格：我何已经这么做了。他们与史莱辛吉的行为令人气愤。他们甚至跟史莱辛吉讲总统(尼克松)在北京谈到的安哥拉的内情。
格莱斯廷：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不会有大变，但他们的行为应该规矩。
基辛格：我们有关债务赔偿的提议怎么样?他们会接受吗?
阿姆斯特朗：如果其他有关“关系正常化”的事处理好了，有可能。
基辛格：关系正常化还不可能。问题是关系正常化须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
格莱斯廷：我们不能说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应该试试看。
基辛格：1974年讨论的有关台湾的建议如何?我们该怎么办呢?打仗吗?
洛德：我们唯一的筹码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格莱斯廷：唯一确实的答案是，如果中国解放台湾，就他们与苏联的关系而言是很冒险的，而且也不能不顾日本与美国的反应。
基辛格：我们必须向国会回答这个问题。
洛德：最好的做法是发表单方面声明。
基辛格：大选过后，我看正常化根本就八字都没有一撇呢。
汉密尔：中国会对这个问题施压，难道不会吗?
基辛格：非不能，不应该，他们不应该这么做的。
汉密尔：中央情报局告诉盖兹(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中国还无力进军台湾。但重点不在这里，这是比较高层次的。在较低层次的领域里，中国可能攻击台湾外岛，采取除了攻击台湾本岛之外的其他施压措施。
基辛格：假如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进军台湾一事对他们而言，会不可抗拒。我们说我们要求和平解决是没有约束力的。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格莱斯廷：(台湾)法律的地位并不明确。我们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没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基辛格：在我们这里说来，去跟我们承认的国家开战，而且，我们还派驻大使在那里，为了一块我们承认属于他们国内的领土而战，实在非常荒谬。
汉密尔：长远看来，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台湾决定加入北京，或者双方能自行达成协议。就我们的观点这将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阿姆斯特朗：这可能性很小。
格莱斯廷：的确，几乎不可能。
洛德：中国可能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
汉密尔：他们会这么做。台湾谈论独立将会是非常严重的威胁。
基辛格：他们正在这么谈吗?
汉密尔：没有。
格莱斯廷：如果他们这么搞，就会被孤立。
哈比卜：这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基辛格：(问汉密尔)高华德这封信是要干吗?(编按：高华德参议员一向大力支持台湾。)
汉密尔：是关于你决定台湾不应该拥有独立的飞机生产设备。
基辛格：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汉密尔：我们不批准他们没计和制造教练机，这是我们所不能掌握的。
基辛格：中国的转变对它的国内政策有什么影响?
汉密尔：他们会更支持军方的需求；也会提出经济刺激方案，提高经济增长率。
格莱斯廷：但他们不会提高太多工资。
基辛格：因为那儿没有东西可买?
汉密尔：他们想增加生产力，就必须跨越意识形态的束缚，要同意多劳多得。
阿姆斯特朗：他们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狂热与做好工作之间取得平衡，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等等。
基辛格：可能毛泽东是对的。意识形态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将使中国积弱，温和派则使中国停滞不前。没有左派的话，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官僚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他们会回到半军阀国家吗?看看捷克与波兰，我想任何共产国家都管不好经济。
格莱斯廷：近几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就已经不那么平衡了。最后可能还要趋于无效。
基辛格：自周恩来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没那么高明了。
霍罗茨：过去一年内政也失去了方向。
基辛格：印度搞得比中国好吗?
格莱斯廷：不，中国人搞得比印度人好。
基辛格：但是，在军事上中国落后了……
汉密尔：尽管有共产党的官僚体系，中国应该比现在更上轨道。
(摘自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民族作家》总第77期)B11
这是1976年10月29日。由基辛格主持的美国国务院一次内部会议记录。会议重点讨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情势。美国政要的一些分析，虽有失偏颇。但对我们了解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观颇有参考价值。
这次基辛格主持的国务院内部会议，以讨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情势为主。参加的官员汇集了美国处理中国事务的所有主要人员。
国务院会议备忘录
密件／未经授权不得发布
日期：1976年10月29日
主题：中国的形势发展
我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利用你们的智慧，针对当前中国形势的发展做出评价。等会儿，我也会谈一谈我的评估。
格莱斯廷：大体来说，我们不能辩驳媒体的说法，但我们对当前的平衡态势有某些不确定感。
基辛格：怎么发生的?有政变吗?
格莱斯廷：中国可能已发生政变，或许温和派会以制止政变为借口发动政变，他们认为反对极左派的行动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
基辛格：我看不出有政变的企图。
阿姆斯特朗：我不认为真有政变，不过“四人帮”强烈反对新的权力分配。
基辛格：新的权力分配如何’
阿姆斯特朗：华国锋与温和派结盟。
格莱斯廷：我们发现周恩来逝世开始出现的一种态势，张春桥一帮人等反对邓小平，但也有人反对张春桥。
汉密尔：中国人说这是反对周恩来的攻势，因此造成了其他的人反对“四人帮”。不过，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过去。这是毛泽东的两条路线斗争，分做两派，也就是理想派对务实派的斗争。毛泽东常在不同的时候支持不同的派别，常在两派间倒来倒去。
格莱斯廷：毛泽东是仲裁权力的人以及给予实力的人。毛泽东支持极左派攻击周恩来，结果邓小平就垮台了。
洛德：我们也不应该忘掉毛泽东曾说，女人最讨厌(指江青)。
基辛格：的确，毛泽东曾经重复说过好几次。
哈比卜：回到政变问题上，“四人帮”曾尝试集结任何特定的军事单位吗?我经常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军方是关键。评估军方未来的动向是非常重要的。
格莱斯廷：有一些揣测认为，极左派可以获得来自东北与上海各一个师的支持，但没有证据显示军方已有反应。
哈比卜：北京卫戍区的动向如何?
汉密尔：他们确实在计划某种政治性质的政变，但没有纯属军事的动作。所以说，有某种政治性质的政变正在酝酿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绝对没有军事政变这回事。
基辛格：早期极左派可以接受华国锋，为什么后来极左派不接受他了呢?
格莱斯延：极左派是可以“忍受”华国锋，而不是“接受”华国锋。
阿姆斯特朗：根据可靠的报告指出，邓小平垮台后，毛泽东就提拔华国锋接掌领导职务。
霍罗茨：后续的发展，华国锋可能成为党主席，张春桥担任总理。 洛德：极左派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霍罗茨：有可能。
格莱斯廷：但是，极左派与张春桥走过头了，超出了他们拥有的权力范围。他们没有成功，在他们夺权的过程中，他们已激怒当权派，情势就像斗牛士屠牛般鲜血淋淋。虽然他们仍然继续干，但也受到限制。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再次发动攻势，他们知道应该夺取重要职务，也可能正因为这样，温和派才会反弹。
哈比卜：罗慕洛(菲律宾外长)在纽约透露，他曾问中国外长乔冠华解放军是否支持华国锋，乔冠华回答罗慕洛，没错。
洛德：解放军在集会中证实此事。
格莱斯廷：有人提到党、人民和军队。
霍罗茨：周恩来逝世与邓小平遭下放后，极左派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有潜力。
基辛格：邓小平调动大军区司令员用意何在’(1973年底邓小平曾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
格莱斯廷：毛泽东、邓小平都认为该这么做，还有人称赞邓小平的做法。
汉密尔：文革后，解放军拥有太多的权力，中央军委同意邓小平的做法。
哈比卜：据说叶剑英元帅仍然支持邓小平，而且他对邓小平遭到解职相当愤怒。
基辛格：是的，叶还为此离开北京。
格莱斯廷、汉密尔：叶颇受尊重，他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辈份相同的人。
汉密尔：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解放军是和温和派站在一起的。
基辛格：解放军是哪些人?
格莱斯廷：叶剑英与各参谋长。还有权力很大的各大军区负责人。陈锡联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韦国清为广州军区领导人。
基辛格：江青在各省的追随者有没有怎么样?
汉密尔：有些人显然被逮捕了，不过说法是，他们大部分人曾听命于新的领导班子。
基辛格：“四人帮”会被处死吗?
格莱斯廷：我不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被监禁，就像刘少奇的遭遇一样。
基辛格：“四人帮”在哪里?
格莱斯廷：北京。
阿姆斯特朗：事实上，他们被隔离不能对外联络。
汉密尔：他们被隔离了。
格莱斯廷：隔离是关键。
汉密尔：追随他们的红卫兵和学生已经被遣送下乡，当声势壮大时，这些人(指学生和红卫兵)也会就范的。
基辛格：他们会废掉“革命京剧”吗?如果这样的话，至少我就不需要再在北京忍受它了。
洛德：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中国会加强开放文化交流。
基辛格：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吗?毛泽东挑选的三位领导人都先后下台了，政治局成员也伤亡惨重。而1971年(注：指林彪事件)之后，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也下台了。周恩来生病的时候，也遭到猛烈的攻击。
基辛格：1973年，毛泽东发起批水浒运动，也开始批孔。同年起他们完全忽视周恩来，也没有人再谈起周恩来。
汉密尔：确实，整肃领导层伤害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路线朝令夕改也把每一个人都搞糊涂了。
格莱斯廷：不难看出其影响。乔冠华在纽约时就小心翼翼，其他的人也是戒慎恐惧。
基辛格：我们和乔冠华在纽约见面时，乔知道高层整肃的事吗?
汉密尔·乔冠华很谨慎，防卫心理很强。
基辛格：华国锋现在控制住形势了吗?
格莱斯廷：华国锋是党主席，不过他并没有独立的权力来源。他必须小心。他成功的机率是5对5。
汉密尔：如果华国锋失败了，将严重打击中国的民心。
格莱斯廷：邓小平能否复出的问题很重要，会是关键的转折点。
阿姆斯特朗：如果新领导人批毛泽东的话，就会动摇民心。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与斯大林的混合体。 汉密尔：这么做对新领导人而言将是非常危险的。
汉密尔：林彪垮台后，有人指责林彪误导毛泽东，走上歪路。
基辛格：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如何2我不相信林彪在飞机上。
阿姆斯特朗：我们确信林彪已经死了，他在逃跑时死的。
格莱斯廷：可能林彪的飞机没油了，也有报道说飞机上发生枪战。不过，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林彪究竟在想什么?或许他比毛泽东还要亲苏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
汉密尔：这实在令人沮丧，我们总是突然知道，而无法预知。不过，林彪本人也是如此；江青也是如此。
基辛格：我把很多事情怪在国务院头上，不过这件事不包括在里面。
基辛格：中国在华盛顿的联络处这几天在做什么?
哈比卜：他们照常请客。
汉密尔：不过，谢启美(中国驻美参赞)最近已停止鼓吹强硬路线。
格莱斯廷：毛泽东死了以后，他才停止这种做法。中国联络处目前是快乐而谨慎的。
阿姆斯特朗：根据一些报告，中国其他的大使馆似乎也都赞许中国发生的事情。
汉密尔：我们由东京获得一份关于中国大使馆副馆长的报告，他所说的中国反苏的转变应该不是真的，但我们可以把他说法解读为，这可能是一个和我们关系的直接讯号。
基辛格：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的外交政策如何?
汉密尔：我们预期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会较为软化。
格莱斯廷：应该是，但对我们也会比较软化。这科政策比较成熟老练。
哈比卜：中国为什么要对苏联软化?
基辛格：这样在战术上比较聪明，可以加强本身的力量。
格莱斯廷：中国过去的苏联政策是自我伤害。他们会调整，但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仍然存在。
汉密尔：苏联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与我们的关系是次要的。中国会调整他们对苏政策以符合他们的战术需要。
格莱斯廷：这些假设的前提都是中国领导层要能团结一致。
汉密尔：中国的转变很慢很慢。过去你到中国时，决定是否要接待你的人，可能只有两位，可是现在不同了。
基辛格：那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再加上叶剑英。叶剑英给我们的印象不怎么样。
格莱斯廷：如果林彪攻击那个政策(指与美国改善关系)，那么叶剑英愿意和你挂钩，就代表军方支持亲美政策。
格莱斯廷：我们送过林彪礼物，对吧?
洛德：对的。
基辛格：我们实在不知道叶剑英是谁，那必是中国的一桩大事。
汉密尔：现在类似的决策由委员会来决定。
格莱斯廷：现在他们想要召开中央委员会与全国人大会议，批准他们的决策。
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好转吗?
格莱斯廷：是的。
基辛格：小麻烦会停止吗?
格莱斯廷：当他们制造小麻烦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注意。
基辛格：我何已经这么做了。他们与史莱辛吉的行为令人气愤。他们甚至跟史莱辛吉讲总统(尼克松)在北京谈到的安哥拉的内情。
格莱斯廷：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不会有大变，但他们的行为应该规矩。
基辛格：我们有关债务赔偿的提议怎么样?他们会接受吗?
阿姆斯特朗：如果其他有关“关系正常化”的事处理好了，有可能。
基辛格：关系正常化还不可能。问题是关系正常化须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
格莱斯廷：我们不能说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应该试试看。
基辛格：1974年讨论的有关台湾的建议如何?我们该怎么办呢?打仗吗?
洛德：我们唯一的筹码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格莱斯廷：唯一确实的答案是，如果中国解放台湾，就他们与苏联的关系而言是很冒险的，而且也不能不顾日本与美国的反应。
基辛格：我们必须向国会回答这个问题。
洛德：最好的做法是发表单方面声明。
基辛格：大选过后，我看正常化根本就八字都没有一撇呢。
汉密尔：中国会对这个问题施压，难道不会吗?
基辛格：非不能，不应该，他们不应该这么做的。
汉密尔：中央情报局告诉盖兹(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中国还无力进军台湾。但重点不在这里，这是比较高层次的。在较低层次的领域里，中国可能攻击台湾外岛，采取除了攻击台湾本岛之外的其他施压措施。
基辛格：假如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进军台湾一事对他们而言，会不可抗拒。我们说我们要求和平解决是没有约束力的。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格莱斯廷：(台湾)法律的地位并不明确。我们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没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基辛格：在我们这里说来，去跟我们承认的国家开战，而且，我们还派驻大使在那里，为了一块我们承认属于他们国内的领土而战，实在非常荒谬。
汉密尔：长远看来，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台湾决定加入北京，或者双方能自行达成协议。就我们的观点这将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阿姆斯特朗：这可能性很小。
格莱斯廷：的确，几乎不可能。
洛德：中国可能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
汉密尔：他们会这么做。台湾谈论独立将会是非常严重的威胁。
基辛格：他们正在这么谈吗?
汉密尔：没有。
格莱斯廷：如果他们这么搞，就会被孤立。
哈比卜：这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基辛格：(问汉密尔)高华德这封信是要干吗?(编按：高华德参议员一向大力支持台湾。)
汉密尔：是关于你决定台湾不应该拥有独立的飞机生产设备。
基辛格：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汉密尔：我们不批准他们没计和制造教练机，这是我们所不能掌握的。
基辛格：中国的转变对它的国内政策有什么影响?
汉密尔：他们会更支持军方的需求；也会提出经济刺激方案，提高经济增长率。
格莱斯廷：但他们不会提高太多工资。
基辛格：因为那儿没有东西可买?
汉密尔：他们想增加生产力，就必须跨越意识形态的束缚，要同意多劳多得。
阿姆斯特朗：他们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狂热与做好工作之间取得平衡，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等等。
基辛格：可能毛泽东是对的。意识形态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将使中国积弱，温和派则使中国停滞不前。没有左派的话，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官僚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他们会回到半军阀国家吗?看看捷克与波兰，我想任何共产国家都管不好经济。
格莱斯廷：近几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就已经不那么平衡了。最后可能还要趋于无效。
基辛格：自周恩来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没那么高明了。
霍罗茨：过去一年内政也失去了方向。
基辛格：印度搞得比中国好吗?
格莱斯廷：不，中国人搞得比印度人好。
基辛格：但是，在军事上中国落后了……
汉密尔：尽管有共产党的官僚体系，中国应该比现在更上轨道。
(摘自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民族作家》总第77期)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