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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墨当是华夏民族精神的视觉表现和形象体现。其对境、象的追求与把握，有着独特的审美视角与文化内涵，并因此而获得了足够感人的艺术魅力。从目前无论哪一种水墨形式上看，均不可能自主地排拒对境、象的追求与把握。赋予任何一种水墨形式以意义，是水墨创作的根本所在。只不过目前诸种水墨形式在对境、象的认识层面，与对笔墨语言的运用方式上有所不同。然而在创造境象的本质追求上是一致的。但无论如何对于笔墨语言的不重视，甚而排拒语言形式，都应该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明智的。
社会阶段的不同，使得境、象的内蕴与层次也时时发生着变化。所谓时代，是由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等组成的集合体，生存其间的创作主体，不可能回避这个现实，这也是境、象不可回避或排拒的一个实在的客观因素，究其原委，境、象概念的获得，取决于创作主体对于周围世界的精神感悟，是一种能动的反映与潜意识的把握。
境在绘画中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其终极之谓是意境，居于自然物境与画境之上。在立象尽意的整个过程中，境是绘画的终极状态。立像是完成意境创造的手段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以其自身的学识水平，在感受客观物象时获得一种情境，而这种情境于人类精神的某一点有所揭示与涵盖，这便促动了创作者的传达欲望。这种欲望又会调动创作者，做更广泛、更深入、更细致的体味，观察客观物象间的种种状态与神契，并予以调度，从而强化了物象间的关系状态。使意境从物象间、笔墨间以及主客关系间流泄出来，完成意境的创造。故而这境的产生，便离不开物件的认识与把握。当然，象也有客观物象与主观心象。
中国绘画的境象与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同体连枝的关系。象形文字以及书画同源的现象说明了在先民意识中，存在着一种视觉依赖的文明传统，人生长于自然，存在于时代，其视觉依赖的传统便不会摒弃。“眼见为实”的俗语，即道明了中国人这一文化心理的内质状态。正由此得，中国绘画中境、象的创造便会与时俱进，而相应于时代的。
对于境、象的追求，是中国水墨创作永久的命题，这当与绘画艺术产生的本因不可分。
无论是物境、画境，还是意境，皆不可离象而谈，即便不以客观物为象，也会以心象为象，不然境无从生。其实心象又何尝不是客观物象感召与演化的结果。心象是缘于理想对于客观物象予以修正或升华的产物，主观心源则又受着自然与文化的双重洗礼。具民族审美特质并时代精神的双重因素。境生象间却达于象外。所以我们说中国水墨是自然造化与主观心源的双重载体。因中国水墨注重意境，又同时不排拒象因。
具状物与抒情达意双重功能的笔墨便是中国水墨最基本的语言形式。传达并缔造着传统精神与现代情怀。处身于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水墨，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不可能排拒笔墨的传达与创造。“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句话是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说。他谈到了笔墨在绘画中不可或缺的功用。我以为，“骨气”便是神质所在。而至于形，似有象的特征，且物象心象皆具。对于画中万般的传达与缔造，在成就境、象的同时，也成就了笔墨自身。使之成为中国水墨独特而独有的语言体系。且这个体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工具与材料，也不是单纯的技法指标，而是具有综合能力，综合指数和充足语义特征的语言方式，肩负着象的塑造与境的传达等多重任务。无论传统精神与现代情怀均会依于创造者的需要而充盈于笔墨之间。由笔墨而获得的境、象，才是中国水墨或说中国文化真正意义上的面相与特征，是民族精神统摄下的美学标准。进而形象地托出中国哲学特质所映见下的理想典范。
沉沦于“旧有形式符码”，而未能赋形式以新意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自身问题，与画种无关，不能有新意，当然也不是作为语言的笔墨的错误。恰如跳高场上，一个新的高度不能逾越，是运动员自身技能、体能以及精神状态的欠缺，而非运动专案的过错，更不该责怪横竿与尺规有什么不是。
再以汉语为例，自先秦的诸子散文、汉赋，及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代杂感，各随其时，创下了不朽的辉煌，其陈述方式的变化，呈现出万千气象。看来这语言之于形式，之于创造没有丝毫的限碍。倒是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语言，古今变化并未显出有本质上的差别。这大概是文化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恒久性与稳定性特质的缘故，而文字从属其后。又细究如上所列，诸文体之间差别鲜明、境界殊异。即使同一文体也是观念东西,风格迥然。充分体现了语言在其陈述方式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由此看来，至少语言是不容质疑的。
笔墨是中国水墨的语言，其本身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笔墨语言的产生与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在持续的艺术生涯中锤炼和造就的。历代画人以其自身对生活、时代的种种感受，丰富并充实了笔墨的能量与内容。
当代画人只有从当代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感知生活的律动，疏通历史与未来的路径。才能在华夏民族精神的大树上催生出新的花朵，用笔墨这种表现力极强的语言，创造出崭新的完美的境、象，这就要看我们的内功和悟性了。正如范迪安在“水墨本色2002展”策划中的命题，“修为与感知”是当代画人亟须思考与行动的课题。
质疑水墨不是坏事。至少说明我们的探讨已经进入到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面，这正是创新的基础。但是，把作为语言的笔墨当成需要脱胎换骨的“旧有形式符码”，实在有点舍本求末。对传统的浅尝辄止，与现代物质主义酿就的浮躁心态，使我们的认知过于表面和急功近利，这恰与中国水墨的文化本质南辕北辙。不仅无法生成新的境象，连原有的语言叙述方式也不能坚持，而患上“失语症”，到是一件最为可怕的事。
责任编辑：宋建华
社会阶段的不同，使得境、象的内蕴与层次也时时发生着变化。所谓时代，是由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等组成的集合体，生存其间的创作主体，不可能回避这个现实，这也是境、象不可回避或排拒的一个实在的客观因素，究其原委，境、象概念的获得，取决于创作主体对于周围世界的精神感悟，是一种能动的反映与潜意识的把握。
境在绘画中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其终极之谓是意境，居于自然物境与画境之上。在立象尽意的整个过程中，境是绘画的终极状态。立像是完成意境创造的手段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以其自身的学识水平，在感受客观物象时获得一种情境，而这种情境于人类精神的某一点有所揭示与涵盖，这便促动了创作者的传达欲望。这种欲望又会调动创作者，做更广泛、更深入、更细致的体味，观察客观物象间的种种状态与神契，并予以调度，从而强化了物象间的关系状态。使意境从物象间、笔墨间以及主客关系间流泄出来，完成意境的创造。故而这境的产生，便离不开物件的认识与把握。当然，象也有客观物象与主观心象。
中国绘画的境象与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同体连枝的关系。象形文字以及书画同源的现象说明了在先民意识中，存在着一种视觉依赖的文明传统，人生长于自然，存在于时代，其视觉依赖的传统便不会摒弃。“眼见为实”的俗语，即道明了中国人这一文化心理的内质状态。正由此得，中国绘画中境、象的创造便会与时俱进，而相应于时代的。
对于境、象的追求，是中国水墨创作永久的命题，这当与绘画艺术产生的本因不可分。
无论是物境、画境，还是意境，皆不可离象而谈，即便不以客观物为象，也会以心象为象，不然境无从生。其实心象又何尝不是客观物象感召与演化的结果。心象是缘于理想对于客观物象予以修正或升华的产物，主观心源则又受着自然与文化的双重洗礼。具民族审美特质并时代精神的双重因素。境生象间却达于象外。所以我们说中国水墨是自然造化与主观心源的双重载体。因中国水墨注重意境，又同时不排拒象因。
具状物与抒情达意双重功能的笔墨便是中国水墨最基本的语言形式。传达并缔造着传统精神与现代情怀。处身于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水墨，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不可能排拒笔墨的传达与创造。“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句话是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说。他谈到了笔墨在绘画中不可或缺的功用。我以为，“骨气”便是神质所在。而至于形，似有象的特征，且物象心象皆具。对于画中万般的传达与缔造，在成就境、象的同时，也成就了笔墨自身。使之成为中国水墨独特而独有的语言体系。且这个体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工具与材料，也不是单纯的技法指标，而是具有综合能力，综合指数和充足语义特征的语言方式，肩负着象的塑造与境的传达等多重任务。无论传统精神与现代情怀均会依于创造者的需要而充盈于笔墨之间。由笔墨而获得的境、象，才是中国水墨或说中国文化真正意义上的面相与特征，是民族精神统摄下的美学标准。进而形象地托出中国哲学特质所映见下的理想典范。
沉沦于“旧有形式符码”，而未能赋形式以新意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自身问题，与画种无关，不能有新意，当然也不是作为语言的笔墨的错误。恰如跳高场上，一个新的高度不能逾越，是运动员自身技能、体能以及精神状态的欠缺，而非运动专案的过错，更不该责怪横竿与尺规有什么不是。
再以汉语为例，自先秦的诸子散文、汉赋，及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代杂感，各随其时，创下了不朽的辉煌，其陈述方式的变化，呈现出万千气象。看来这语言之于形式，之于创造没有丝毫的限碍。倒是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语言，古今变化并未显出有本质上的差别。这大概是文化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恒久性与稳定性特质的缘故，而文字从属其后。又细究如上所列，诸文体之间差别鲜明、境界殊异。即使同一文体也是观念东西,风格迥然。充分体现了语言在其陈述方式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由此看来，至少语言是不容质疑的。
笔墨是中国水墨的语言，其本身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笔墨语言的产生与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在持续的艺术生涯中锤炼和造就的。历代画人以其自身对生活、时代的种种感受，丰富并充实了笔墨的能量与内容。
当代画人只有从当代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感知生活的律动，疏通历史与未来的路径。才能在华夏民族精神的大树上催生出新的花朵，用笔墨这种表现力极强的语言，创造出崭新的完美的境、象，这就要看我们的内功和悟性了。正如范迪安在“水墨本色2002展”策划中的命题，“修为与感知”是当代画人亟须思考与行动的课题。
质疑水墨不是坏事。至少说明我们的探讨已经进入到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面，这正是创新的基础。但是，把作为语言的笔墨当成需要脱胎换骨的“旧有形式符码”，实在有点舍本求末。对传统的浅尝辄止，与现代物质主义酿就的浮躁心态，使我们的认知过于表面和急功近利，这恰与中国水墨的文化本质南辕北辙。不仅无法生成新的境象，连原有的语言叙述方式也不能坚持，而患上“失语症”，到是一件最为可怕的事。
责任编辑：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