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引言　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推动二者的互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自由观念，社会政治生活的逐步宽松和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空间。民众对政府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预期越来高，那么，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否会满足民众的预期，如果达不到，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应该自下 而上，而应该自上而下。上面控制，制定重大政策，但改革不一定要从 上面开拓，而是从下面寻找突破口
　　人民论坛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汪玉凯：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改革开题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工作重心转移了，更多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其他的一切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等都是为经济服务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个性开始张扬，中国社会活跃起来，于是，人们对民主改革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网民的人数大大增加，网络为中国公民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公众参与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强，加之市场经济赋予了老百姓平等、公平、竞争的意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被大大调动。中共十七大提出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报告说，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这是对中国未来政治路线图的最准确描绘，激发了老百姓对政治民主化的期望值。
　　因此，如果不改革，将会与老百姓的期望形成巨大的反差。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都与政治改革滞后有关。如果不解决政治改革问题，将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政治改革如果不跟进，中国的未来将会有很大的风险。
　　人民论坛记者：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公众的期待也在提高，您认为未来10年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汪玉凯： 1992年以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和资本的关系千丝万缕，两者结合，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碍。改革一旦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几乎就寸步难行。具体来说，第一，公权受到制约。从理论上来讲，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完整的，比如人大、政协、媒体、公众，但实际上从司法上来讲我们对一把手没有制约。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我们要搞公权制度设计，不然社会影响很不好。第二，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党政自身的改革很滞后，如“三公”消费，公车、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老百姓对这些意见很大。第三，执政党自身改革滞后。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应该自下而上，而应该自上而下。上面控制，制定重大政策，但改革不一定要从上面开拓，而是从下面寻找突破口。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认为，改革是好事，但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弄不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或无序。那么，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措施有哪些?
　　汪玉凯：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但不改革的话，风险更大。我认为改革的思路有三点：第一，改革不能盲目冒进，过快会出现很多问题。拉美、印度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值得注意。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和适度要和经济保持一致。第二，进行可控性改革，执政党自身要改。一方面，社会公众对政体改革的期望值是动力，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矛盾也是改革的动力。如何上下配合，对政府来说就要动脑筋，可控性改革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以县为改革的突破口。按照广东顺德的做法，一是建立了党政统合的组织架构；二是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三是高效、经济的政府运转模式。在基层扩大党的领导干部直接选举的范围，以此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如县一级可否设想县委书记不兼任人大主任，而县委书记和县长由一人擔任，但必须是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和人代会选举产生。这样县委书记就会对党员、人大代表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县一级可控了，我们就能往上涉及，这就是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