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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骏图》是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一个内涵丰富、具有独特性的文本。在浅层次上，《八骏图》可以看作是作家对“都市—乡村”对立景观的建构，而其更深的意蕴则体现在潜藏于文本中的作家个人的隐秘心理、价值追求以及技法尝试等方面，人们从中可以窥见沈从文创作成熟阶段较为复杂的创作动机。
发表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的代表作。通常认为，小说是通过对包括主人公达士先生在内的八位教授的状貌行为的精神分析式描写，暴露他们压抑、扭曲的灵魂，由此批判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戕害。这样的解读主要是基于沈从文所构筑的“都市—乡村”对立模式，失之简单化和概念化。事实上，《八骏图》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本，从题材内容到文体形式，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都具有代表性，其创作动机值得探究。
一、在自卑与超越中获得内心平衡
“都市—乡村”二元对立是对沈从文小说的一种惯常的理解方式。在沈从文的笔下，他毫不吝惜对以湘西为代表的乡村世界的赞美，而与此相对立的是充满险恶、压抑、扭曲的都市社会。这虽不是阐释其作品的好角度，却可以成为读者进入作家内心世界探究其创作动机的切入点。
沈从文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打造这样的城乡对立景观呢？结合他的早年经历和种种自述可以看出，原因不是简单的好恶所能概括的，而是受复杂的心理因素影响。这种隐秘心理动因在《八骏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922年，沈从文告别了湘西初到北京，抱著考大学、做学者的愿望开始了在大都市中的闯荡。美国学者金介甫认为：“20年代多数进步的作家全是教授，以他们的学问受到人们的尊重。因此，沈从文显然必须考进大学。”经济窘迫，考大学也屡屡落榜，特别是考燕京大学得零分这一经历使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为了生计，沈从文只好大量写作和投稿，但发表并不顺利，他的稿件还曾被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当众扔进废纸篓。经历了种种挫折，沈从文渐渐明白了大都市的生存法则和他所向往的文化知识界的等级构成。《八骏图》所描写的对象——教授，正是文化知识界掌握话语权威的角色。即使在成为知名作家乃至自己也做了教授之后，沈从文对于曾经受到的来自知识界的轻视和羞辱仍然不能释怀。他针对这一群体的贬损常常十分尖刻：“活在中国作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身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尽管早已是“读书圈儿”中的一员了，但沈从文显然将自己这个“乡下人”与“大多数人”划清了界线。
《八骏图》的前半部分里，作家与主人公达士先生的目光是一致的。达士先生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以“医生”自居，认为其他七位教授“皆好像有一点病”，而病因也被达士先生带着会心的微笑轻易看穿：“这些人虽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便是一种心灵上的欲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接着，作家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分别展示了七位教授的病状。然而在这一大段的精神展览中，作家自己的隐秘心理也同样呈露出来。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行为是对自卑心理的掩饰，“由于自卑感总是会带来压力，所以相伴而来的常常是补偿性的举动”。可以说，作家是在展览七位教授病态精神的同时，完成了对由早年受文化知识界冷遇所造成的自卑心理的补偿。
但沈从文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卑者，他对自己的隐秘心理是有所知觉的，并在创作中流露出自我超越的意图，这在《八骏图》中也有所体现。
当教授们的病状展览完毕之后，作家的视角就开始逐渐后移，最终将目光投向了主人公自身。这篇小说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当作家将解剖刀对准达士先生时，其自我超越的意图就显现出来。达士先生一面对其他七位教授的隐秘性心理流露出蔑视和鄙夷，自己却也不自觉地受了“海”的引诱，患上了与其他教授相同的“病”。小说渐近尾声，反讽的笔调也愈发明显：“一件真实事情。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样毫不留情的讥讽或许可以理解为作家自我超越的决心。但根据阿德勒的理论，自卑者有时会乐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以隐藏其对支配地位的迷恋。据此来看，沈从文对达士先生的无情解剖可能只是自卑心理的另一种体现，其自我超越的意图恐怕未必能够真正达成。
二、在现实与梦幻中找寻真善美
尽管从《八骏图》等描写都市情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现实批判成分，但沈从文的眼光显然不止停留在批判的一面。相应地，人们也不能将作者对湘西世界的书写简单地理解为浪漫抒情。
宗白华认为，诗人艺术家可具有醉与醒两种态度：“诗人善醒，他能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象……但诗人更要能醉，能梦。由梦由醉诗人方能暂脱世俗，超越凡近……”沈从文的创作就有此倾向。除了对现实的深切体察，作家对自然、生命、美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在这样的双重观照下，沈从文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现实与梦幻结合的创作方式，也正因为此，才可见出沈从文创作的深度。
从具体的文本看，即便是《八骏图》这样的反映“现实的丑”的作品，其中也包含着大量“梦幻的美”的因子，这显然与一般的批判讽刺小说有明显不同。沈从文在记录了《八骏图》创作过程的回忆性散文《水云》中描述了自己在青岛海边的体验：“我一面让和暖阳光烘炙肩背手足，取得生命所需要的热力，一面即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显然，作家的感受是美的，并十分自然地将它融入了作品之中。小说中每每出现自然景物的描写时，作家的笔触都是散文化的、诗化的，作家显然毫不在意将这些美的成分穿插在对教授们病态心理的描摹之中。作家的情绪是处在醉醒间的，只是捕捉内心的感受固定成文本，而并未刻意将小说作为纯粹反映和讽刺现实的创作，而文本的意味也随之丰富起来。同样地，在《边城》《三三》等写乡村的作品中，除了展现美好的人与物，作家对湘西世界渐渐失落的不可抗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正是作家徘徊于梦幻与现实之间的体现。 除了天生内心纤细而敏感外，个人经历是沈从文产生此种创作倾向的重要原因。沈从文有着强烈的超脱现实的需要，他说：“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我得稍稍休息，缓一口气！”他要通过创作建造一座希腊小庙，一处充满真善美的神圣之地，用以休息喘息，疗愈灵魂。
但是，沈从文从没有耽于梦幻，他在创作中保持了作家应具有的自觉意识。纯然的理性表达或许深刻，但也格外沉重;而无节制的感性抒发往往呈现为一种个人化的境界，使读者难以进入。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的创作无疑是有节制、有节奏的，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柔和的张力，意蕴丰富且不失可读性。
三、在传统与现代中探索文体形式
沈从文有“文体作家”之称。夏志清认为，沈从文在创作初期由于不谙西方小说技法又未曾受过正统训练，是“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但是对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叙事艺术给予了肯定：“在他成熟的时期，对几种不同文体的运用，可以说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在创作实践中，沈从文逐渐认识到了文体形式的重要性，并进行了持续的探索。
《八骏图》中，文体的糅合运用十分明显。当写到青岛海边的自然风光时，小说的节奏明显慢了下来，呈现出散文化的特点。例如，达士先生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所描写的窗外景色：“我房子的小窗口正对着一片草坪……上面点缀了一些不知名的黄色花草，远远望去，那些花简直是绣在上面……草坪尽头有个白杨林，据听差说那是加拿大种白杨林。林尽头是一片大海，颜色仿佛时时刻刻皆在那里变化;先前看看是条深蓝色缎带，这个时节却正如一块银子。”
《八駿图》还显示了沈从文在创作成熟期对叙事模式的探索。小说中存在着“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教授丙给达士先生讲了一段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有“病”的，这个嵌套的故事与小说本身所讲述的故事是同构的，加强了反讽效果。与《八骏图》同时期创作的《月下小景》，同样是以人物讲故事的方式结构小说的。尽管仍属于传统的“说/听”模式，但是作家显然有意识地运用叙事技巧来扩张小说的意蕴，这种叙事方式与沈从文早期的作品有较大区别。
沈从文叙事方式的转变在《灯》（1929）这篇小说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小说开篇写道：“因为有个穿青衣服底女人，到X住处来，见X桌上的一个灯，非常旧且非常清洁，想知道这灯被主人敬视的理由，所以他就告给这青衣女人关于这个灯的一件故事。”然而在小说结尾处，X不小心说出了这盏灯是“借他们楼下姨娘的”，灯的故事的真实性顿时消解，形成了另一种意蕴更加丰富的反讽。这与当代先锋作家喜用的“元叙事”十分相似，沈从文在叙事探索上的创造性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沈从文不断尝试形式上的创新，却并未轻视故事本身。有论者认为：“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强调小说故事性最用力，对‘去情节化’倾向批评最激烈的一个。”谈及小说创作，沈从文认为，“就‘技巧’二字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帖’，是‘求恰当’”。可见沈从文对文体形式的创新追求，出发点与当代先锋作家是迥然不同的。《八骏图》中，对教授们潜意识的状写，作家采用的是速写的方式，给人层层推进、娓娓道来的感觉，形式上具有创新性，而对每个人物不同的速写角度又使小说情节得到了丰富，故事性增强，最终呈现出一个意味无穷的文本。这是作家精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见，沈从文对小说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是辩证的：形式与内容是互相“选择”的，配合得当，才能“妥帖”和“恰当”，才是好作品。
四、结语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数量十分丰富，无论是题材还是形式都富于变化，显示出作家复杂的创作动机，其中的内涵和意蕴是值得读者反复发掘的。尽管沈从文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但对艺术的挚诚、对自然和美的热爱使他的作品充溢着人文关怀和丰富深邃的意蕴，给读者带来了新鲜而美好的审美体验，也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添上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发表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的代表作。通常认为，小说是通过对包括主人公达士先生在内的八位教授的状貌行为的精神分析式描写，暴露他们压抑、扭曲的灵魂，由此批判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戕害。这样的解读主要是基于沈从文所构筑的“都市—乡村”对立模式，失之简单化和概念化。事实上，《八骏图》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本，从题材内容到文体形式，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都具有代表性，其创作动机值得探究。
一、在自卑与超越中获得内心平衡
“都市—乡村”二元对立是对沈从文小说的一种惯常的理解方式。在沈从文的笔下，他毫不吝惜对以湘西为代表的乡村世界的赞美，而与此相对立的是充满险恶、压抑、扭曲的都市社会。这虽不是阐释其作品的好角度，却可以成为读者进入作家内心世界探究其创作动机的切入点。
沈从文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打造这样的城乡对立景观呢？结合他的早年经历和种种自述可以看出，原因不是简单的好恶所能概括的，而是受复杂的心理因素影响。这种隐秘心理动因在《八骏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922年，沈从文告别了湘西初到北京，抱著考大学、做学者的愿望开始了在大都市中的闯荡。美国学者金介甫认为：“20年代多数进步的作家全是教授，以他们的学问受到人们的尊重。因此，沈从文显然必须考进大学。”经济窘迫，考大学也屡屡落榜，特别是考燕京大学得零分这一经历使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为了生计，沈从文只好大量写作和投稿，但发表并不顺利，他的稿件还曾被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当众扔进废纸篓。经历了种种挫折，沈从文渐渐明白了大都市的生存法则和他所向往的文化知识界的等级构成。《八骏图》所描写的对象——教授，正是文化知识界掌握话语权威的角色。即使在成为知名作家乃至自己也做了教授之后，沈从文对于曾经受到的来自知识界的轻视和羞辱仍然不能释怀。他针对这一群体的贬损常常十分尖刻：“活在中国作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身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尽管早已是“读书圈儿”中的一员了，但沈从文显然将自己这个“乡下人”与“大多数人”划清了界线。
《八骏图》的前半部分里，作家与主人公达士先生的目光是一致的。达士先生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以“医生”自居，认为其他七位教授“皆好像有一点病”，而病因也被达士先生带着会心的微笑轻易看穿：“这些人虽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便是一种心灵上的欲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接着，作家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分别展示了七位教授的病状。然而在这一大段的精神展览中，作家自己的隐秘心理也同样呈露出来。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行为是对自卑心理的掩饰，“由于自卑感总是会带来压力，所以相伴而来的常常是补偿性的举动”。可以说，作家是在展览七位教授病态精神的同时，完成了对由早年受文化知识界冷遇所造成的自卑心理的补偿。
但沈从文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卑者，他对自己的隐秘心理是有所知觉的，并在创作中流露出自我超越的意图，这在《八骏图》中也有所体现。
当教授们的病状展览完毕之后，作家的视角就开始逐渐后移，最终将目光投向了主人公自身。这篇小说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当作家将解剖刀对准达士先生时，其自我超越的意图就显现出来。达士先生一面对其他七位教授的隐秘性心理流露出蔑视和鄙夷，自己却也不自觉地受了“海”的引诱，患上了与其他教授相同的“病”。小说渐近尾声，反讽的笔调也愈发明显：“一件真实事情。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样毫不留情的讥讽或许可以理解为作家自我超越的决心。但根据阿德勒的理论，自卑者有时会乐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以隐藏其对支配地位的迷恋。据此来看，沈从文对达士先生的无情解剖可能只是自卑心理的另一种体现，其自我超越的意图恐怕未必能够真正达成。
二、在现实与梦幻中找寻真善美
尽管从《八骏图》等描写都市情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现实批判成分，但沈从文的眼光显然不止停留在批判的一面。相应地，人们也不能将作者对湘西世界的书写简单地理解为浪漫抒情。
宗白华认为，诗人艺术家可具有醉与醒两种态度：“诗人善醒，他能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象……但诗人更要能醉，能梦。由梦由醉诗人方能暂脱世俗，超越凡近……”沈从文的创作就有此倾向。除了对现实的深切体察，作家对自然、生命、美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在这样的双重观照下，沈从文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现实与梦幻结合的创作方式，也正因为此，才可见出沈从文创作的深度。
从具体的文本看，即便是《八骏图》这样的反映“现实的丑”的作品，其中也包含着大量“梦幻的美”的因子，这显然与一般的批判讽刺小说有明显不同。沈从文在记录了《八骏图》创作过程的回忆性散文《水云》中描述了自己在青岛海边的体验：“我一面让和暖阳光烘炙肩背手足，取得生命所需要的热力，一面即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显然，作家的感受是美的，并十分自然地将它融入了作品之中。小说中每每出现自然景物的描写时，作家的笔触都是散文化的、诗化的，作家显然毫不在意将这些美的成分穿插在对教授们病态心理的描摹之中。作家的情绪是处在醉醒间的，只是捕捉内心的感受固定成文本，而并未刻意将小说作为纯粹反映和讽刺现实的创作，而文本的意味也随之丰富起来。同样地，在《边城》《三三》等写乡村的作品中，除了展现美好的人与物，作家对湘西世界渐渐失落的不可抗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正是作家徘徊于梦幻与现实之间的体现。 除了天生内心纤细而敏感外，个人经历是沈从文产生此种创作倾向的重要原因。沈从文有着强烈的超脱现实的需要，他说：“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我得稍稍休息，缓一口气！”他要通过创作建造一座希腊小庙，一处充满真善美的神圣之地，用以休息喘息，疗愈灵魂。
但是，沈从文从没有耽于梦幻，他在创作中保持了作家应具有的自觉意识。纯然的理性表达或许深刻，但也格外沉重;而无节制的感性抒发往往呈现为一种个人化的境界，使读者难以进入。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的创作无疑是有节制、有节奏的，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柔和的张力，意蕴丰富且不失可读性。
三、在传统与现代中探索文体形式
沈从文有“文体作家”之称。夏志清认为，沈从文在创作初期由于不谙西方小说技法又未曾受过正统训练，是“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但是对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叙事艺术给予了肯定：“在他成熟的时期，对几种不同文体的运用，可以说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在创作实践中，沈从文逐渐认识到了文体形式的重要性，并进行了持续的探索。
《八骏图》中，文体的糅合运用十分明显。当写到青岛海边的自然风光时，小说的节奏明显慢了下来，呈现出散文化的特点。例如，达士先生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所描写的窗外景色：“我房子的小窗口正对着一片草坪……上面点缀了一些不知名的黄色花草，远远望去，那些花简直是绣在上面……草坪尽头有个白杨林，据听差说那是加拿大种白杨林。林尽头是一片大海，颜色仿佛时时刻刻皆在那里变化;先前看看是条深蓝色缎带，这个时节却正如一块银子。”
《八駿图》还显示了沈从文在创作成熟期对叙事模式的探索。小说中存在着“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教授丙给达士先生讲了一段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有“病”的，这个嵌套的故事与小说本身所讲述的故事是同构的，加强了反讽效果。与《八骏图》同时期创作的《月下小景》，同样是以人物讲故事的方式结构小说的。尽管仍属于传统的“说/听”模式，但是作家显然有意识地运用叙事技巧来扩张小说的意蕴，这种叙事方式与沈从文早期的作品有较大区别。
沈从文叙事方式的转变在《灯》（1929）这篇小说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小说开篇写道：“因为有个穿青衣服底女人，到X住处来，见X桌上的一个灯，非常旧且非常清洁，想知道这灯被主人敬视的理由，所以他就告给这青衣女人关于这个灯的一件故事。”然而在小说结尾处，X不小心说出了这盏灯是“借他们楼下姨娘的”，灯的故事的真实性顿时消解，形成了另一种意蕴更加丰富的反讽。这与当代先锋作家喜用的“元叙事”十分相似，沈从文在叙事探索上的创造性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沈从文不断尝试形式上的创新，却并未轻视故事本身。有论者认为：“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强调小说故事性最用力，对‘去情节化’倾向批评最激烈的一个。”谈及小说创作，沈从文认为，“就‘技巧’二字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帖’，是‘求恰当’”。可见沈从文对文体形式的创新追求，出发点与当代先锋作家是迥然不同的。《八骏图》中，对教授们潜意识的状写，作家采用的是速写的方式，给人层层推进、娓娓道来的感觉，形式上具有创新性，而对每个人物不同的速写角度又使小说情节得到了丰富，故事性增强，最终呈现出一个意味无穷的文本。这是作家精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见，沈从文对小说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是辩证的：形式与内容是互相“选择”的，配合得当，才能“妥帖”和“恰当”，才是好作品。
四、结语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数量十分丰富，无论是题材还是形式都富于变化，显示出作家复杂的创作动机，其中的内涵和意蕴是值得读者反复发掘的。尽管沈从文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但对艺术的挚诚、对自然和美的热爱使他的作品充溢着人文关怀和丰富深邃的意蕴，给读者带来了新鲜而美好的审美体验，也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添上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