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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封杀中兴一个月后，中兴命运与中美贸易谈判的未来捆绑在一起。
中兴通讯事件汇集了中美戏剧性冲突的要素：中美观念的差异、信息的错位，两大强国间彼此激烈的竞争、双方在技术角逐中暴露出的力量失衡，对未知的恐惧等等。
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则对《财经》记者说，“我觉得迄今为止，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兴了，这个问题能解决，中美就应该不会开战。”
中兴被放在这样的高度，屠新泉解释说，中兴事件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标志，它对中国的杀伤力最大，对美国的反作用力也最大——所谓杀伤力是指，美国的确处于上游的有利位置，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同时，这也会极大打击美国作为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的可信度;杀死中兴就是切断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中国依赖美国其实是美国的优势。
在中兴命运悬而未决之际，联想誓死要打赢荣誉保卫战的文章刷屏。联想的问题，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描述说：自己业务不争气，碰上危机公关也不给力。在美国，华为最为麻烦，因为华为太强大了，中兴落后很多，联想则是个阿斗。
当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意和噱头的环境下，华为、中兴和联想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在美国，民族主义带来了“美国优先”的治国策略，四处扣“国家安全”的帽子，华为、中兴这些率先实现全球化的中国企业有意无意地成为靶子;在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把企业的技术行为、高科技产业自身的发展放大到国家危机存亡之际的道路选择，联想5G投票也成为靶子。
自从去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各种围追堵截持续加码，在技术上，美国担忧中兴、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利用其电子设备搜集信息，窃取机密，尤其是那些核心网络中的关键设备。
5月23日美國总统特朗普将关税大棒伸向了进口汽车。他指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援引1962年的一部贸易法的“232条款”，着手对进口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发起调查。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海外进口已经损害了美国汽车行业，需进入国家安全调查的视野。
但无论是爱国生意，还是国家安全的噱头，能对其有所抗衡的，则是国际分工已然形成的产业链。
日前，华为发布的全球首款全面屏笔记本MateBook X Pro进入美国市场，自我设定了极微薄的获利空间，只为在美国市场占有一寸容身之地。不久前，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基于安全考虑，已要求全球美军基地贩卖部停止销售华为及中兴通讯的手机。
华为手机进军美国的悲剧只是华为在美国发展各种坎坷的一个缩影，此前有华为和思科长达十年的对垒，对打虽然似乎没有输赢，结果却基本被市场绑架，而华为也从此成为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怀疑的对象。
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与技术、创新，与国际较力密不可分。中美竞争在此时展开，国家安全的焦点集中于技术转移和网络空间的安全。
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直接得出结论，说华为和中兴通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因为它们试图获取美国公司的敏感数据。2016年，安全调查人员在华为和中兴的某些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预装软件，其中设置了每隔72小时把手机上的所有短信发回中国的后门，这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不信任提供了潜在证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不久前直接针对华为一致投票，阻止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电信运营商使用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
华为在美国总有点儿时运不济。
美国持续数十年的政治极化催生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深度怀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对大的机构没有信任，对全球的精英都不愿苟同。这种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又以某种爱国主义的外衣呈现出来。
互联网靠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支撑，也靠引发网络热议的联想5G投票等标准的设定。在网络的发展创新过程中，中国和美国都发现，各种跨越国界和主权的全球性数据流动带来很大的挑战。
放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中兴、华为、联想等中国科技企业被指责以惠普、思科和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作为踏板进入美国联邦系统。联想和华为因向美国公司提供各种硬件产品，被认为有“网络间谍 ”的风险。中国组装了全球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和商业电子设备，一些国会议员指责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造能力搞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美国网络风险管理公司Sera-Brynn曾在美国网络安全市场研究公司Cybersecurity Ventures发布的季度全球网络安全企业500强的名单中挤入前十。几个月前，其首席战略官希瑟·恩格尔（Heather Engel）警告说，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不只是业务目标，还是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企业在网络风险管理上投资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为它们的供应链的弹性取决于网络安全。
美国现在的讨论倾向于相信，美国供应链暴露出对中国的脆弱性。恩格尔对《财经》记者说，威胁真实存在，供应链的威胁对任何企业都是非常真实的。最近许多数据安全事件都始自供应链——去年美国最大信用报告机构之一、Equifax的黑客入侵事件，它使超过1.45亿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和影响的数据安全事件，此前更早，美国百货零售商Target发生用户数据消息泄露事件。
安全研究中心Ponemon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表明，56%的企业发生过供应商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
在支持美国联邦信息系统的商业电子组件和信息系统中，中国供应商的角色举足轻重。中国直接被国会点名——供应链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和实体，他们指导或补贴供应商生产，制造或组装产品。 下一步是什么呢？完全不用中国供应商的产品？可能性非常小。商业信息技术的供应链是由东亚供应商控制的国际化生意，中国在东亚诸侯中扮演主要角色。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硬件出口商和进口商，也是计算机工作站、笔记本电脑、路由器、开关、光纤电缆和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地。
恩格尔也持同样观点，她说，解决方案不是把所有的中国供应商都禁了，毕竟现在的商业是全球性的，中国又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算是中兴、华为等中国供应商完全被禁，也不存在其他的供应商就“完全安全”这回事。
在除去中国之外，美国并没有多少其他可替代选项。而美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也没有，恩格尔说，鉴于当今商业、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ICT） 组件的全球性，美国很难闭门造车。
特朗普政府在持续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围堵，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的在华企业也如坐针毡。前麦肯锡高管欧高敦（Gordon Orr）负责麦肯锡亚洲地区业务20余载，主要集中于科技行业。如今他是联想、英国太古集团（Swire Group）等企业的非执行董事。他告诉《财经》记者，美中之间贸易和投资局势紧张，许多在华的美国跨国公司都在担忧是否会惹火上身。
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会加剧到什么程度？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对《财经》记者说，双方竞争在加剧，甚至可能接近于互相冲突，但与19世纪或20世纪不同，现在主要大国间的竞争是彼此争夺全球经济的权力杠杆——控制规则和制度，标准、商业和技术，冲突的焦点不再是军事角力或领土扩张。
在这一竞争中，刘易斯认为，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起关键作用，尤其是信息技术，这是鉴于其对政治、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言。技术和創造新技术的能力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关键要素，中美关系中有紧密的商业合作，同时政府间深度互疑，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的局势。
美国母亲节那个周日，华盛顿突然而至的燥热天气因一阵紧似一阵的雷阵雨而凉爽起来。未到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出人意料地发文“解禁中兴”。四天后，美国众议院顶风行动，一致通过了对中兴实施制裁的修正案，让中兴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中兴是科技企业高度全球化的一个代表。中兴有8万员工，如果中兴死亡，算上产业链，渠道商将有数十万人受到波及——通讯设备全球分工程度极高，从底层芯片到系统软件、生产线上的测试工具、研发中的开发软件，都需要全球化的产品与技术。通信设备商再牛，也没有人能做到全产业链全覆盖。
特朗普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是，美国跨国公司多专注于营销、设计和创新，同时把业务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外包出去。通过全球供应链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扩大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系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部分是由加工贸易驱动的——美国将一部分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在中国组装后，中国再出口到美国。 按特朗普的计划，若大幅度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美国可能要迫使一些制造企业寻找其他国家进行组装，来替代中国。这种有针对性的要求几乎肯定会对跨国公司造成伤害，包括许多在中国有生产设备的美国公司。
在产业供应链上，中国投资者促进了资金的流动。有数据显示，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额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跃升了185%。不过在美国政客坚称中国的投资是用来盗取美国的高科技成果后，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入骤然减少。2017年，进入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额比2015年的峰值下降了12%，今年相数额会更少。
对美国科技公司而言，它们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从苹果、思科到高通等等，这些美国科技公司都在中国有生产线和产品。史宗瀚表示，与其设定削减赤字的目标，美国莫不如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停止所有“本土组件”的要求。
因为特朗普对传统贸易理论的颠覆，使他在贸易上和中国较劲的同时，也在其他战线上开战。在和加拿大、墨西哥对北美自贸协定（NAFTA）进行了九个月的谈判后，日前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他不能重新调整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增加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他就会退出这项协议。三方谈判的最大争议是汽车问题。
一辆车大约有3万个零件，电脑、智能手机的零部件要少很多，但也需要数百个零部件。无论汽车还是电脑、智能手机，很多零部件都不是在美国制造的。美国正在推动收紧汽车零部件原产地规则，该规则将规定一辆汽车必须拥有多少比例的当地零件，才能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免税待遇。
据美国官方数据，去年美国一共进口了830万辆汽车，总价值达192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240万辆、加拿大180万辆、日本170万辆、德国50万辆。
NAFTA对整合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制造和供应网络的增长有很大贡献。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产业组主任克里斯汀·基客翟克（Kristin Dziczek）对《财经》记者说，NAFTA允许汽车生产商以最低的成本生产，降低了供应链风险，从而保证了汽车的生产制造留在北美。若没有NAFTA的存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转移到亚洲、东欧或者南美等低成本国家。不管特朗普怎样威胁，在NAFTA的前提下，供应链不断增长、相互关联，这不会轻易就被取消掉。
中国也是一样。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说，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如果贸易摩擦持久化，将会引起全世界产业的转移和再造。
全球化的速度史无前例，信息通讯技术现代化努力越来越依赖于私有企业与商业现货产品。这些新产品的供应链更复杂、更国际化，也有更多变数。
有学者指出，美国通过创新和生产刺激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份额，并决定了中国出口的速度和范围，这本身是中国开放进入全球一体化的结果，而不单纯是中国竞争力提高的结果。
从产业链的角度上，一方面，中美产业链的互补性都很强，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发展新的技术、与新的供应商达成合作，供应链也在不断变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它们在这个产业链上或联合、或位移。
中兴通讯事件汇集了中美戏剧性冲突的要素：中美观念的差异、信息的错位，两大强国间彼此激烈的竞争、双方在技术角逐中暴露出的力量失衡，对未知的恐惧等等。
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则对《财经》记者说，“我觉得迄今为止，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兴了，这个问题能解决，中美就应该不会开战。”
中兴被放在这样的高度，屠新泉解释说，中兴事件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标志，它对中国的杀伤力最大，对美国的反作用力也最大——所谓杀伤力是指，美国的确处于上游的有利位置，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同时，这也会极大打击美国作为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的可信度;杀死中兴就是切断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中国依赖美国其实是美国的优势。
在中兴命运悬而未决之际，联想誓死要打赢荣誉保卫战的文章刷屏。联想的问题，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描述说：自己业务不争气，碰上危机公关也不给力。在美国，华为最为麻烦，因为华为太强大了，中兴落后很多，联想则是个阿斗。
当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意和噱头的环境下，华为、中兴和联想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在美国，民族主义带来了“美国优先”的治国策略，四处扣“国家安全”的帽子，华为、中兴这些率先实现全球化的中国企业有意无意地成为靶子;在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把企业的技术行为、高科技产业自身的发展放大到国家危机存亡之际的道路选择，联想5G投票也成为靶子。
自从去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各种围追堵截持续加码，在技术上，美国担忧中兴、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利用其电子设备搜集信息，窃取机密，尤其是那些核心网络中的关键设备。
5月23日美國总统特朗普将关税大棒伸向了进口汽车。他指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援引1962年的一部贸易法的“232条款”，着手对进口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发起调查。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海外进口已经损害了美国汽车行业，需进入国家安全调查的视野。
但无论是爱国生意，还是国家安全的噱头，能对其有所抗衡的，则是国际分工已然形成的产业链。
美国也难以闭门造车
日前，华为发布的全球首款全面屏笔记本MateBook X Pro进入美国市场，自我设定了极微薄的获利空间，只为在美国市场占有一寸容身之地。不久前，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基于安全考虑，已要求全球美军基地贩卖部停止销售华为及中兴通讯的手机。
华为手机进军美国的悲剧只是华为在美国发展各种坎坷的一个缩影，此前有华为和思科长达十年的对垒，对打虽然似乎没有输赢，结果却基本被市场绑架，而华为也从此成为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怀疑的对象。
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与技术、创新，与国际较力密不可分。中美竞争在此时展开，国家安全的焦点集中于技术转移和网络空间的安全。
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直接得出结论，说华为和中兴通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因为它们试图获取美国公司的敏感数据。2016年，安全调查人员在华为和中兴的某些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预装软件，其中设置了每隔72小时把手机上的所有短信发回中国的后门，这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不信任提供了潜在证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不久前直接针对华为一致投票，阻止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电信运营商使用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
华为在美国总有点儿时运不济。
美国持续数十年的政治极化催生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深度怀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对大的机构没有信任，对全球的精英都不愿苟同。这种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又以某种爱国主义的外衣呈现出来。
互联网靠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支撑，也靠引发网络热议的联想5G投票等标准的设定。在网络的发展创新过程中，中国和美国都发现，各种跨越国界和主权的全球性数据流动带来很大的挑战。
放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中兴、华为、联想等中国科技企业被指责以惠普、思科和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作为踏板进入美国联邦系统。联想和华为因向美国公司提供各种硬件产品，被认为有“网络间谍 ”的风险。中国组装了全球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和商业电子设备，一些国会议员指责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造能力搞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美国网络风险管理公司Sera-Brynn曾在美国网络安全市场研究公司Cybersecurity Ventures发布的季度全球网络安全企业500强的名单中挤入前十。几个月前，其首席战略官希瑟·恩格尔（Heather Engel）警告说，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不只是业务目标，还是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企业在网络风险管理上投资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为它们的供应链的弹性取决于网络安全。
美国现在的讨论倾向于相信，美国供应链暴露出对中国的脆弱性。恩格尔对《财经》记者说，威胁真实存在，供应链的威胁对任何企业都是非常真实的。最近许多数据安全事件都始自供应链——去年美国最大信用报告机构之一、Equifax的黑客入侵事件，它使超过1.45亿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和影响的数据安全事件，此前更早，美国百货零售商Target发生用户数据消息泄露事件。
安全研究中心Ponemon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表明，56%的企业发生过供应商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
在支持美国联邦信息系统的商业电子组件和信息系统中，中国供应商的角色举足轻重。中国直接被国会点名——供应链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和实体，他们指导或补贴供应商生产，制造或组装产品。 下一步是什么呢？完全不用中国供应商的产品？可能性非常小。商业信息技术的供应链是由东亚供应商控制的国际化生意，中国在东亚诸侯中扮演主要角色。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硬件出口商和进口商，也是计算机工作站、笔记本电脑、路由器、开关、光纤电缆和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地。
恩格尔也持同样观点，她说，解决方案不是把所有的中国供应商都禁了，毕竟现在的商业是全球性的，中国又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算是中兴、华为等中国供应商完全被禁，也不存在其他的供应商就“完全安全”这回事。
在除去中国之外，美国并没有多少其他可替代选项。而美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也没有，恩格尔说，鉴于当今商业、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ICT） 组件的全球性，美国很难闭门造车。
上有政策大棒，下有供应链
特朗普政府在持续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围堵，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的在华企业也如坐针毡。前麦肯锡高管欧高敦（Gordon Orr）负责麦肯锡亚洲地区业务20余载，主要集中于科技行业。如今他是联想、英国太古集团（Swire Group）等企业的非执行董事。他告诉《财经》记者，美中之间贸易和投资局势紧张，许多在华的美国跨国公司都在担忧是否会惹火上身。
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会加剧到什么程度？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对《财经》记者说，双方竞争在加剧，甚至可能接近于互相冲突，但与19世纪或20世纪不同，现在主要大国间的竞争是彼此争夺全球经济的权力杠杆——控制规则和制度，标准、商业和技术，冲突的焦点不再是军事角力或领土扩张。
在这一竞争中，刘易斯认为，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起关键作用，尤其是信息技术，这是鉴于其对政治、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言。技术和創造新技术的能力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关键要素，中美关系中有紧密的商业合作，同时政府间深度互疑，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的局势。
美国母亲节那个周日，华盛顿突然而至的燥热天气因一阵紧似一阵的雷阵雨而凉爽起来。未到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出人意料地发文“解禁中兴”。四天后，美国众议院顶风行动，一致通过了对中兴实施制裁的修正案，让中兴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中兴是科技企业高度全球化的一个代表。中兴有8万员工，如果中兴死亡，算上产业链，渠道商将有数十万人受到波及——通讯设备全球分工程度极高，从底层芯片到系统软件、生产线上的测试工具、研发中的开发软件，都需要全球化的产品与技术。通信设备商再牛，也没有人能做到全产业链全覆盖。
特朗普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是，美国跨国公司多专注于营销、设计和创新，同时把业务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外包出去。通过全球供应链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扩大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系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部分是由加工贸易驱动的——美国将一部分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在中国组装后，中国再出口到美国。 按特朗普的计划，若大幅度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美国可能要迫使一些制造企业寻找其他国家进行组装，来替代中国。这种有针对性的要求几乎肯定会对跨国公司造成伤害，包括许多在中国有生产设备的美国公司。
在产业供应链上，中国投资者促进了资金的流动。有数据显示，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额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跃升了185%。不过在美国政客坚称中国的投资是用来盗取美国的高科技成果后，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入骤然减少。2017年，进入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额比2015年的峰值下降了12%，今年相数额会更少。
对美国科技公司而言，它们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从苹果、思科到高通等等，这些美国科技公司都在中国有生产线和产品。史宗瀚表示，与其设定削减赤字的目标，美国莫不如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停止所有“本土组件”的要求。
因为特朗普对传统贸易理论的颠覆，使他在贸易上和中国较劲的同时，也在其他战线上开战。在和加拿大、墨西哥对北美自贸协定（NAFTA）进行了九个月的谈判后，日前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他不能重新调整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增加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他就会退出这项协议。三方谈判的最大争议是汽车问题。
一辆车大约有3万个零件，电脑、智能手机的零部件要少很多，但也需要数百个零部件。无论汽车还是电脑、智能手机，很多零部件都不是在美国制造的。美国正在推动收紧汽车零部件原产地规则，该规则将规定一辆汽车必须拥有多少比例的当地零件，才能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免税待遇。
据美国官方数据，去年美国一共进口了830万辆汽车，总价值达192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240万辆、加拿大180万辆、日本170万辆、德国50万辆。
NAFTA对整合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制造和供应网络的增长有很大贡献。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产业组主任克里斯汀·基客翟克（Kristin Dziczek）对《财经》记者说，NAFTA允许汽车生产商以最低的成本生产，降低了供应链风险，从而保证了汽车的生产制造留在北美。若没有NAFTA的存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转移到亚洲、东欧或者南美等低成本国家。不管特朗普怎样威胁，在NAFTA的前提下，供应链不断增长、相互关联，这不会轻易就被取消掉。
中国也是一样。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说，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如果贸易摩擦持久化，将会引起全世界产业的转移和再造。
全球化的速度史无前例，信息通讯技术现代化努力越来越依赖于私有企业与商业现货产品。这些新产品的供应链更复杂、更国际化，也有更多变数。
有学者指出，美国通过创新和生产刺激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份额，并决定了中国出口的速度和范围，这本身是中国开放进入全球一体化的结果，而不单纯是中国竞争力提高的结果。
从产业链的角度上，一方面，中美产业链的互补性都很强，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发展新的技术、与新的供应商达成合作，供应链也在不断变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它们在这个产业链上或联合、或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