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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芬奇的第二个宝宝即将出生，对于是否会选择生育第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问题，她连连摆手，表示两个已经足够。伊丽莎白·芬奇的选择代表了现在英国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生育态度，这一选择与他们的父辈及祖辈截然不同。
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家中共有6名兄弟姐妹。二战后的国家整体萧条，使“婴儿潮一代”的生活相较清苦，生活的压力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觉醒影响了这代人的生育观，于是和伊丽莎白一样，英国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
对于现在生育两个孩子的决定，伊丽莎白表示：“这是将宝宝数量与父母拥有的精力、金钱进行匹配后的理性决定。”
不同年代的生育选择，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个体意识觉醒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更直观的反映是英国乃至欧洲大陆的生育率变化。数据显示，英国的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了2.93的峰值，之后一路下降到1977年的1.69。到2005年为1.76，中间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此后缓慢爬升至2010年的1.92，最新数据为2017年的1.88。
欧洲多个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波动，部分国家的生育率甚至长期处于1.3-1.4的水平。在经过多项政策刺激后，即使瑞典和法国被视为欧洲的生育“高地”，生育率的峰值分别只有1.98和2.0。虽然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但已高于中国。
低生育率一度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机，这种担忧促使世界上最早的家庭政策、生育政策于20世纪70年代发迹于欧洲。
欧洲的人口结构并未受到过外力的强行干扰，即便如此，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社会学家对欧洲国家生育率的强势逆转均不抱希望。统计数据显示，多项政策叠加，欧洲多国的生育率呈现出的仍是极为缓慢的爬升、徘徊不前。对它们来说，现在不再下降的数字已足够令人惊喜。
“社会政策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仍然不够。”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塞斯科·比拉里表示。
持续的低生育率和极低生育率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人口的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西欧和北欧的生育率率先跌破更替水平，下降至1.65，南欧生育率则下降至1.42。其中，德国、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生育率甚至曾下降至1.3及以下。
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人口学者试图从后现代化欧洲国家的社会机构、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变化，阐释导致欧洲低生育率的深层原因，并将这一变化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这一转变与发生在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第一次人口转变”，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变化的机理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社会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世界多个国家未来人口的走向及发展预测均具有借鉴意义。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范德卡凭借这一理论的提出获得了国际人口科学联盟的最高荣誉奖“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桂冠”。
在范德卡看来，在欧洲，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结婚和生育显著推迟为特征的新生育机制已然形成，这期间两性关系更加趋于平等，育龄推迟、生育意愿降低、终生不育者增多。而人们生育孩子不仅仅考虑物质条件，还需要兼顾自我实现、个人权利、教育提升等复杂多样的非物质因素。
上述因素综合起来主要表现为，人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快乐和价值实现。不想让孩子和家庭成为负担；环境污染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许多越来越难以预计的威胁，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同样影响了他们的生育选择。此外，高福利的国家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网，加之个人收入水平的增高，人们的需求层次普遍得到提升。而个人价值观的改变导致了个体社会行为的改变，并引起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出现就是欧洲社会这种结构性变革的结果。
伊丽莎白的父亲身处“第二次人口转变”期中，对于当时的生育抉择，这位63岁的英国老人表示：“小时候，我的父母没有提供给我优渥的生活，我不想让伊丽莎白陷入我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困境，我想尽最大可能为她提供优质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而过多的子女数量显然会对我的这一设想及家庭的生活品质带来影响。”
提高个人生活品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观念在英国根深蒂固。对此，英国社会学者何越举例称，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英国父母现在会倾向于将孩子送去免费的公立学校，省下的钱则用来度假，“孩子数量增多，度假费用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少生或不生”。
这一状况带来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即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的水平，比如1.5以下，低生育率机制就会形成，以后很难逆转。
其中的逻辑链条为，因为人口的负增长惯性，潜在母亲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出生人数的减少，年轻一代受父辈低生育率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相对收入的减少也会限制生育。如果不采取政策干预，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出生人数的“螺旋式”减少。
对此，人口学者建议，对于那些生育率已经在1.5以下水平的国家，在机制未彻底建立和僵化之前，应采取政策措施将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以避免这种机制不断强化，将生育率压到越来越低的水平。
极低的生育率倒逼欧洲多国出台了独特的家庭政策。
作为现代家庭政策的发源地，欧洲国家的家庭政策旨在对现代化过程中家庭面临的困境做出反应。家庭政策已经成为欧洲福利国家的重要标志，其中生育政策是一个重要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的家庭政策多集中于如何有利于儿童成长和降低生育成本，而非仅仅鼓励生育。
政策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妇幼保健服务、育儿补贴在内的现金补贴及减免税收等福利，以及儿童照料和儿童发展的公共服务。
在英国，六个月以上的幼儿均可以享受每周30个小时的免费托幼服务，这笔费用由政府承担，公立医院、公立学校提供的免费医疗和教育减少了家庭在养育孩子方面的成本。 伊丽莎白表示，自己生育第二个孩子并不是因为家庭政策，但她也承认，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确实减轻了她和丈夫在养育孩子方面的负担。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洲国家的生育率趋势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5-1.6左右的水平上停止下降，并出现明显回升，其中挪威和瑞典在1986年率先回升到1.7以上，其后生育率明显回升的国家有芬兰（1988年）、丹麦（1990年）、法国（1995年）、荷兰（2000年）、英国（2003年）。
在生育率回升最快且保持在较高水平的瑞典，家庭政策更倾向于普遍的现金补贴和高水平服务。维也纳大学家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尼娅·布鲁姆介绍，在瑞典，家庭第一个子女的津贴为每月115欧元，孩子越多津贴越高。另外，政府鼓励父母申请育儿假，这一假期总长480天，其中60天为母亲专用，60天为父亲专用。480天中的390天可领取原收入的80%（收入上限为每年47340欧元），余下的90天领取固定金额，约为每天20欧元。
“作为福利国家，瑞典托幼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明显高出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索尼娅·布鲁姆指出。瑞典的家庭政策支出占GDP的3%，欧盟国家家庭政策支出占比均值为2.1%，在生育率—直偏低的德国，这个数字是2.82%。
在索尼娅·布鲁姆看来，德国的家庭政策相对保守，“德国的政策支持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比如低女性就业水平，倾向于向家庭发放高额现金补贴，而不是提供托幼机构等服务”。
在德国，父母的育儿假长达三年，其中两年领取较低的固定金额，为每月300欧元。政策不鼓励父亲请育儿假，而支持母亲们较长时间中断就业。2013年引入的“儿童保育津贴”规定，在家照看1岁-2岁子女而不送其入托的父母将可每月领取100欧元。2016年德国在婴幼儿和儿童保育体系方面的投入为450亿欧元。
现在德国已经从连续数十年世界最低生育率国家行列“爬”了出来，有分析认为大量涌入的难民功不可没，但形势似乎仍不乐观。
德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5，即使在欧洲国家，这一数值也相对较低。全球人口老龄化协会主席理查德·杰克森指出：“到2060年，德國人口将减少800万到1300万，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50%，即使大量引入难民，也难以弥补这一缺口。”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欧洲穆斯林移民的总和生育率只比非穆斯林群体高0.4。比如，奥地利的穆斯林1981年的生育率为3.09，1991年为2.77，2001年为2.30。英国的南亚穆斯林第一代移民平均有3.5个孩子，第二代平均只有2.5个，而且随着居住时间越长，其生育率越低。
也就是说，难民难以长久性地拉高生育率和贡献劳动力人口。
除去家庭政策，生育率较高的瑞典和法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性：社会中女性赋权程度较高。
对于这个现象，理查德·杰克森认为，那些尊重女性的工作意愿并给予生育保障的国家，其生育率会高，相反因生育而限制女性工作机会的国家其生育率往往比较低。工作、家庭如何平衡是问题的核心。
弗兰塞斯科·比拉里持相似的观点，“欧洲一些国家面临着和中国同样的问题，即性别分工更为传统、鲜有支持女性的社会政策，这导致生育率难以回升。”
如何才能平衡工作与家庭？对新生儿家庭而言，财政补贴和照料服务哪一个更具吸引力？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欧洲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家庭政策，效果各异。
在英国，女性可以选择弹性工作制，即可以向雇主要求每周的工作天数。伊丽莎白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负责区域品牌的推广每周工作三天，剩余时间用来陪伴孩子。在伊丽莎白的上司大卫·斯科特看来，这种安排并不会为公司带来困扰，给予婚育女性自由选择权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我们雇佣了另外一个员工负责其余两天的工作，这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损失。”
英国多位职场妈妈表示，生育孩子后女性可以重回职场、继续自己的事业，而非因为个人精力等因素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同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意愿。
在索尼娅·布鲁姆看来，家庭政策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中有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女性就业率高的国家出生率也高”。
但与女性高就业率相关的是家庭、社会甚至政府给予职场妈妈的友好环境和多项支持。
伊丽莎白的中学同学贝斯·尼尔森五年前移民芬兰，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她的描述中，芬兰街头推婴儿车带孩子出门购物、公园陪孩子晒太阳的多是父亲，英国的课外兴趣班等机构同样鼓励父亲陪伴孩子。欧洲的男女平权观念已经深入人J心，孩子养育过程中父亲的参与，无疑减轻了养育子女对母亲精力的消耗。
除去家庭内部因素，政府或企业提供的儿童日间照料也让职场妈妈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加友好，消除了她们对于孩子与工作是否可以兼顾的后顾之忧。
统计数据显示，在24个欧洲国家中，不满1岁孩子的职场妈妈正在休假的比例平均46%，其中14个国家低于45%。尤其是英国，虽然规定有54周的带薪假，但休假比例仅为0.6%，这意味着职场妈妈更倾向于接受儿童照料服务。
另有数据显示，2010年生育率较高的丹麦、挪威、冰岛、法国3岁以下儿童平均入园率接近或超过50%，而处于超低生育率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希腊以及东欧国家3岁以下儿童平均入园率都低于25%，波兰甚至不到10%。由此可见，提供儿童照料服务比给予家庭补贴更有利于生育率的提升。
在瑞典，托幼机构能够收纳全国45%的3岁以下儿童和92%的3岁至法定入学年龄的儿童。而瑞典25岁-49岁间女性就业率在2008年为79.8%。高于OECD国家71.9%的平均值。
2006年德国0-2岁儿童入托率仅为18%，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在2011年仅为25.2%。但不同于瑞典，在后续的政策中，2012年德国政府将给予家庭的财政补贴提高到了孩子出生后每月给予父亲或母亲最高1800欧元的补助，且可持续14个月。
此外，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德国40岁-44岁女性的家庭中没有孩子的比例高达33.6%，这说明德国的低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高比例的女性决定不生育，这种选择无疑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瑞典发放生育、育儿补贴的政策成本并没有高太多，但其在引导生育行为、维持工作一生活平衡方面更有效。”索尼娅·布鲁姆说。瑞典的政策被视为家庭友好型政策的代表，主要是因为其有效地缓解了女性的母亲角色和职业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
对此，弗兰塞斯科·比拉里指出：“社会政策对女性有利，男性更多地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生育率会上升，但政府需要为这些政策做好准备并付出行动，这远比仅仅鼓励人们生育孩子更切实际。”
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家中共有6名兄弟姐妹。二战后的国家整体萧条，使“婴儿潮一代”的生活相较清苦，生活的压力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觉醒影响了这代人的生育观，于是和伊丽莎白一样，英国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
对于现在生育两个孩子的决定，伊丽莎白表示：“这是将宝宝数量与父母拥有的精力、金钱进行匹配后的理性决定。”
不同年代的生育选择，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个体意识觉醒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更直观的反映是英国乃至欧洲大陆的生育率变化。数据显示，英国的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了2.93的峰值，之后一路下降到1977年的1.69。到2005年为1.76，中间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此后缓慢爬升至2010年的1.92，最新数据为2017年的1.88。
欧洲多个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波动，部分国家的生育率甚至长期处于1.3-1.4的水平。在经过多项政策刺激后，即使瑞典和法国被视为欧洲的生育“高地”，生育率的峰值分别只有1.98和2.0。虽然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但已高于中国。
低生育率一度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机，这种担忧促使世界上最早的家庭政策、生育政策于20世纪70年代发迹于欧洲。
欧洲的人口结构并未受到过外力的强行干扰，即便如此，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社会学家对欧洲国家生育率的强势逆转均不抱希望。统计数据显示，多项政策叠加，欧洲多国的生育率呈现出的仍是极为缓慢的爬升、徘徊不前。对它们来说，现在不再下降的数字已足够令人惊喜。
“社会政策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仍然不够。”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塞斯科·比拉里表示。
低生育率陷阱
持续的低生育率和极低生育率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人口的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西欧和北欧的生育率率先跌破更替水平，下降至1.65，南欧生育率则下降至1.42。其中，德国、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生育率甚至曾下降至1.3及以下。
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人口学者试图从后现代化欧洲国家的社会机构、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变化，阐释导致欧洲低生育率的深层原因，并将这一变化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这一转变与发生在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第一次人口转变”，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变化的机理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社会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世界多个国家未来人口的走向及发展预测均具有借鉴意义。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范德卡凭借这一理论的提出获得了国际人口科学联盟的最高荣誉奖“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桂冠”。
在范德卡看来，在欧洲，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结婚和生育显著推迟为特征的新生育机制已然形成，这期间两性关系更加趋于平等，育龄推迟、生育意愿降低、终生不育者增多。而人们生育孩子不仅仅考虑物质条件，还需要兼顾自我实现、个人权利、教育提升等复杂多样的非物质因素。
上述因素综合起来主要表现为，人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快乐和价值实现。不想让孩子和家庭成为负担；环境污染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许多越来越难以预计的威胁，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同样影响了他们的生育选择。此外，高福利的国家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网，加之个人收入水平的增高，人们的需求层次普遍得到提升。而个人价值观的改变导致了个体社会行为的改变，并引起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出现就是欧洲社会这种结构性变革的结果。
伊丽莎白的父亲身处“第二次人口转变”期中，对于当时的生育抉择，这位63岁的英国老人表示：“小时候，我的父母没有提供给我优渥的生活，我不想让伊丽莎白陷入我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困境，我想尽最大可能为她提供优质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而过多的子女数量显然会对我的这一设想及家庭的生活品质带来影响。”
提高个人生活品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观念在英国根深蒂固。对此，英国社会学者何越举例称，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英国父母现在会倾向于将孩子送去免费的公立学校，省下的钱则用来度假，“孩子数量增多，度假费用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少生或不生”。
这一状况带来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即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的水平，比如1.5以下，低生育率机制就会形成，以后很难逆转。
其中的逻辑链条为，因为人口的负增长惯性，潜在母亲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出生人数的减少，年轻一代受父辈低生育率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相对收入的减少也会限制生育。如果不采取政策干预，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出生人数的“螺旋式”减少。
对此，人口学者建议，对于那些生育率已经在1.5以下水平的国家，在机制未彻底建立和僵化之前，应采取政策措施将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以避免这种机制不断强化，将生育率压到越来越低的水平。
极低的生育率倒逼欧洲多国出台了独特的家庭政策。
作为现代家庭政策的发源地，欧洲国家的家庭政策旨在对现代化过程中家庭面临的困境做出反应。家庭政策已经成为欧洲福利国家的重要标志，其中生育政策是一个重要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的家庭政策多集中于如何有利于儿童成长和降低生育成本，而非仅仅鼓励生育。
政策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妇幼保健服务、育儿补贴在内的现金补贴及减免税收等福利，以及儿童照料和儿童发展的公共服务。
家庭政策干預
在英国，六个月以上的幼儿均可以享受每周30个小时的免费托幼服务，这笔费用由政府承担，公立医院、公立学校提供的免费医疗和教育减少了家庭在养育孩子方面的成本。 伊丽莎白表示，自己生育第二个孩子并不是因为家庭政策，但她也承认，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确实减轻了她和丈夫在养育孩子方面的负担。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洲国家的生育率趋势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5-1.6左右的水平上停止下降，并出现明显回升，其中挪威和瑞典在1986年率先回升到1.7以上，其后生育率明显回升的国家有芬兰（1988年）、丹麦（1990年）、法国（1995年）、荷兰（2000年）、英国（2003年）。
在生育率回升最快且保持在较高水平的瑞典，家庭政策更倾向于普遍的现金补贴和高水平服务。维也纳大学家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尼娅·布鲁姆介绍，在瑞典，家庭第一个子女的津贴为每月115欧元，孩子越多津贴越高。另外，政府鼓励父母申请育儿假，这一假期总长480天，其中60天为母亲专用，60天为父亲专用。480天中的390天可领取原收入的80%（收入上限为每年47340欧元），余下的90天领取固定金额，约为每天20欧元。
“作为福利国家，瑞典托幼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明显高出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索尼娅·布鲁姆指出。瑞典的家庭政策支出占GDP的3%，欧盟国家家庭政策支出占比均值为2.1%，在生育率—直偏低的德国，这个数字是2.82%。
在索尼娅·布鲁姆看来，德国的家庭政策相对保守，“德国的政策支持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比如低女性就业水平，倾向于向家庭发放高额现金补贴，而不是提供托幼机构等服务”。
在德国，父母的育儿假长达三年，其中两年领取较低的固定金额，为每月300欧元。政策不鼓励父亲请育儿假，而支持母亲们较长时间中断就业。2013年引入的“儿童保育津贴”规定，在家照看1岁-2岁子女而不送其入托的父母将可每月领取100欧元。2016年德国在婴幼儿和儿童保育体系方面的投入为450亿欧元。
现在德国已经从连续数十年世界最低生育率国家行列“爬”了出来，有分析认为大量涌入的难民功不可没，但形势似乎仍不乐观。
德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5，即使在欧洲国家，这一数值也相对较低。全球人口老龄化协会主席理查德·杰克森指出：“到2060年，德國人口将减少800万到1300万，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50%，即使大量引入难民，也难以弥补这一缺口。”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欧洲穆斯林移民的总和生育率只比非穆斯林群体高0.4。比如，奥地利的穆斯林1981年的生育率为3.09，1991年为2.77，2001年为2.30。英国的南亚穆斯林第一代移民平均有3.5个孩子，第二代平均只有2.5个，而且随着居住时间越长，其生育率越低。
也就是说，难民难以长久性地拉高生育率和贡献劳动力人口。
除去家庭政策，生育率较高的瑞典和法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性：社会中女性赋权程度较高。
对于这个现象，理查德·杰克森认为，那些尊重女性的工作意愿并给予生育保障的国家，其生育率会高，相反因生育而限制女性工作机会的国家其生育率往往比较低。工作、家庭如何平衡是问题的核心。
弗兰塞斯科·比拉里持相似的观点，“欧洲一些国家面临着和中国同样的问题，即性别分工更为传统、鲜有支持女性的社会政策，这导致生育率难以回升。”
家庭-工作如何平衡
如何才能平衡工作与家庭？对新生儿家庭而言，财政补贴和照料服务哪一个更具吸引力？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欧洲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家庭政策，效果各异。
在英国，女性可以选择弹性工作制，即可以向雇主要求每周的工作天数。伊丽莎白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负责区域品牌的推广每周工作三天，剩余时间用来陪伴孩子。在伊丽莎白的上司大卫·斯科特看来，这种安排并不会为公司带来困扰，给予婚育女性自由选择权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我们雇佣了另外一个员工负责其余两天的工作，这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损失。”
英国多位职场妈妈表示，生育孩子后女性可以重回职场、继续自己的事业，而非因为个人精力等因素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同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意愿。
在索尼娅·布鲁姆看来，家庭政策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中有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女性就业率高的国家出生率也高”。
但与女性高就业率相关的是家庭、社会甚至政府给予职场妈妈的友好环境和多项支持。
伊丽莎白的中学同学贝斯·尼尔森五年前移民芬兰，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她的描述中，芬兰街头推婴儿车带孩子出门购物、公园陪孩子晒太阳的多是父亲，英国的课外兴趣班等机构同样鼓励父亲陪伴孩子。欧洲的男女平权观念已经深入人J心，孩子养育过程中父亲的参与，无疑减轻了养育子女对母亲精力的消耗。
除去家庭内部因素，政府或企业提供的儿童日间照料也让职场妈妈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加友好，消除了她们对于孩子与工作是否可以兼顾的后顾之忧。
统计数据显示，在24个欧洲国家中，不满1岁孩子的职场妈妈正在休假的比例平均46%，其中14个国家低于45%。尤其是英国，虽然规定有54周的带薪假，但休假比例仅为0.6%，这意味着职场妈妈更倾向于接受儿童照料服务。
另有数据显示，2010年生育率较高的丹麦、挪威、冰岛、法国3岁以下儿童平均入园率接近或超过50%，而处于超低生育率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希腊以及东欧国家3岁以下儿童平均入园率都低于25%，波兰甚至不到10%。由此可见，提供儿童照料服务比给予家庭补贴更有利于生育率的提升。
在瑞典，托幼机构能够收纳全国45%的3岁以下儿童和92%的3岁至法定入学年龄的儿童。而瑞典25岁-49岁间女性就业率在2008年为79.8%。高于OECD国家71.9%的平均值。
2006年德国0-2岁儿童入托率仅为18%，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在2011年仅为25.2%。但不同于瑞典，在后续的政策中，2012年德国政府将给予家庭的财政补贴提高到了孩子出生后每月给予父亲或母亲最高1800欧元的补助，且可持续14个月。
此外，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德国40岁-44岁女性的家庭中没有孩子的比例高达33.6%，这说明德国的低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高比例的女性决定不生育，这种选择无疑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瑞典发放生育、育儿补贴的政策成本并没有高太多，但其在引导生育行为、维持工作一生活平衡方面更有效。”索尼娅·布鲁姆说。瑞典的政策被视为家庭友好型政策的代表，主要是因为其有效地缓解了女性的母亲角色和职业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
对此，弗兰塞斯科·比拉里指出：“社会政策对女性有利，男性更多地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生育率会上升，但政府需要为这些政策做好准备并付出行动，这远比仅仅鼓励人们生育孩子更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