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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映真与黄春明是台湾乡土小说的代言人，他们关注底层民众生活，都对社会语境下的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二人的反殖民小说在批判内容上、对待殖民者及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个人立场上存在着差异。
【关键词】 殖民批判 思想启蒙 知识分子批判
纵观台湾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其由关注下层小人物的命运转向批判殖民主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背景即是帝国主义从对台湾赤裸裸的军事、政治侵略转向文化和经济侵略。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加之西方对台湾的文化输出，台湾文化进入到了迷茫期，以黄春明和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派作家投身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殖民侵略的批判。
一、责任回归与精英批判
陈映真和黄春明殖民批判的内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表达现代消费文化中的人性扭曲，主张乡村的回归，指出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消退现状，最终实现启蒙的目的。而后者表达的主题则是对新殖民主义经济下买办知识分子妥协的强烈讽刺以及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和自我否定。
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指出了消费文化中人性扭曲的现状，通过对西方企业在台行为的审视，表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对台湾社会的异化。以《夜行货车》为例，詹奕宏和林荣平面对西方经济的殖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林荣平默默忍受着美国老板对于自己情人的侮辱，他无法割断自己对公司的经济依附，只能牺牲自己的个人尊严，丢掉自己的民族尊严，这也是陈映真对于新殖民语境下奴性心理的批判。对现代消费社会，他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选择是回归乡土，刘小玲最终和詹奕宏踏上了开往南方故乡的火车正是作者对纯朴人性和知识分子责任回归的期盼。黄春明则极尽揭露讽刺，表现出新殖民经济下的买办知识分子的妥协和矛盾，如《莎哟娜啦，再见》中的“我”在当日本人的翻译与现实生活的无力的矛盾。黄春明反殖民的另一主题是表现买办精英的“自我东方主义”，即被殖民者利用西方对自己的“东方论述”，塑造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立足。如《小寡妇》中的马善行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妓院经营成为带有“中国风”的妓院，马善行成了西方对中国东方主义论述的帮凶。此外，黄春明还探讨人们在同化中的自我否定和失语的问题，如在《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
二、温和与辛辣
陈映真和黄春明殖民批判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前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温和的，后者则是辛辣猛烈。陈映真对压迫者的讽刺是自然而然且温和的，他极少有像黄春明《小寡妇》、《我爱玛莉》那样对“反面形象”极尽鞭挞的，陈映真对人物少有讽刺，多给予理解与同情。如《夜行货车》中陈映真这样描绘忍气吞声维护自己利益的林荣平：“他是一个结实的，南台湾乡下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宇之间，常常渗透着某种轻轻的优悒”，故事情节更使他“优悒”的屈辱、隐忍心理得到了展现。这样塑造出来的反面人物不见极端的丑恶，也不觉憎恶，而只有同情和反思。温和的态度是陈映真对“人”的悲悯，建立在明辨清晰的历史认知之上，显示着陈映真溫霭的个性。1而在黄春明那里，他的批判则是分毫不让的，他赤裸裸地揭示、嘲讽知识分子的谄媚姿态。《小寡妇》中的马善行是作者极尽讽刺的对象。他用“中国寡妇”的“异国情调”吸引外国人，让妓女穿着旗袍和洋嫖客讨论中国妇女的缠足史和贞节牌坊，牺牲自己的同胞来迎合西方人的想象。黄春明对于这类人物的批判是辛辣强烈的。这种批判风格的差异或与两人的思想基调有关，陈映真是偏理论化的，而黄春明则是世俗化的，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熏陶，主张关注人本身，因此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造成了他的温和批判。而黄春明则是关注台湾人的生存状况，他通过猛烈抨击来使民众认清现实，从而达到启蒙。
三、中国立场与台湾立场
陈映真和黄春明迥异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立场是他们殖民批判差异的重要原因。陈映真出身于小市民家庭，有着很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监狱生活的经历也促使他树立为国家民族书写的目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也使他站到了大陆立场，理论知识推动了他的思想深度，因而作品更加深刻。陈映真从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从一个中国的立场出发，以温暖的文字抚摸中国人的心灵，构建台湾人和大陆人的血肉联系。反观黄春明，他出生于乡镇商业家庭，其作品多了些许世俗性和平民化，少了陈映真的彷徨和苦闷，他凭借自身丰富的生活体验来描绘人物，透过百姓日常生活的变迁，勾勒出一幅新的台湾民间社会图景。黄春明立足于台湾，致力于表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侵略下的台湾本土文化体系的瓦解和人性的异化扭曲。
陈映真和黄春明都曾在乡土文学的道路上开掘出一条批判殖民侵略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对消费语境下人性扭曲的批判并试图通过乡村来找回自我，后者的主题是对台湾社会变迁的反思和新买办阶层的强烈讽刺。前者立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融入了对人的关怀和理解，因此鞭挞较为温和;后者从台湾立场出发极尽讽刺了精英分子的妥协心理。通过对比，我们能够看出乡土派对于社会变迁的关注和未来道路的探索，而这也正是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体现和回归。
【注 释】
1.《海峡两岸乡村叙事比较》李勇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分裂时期的民族诗学——陈映真文学批评印象》熊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2] 《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丁帆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焦敏（1998.9—）女，汉族，甘肃会宁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李自娟（1998.8—）女，汉族，河南许昌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关键词】 殖民批判 思想启蒙 知识分子批判
纵观台湾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其由关注下层小人物的命运转向批判殖民主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背景即是帝国主义从对台湾赤裸裸的军事、政治侵略转向文化和经济侵略。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加之西方对台湾的文化输出，台湾文化进入到了迷茫期，以黄春明和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派作家投身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殖民侵略的批判。
一、责任回归与精英批判
陈映真和黄春明殖民批判的内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表达现代消费文化中的人性扭曲，主张乡村的回归，指出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消退现状，最终实现启蒙的目的。而后者表达的主题则是对新殖民主义经济下买办知识分子妥协的强烈讽刺以及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和自我否定。
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指出了消费文化中人性扭曲的现状，通过对西方企业在台行为的审视，表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对台湾社会的异化。以《夜行货车》为例，詹奕宏和林荣平面对西方经济的殖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林荣平默默忍受着美国老板对于自己情人的侮辱，他无法割断自己对公司的经济依附，只能牺牲自己的个人尊严，丢掉自己的民族尊严，这也是陈映真对于新殖民语境下奴性心理的批判。对现代消费社会，他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选择是回归乡土，刘小玲最终和詹奕宏踏上了开往南方故乡的火车正是作者对纯朴人性和知识分子责任回归的期盼。黄春明则极尽揭露讽刺，表现出新殖民经济下的买办知识分子的妥协和矛盾，如《莎哟娜啦，再见》中的“我”在当日本人的翻译与现实生活的无力的矛盾。黄春明反殖民的另一主题是表现买办精英的“自我东方主义”，即被殖民者利用西方对自己的“东方论述”，塑造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立足。如《小寡妇》中的马善行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妓院经营成为带有“中国风”的妓院，马善行成了西方对中国东方主义论述的帮凶。此外，黄春明还探讨人们在同化中的自我否定和失语的问题，如在《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
二、温和与辛辣
陈映真和黄春明殖民批判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前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温和的，后者则是辛辣猛烈。陈映真对压迫者的讽刺是自然而然且温和的，他极少有像黄春明《小寡妇》、《我爱玛莉》那样对“反面形象”极尽鞭挞的，陈映真对人物少有讽刺，多给予理解与同情。如《夜行货车》中陈映真这样描绘忍气吞声维护自己利益的林荣平：“他是一个结实的，南台湾乡下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宇之间，常常渗透着某种轻轻的优悒”，故事情节更使他“优悒”的屈辱、隐忍心理得到了展现。这样塑造出来的反面人物不见极端的丑恶，也不觉憎恶，而只有同情和反思。温和的态度是陈映真对“人”的悲悯，建立在明辨清晰的历史认知之上，显示着陈映真溫霭的个性。1而在黄春明那里，他的批判则是分毫不让的，他赤裸裸地揭示、嘲讽知识分子的谄媚姿态。《小寡妇》中的马善行是作者极尽讽刺的对象。他用“中国寡妇”的“异国情调”吸引外国人，让妓女穿着旗袍和洋嫖客讨论中国妇女的缠足史和贞节牌坊，牺牲自己的同胞来迎合西方人的想象。黄春明对于这类人物的批判是辛辣强烈的。这种批判风格的差异或与两人的思想基调有关，陈映真是偏理论化的，而黄春明则是世俗化的，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熏陶，主张关注人本身，因此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造成了他的温和批判。而黄春明则是关注台湾人的生存状况，他通过猛烈抨击来使民众认清现实，从而达到启蒙。
三、中国立场与台湾立场
陈映真和黄春明迥异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立场是他们殖民批判差异的重要原因。陈映真出身于小市民家庭，有着很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监狱生活的经历也促使他树立为国家民族书写的目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也使他站到了大陆立场，理论知识推动了他的思想深度，因而作品更加深刻。陈映真从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从一个中国的立场出发，以温暖的文字抚摸中国人的心灵，构建台湾人和大陆人的血肉联系。反观黄春明，他出生于乡镇商业家庭，其作品多了些许世俗性和平民化，少了陈映真的彷徨和苦闷，他凭借自身丰富的生活体验来描绘人物，透过百姓日常生活的变迁，勾勒出一幅新的台湾民间社会图景。黄春明立足于台湾，致力于表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侵略下的台湾本土文化体系的瓦解和人性的异化扭曲。
陈映真和黄春明都曾在乡土文学的道路上开掘出一条批判殖民侵略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对消费语境下人性扭曲的批判并试图通过乡村来找回自我，后者的主题是对台湾社会变迁的反思和新买办阶层的强烈讽刺。前者立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融入了对人的关怀和理解，因此鞭挞较为温和;后者从台湾立场出发极尽讽刺了精英分子的妥协心理。通过对比，我们能够看出乡土派对于社会变迁的关注和未来道路的探索，而这也正是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体现和回归。
【注 释】
1.《海峡两岸乡村叙事比较》李勇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分裂时期的民族诗学——陈映真文学批评印象》熊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2] 《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丁帆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焦敏（1998.9—）女，汉族，甘肃会宁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李自娟（1998.8—）女，汉族，河南许昌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