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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老柴”年。确切地说，今年是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在中国，人们亲呢地把这位音乐家称为“老柴”。一个外国的艺术家得到如此亲呢的称呼，舍“老柴”外别无他人。也许因为从解放初开始，芭蕾舞剧《天鹅湖》几乎征服了整整一代人。也许因为代表善良和纯朴的白天鹅终于战胜了邪恶，这样的思路符合两千年古老民族的传统。也许“老柴”另外两个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和《睡美人》也同样以善战胜恶赢得了人心。也许“老柴”的弦乐四重奏那一段“如歌的行板”(AndanteCanta－bile)使中国的知识界也感动到落泪，如同伟大的托尔斯泰当年喃喃细语：“我听到了我们那忍耐着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灵魂了。”也许“老柴”同他的“施主”，他的“挚友”冯·梅克夫人令人神往的书简，使人们感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总而言之，在中国，人们熟知“老柴”，而且自豪地引为“老柴”知音。而我，一个中国人，——每当我听到卡拉扬指挥乐队奏出这《天鹅湖》的主旋律时，每当我在莫斯科大剧院听见乐队奏出这主旋律时，都不能自已地联想到“老柴”感人的书简——这些我称之为不是情书的情书，虽则很遗憾这里面很少谈到《天鹅湖》——很可能因为舞剧作于一八七五，而两人的通讯开始于一八七六年。尽管如此，这些书简仍然是了解“老柴”音乐生活的钥匙。书简集中译本是四十二年前(一九四八)在上海初版的，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一九四九)三月在香港印了一次，然后解放初(一九五一)在上海又印过一次，这样就间歇了三十年：直到开放改革伊始(一九八二)才陆续印行。十年前我在《重印题记》中曾写下几句心里话，那就是——
“三十年了，我几次没有让出版社重印，因为我那时认为这种情调同那时的空气不协调。现在雨雪菲菲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想，就让它重见天日罢。”
这是真话。不能怪出版社，只能怪我自己，我没有冲破那股“空气”的胆量和勇气，何况我那时恐怕也沾染上那种“空气”。但奇怪的是在海峡那边这个集子(虽然没有署译者的名字)却多次同读者见面——这是我一九八○年带代表团访问香港时才知道的，而且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祁峰副社长送了我一本台湾版。
台湾版是在哪一年初次印的，我不知道。由台北乐友书房作为《乐友丛书》之八印行时是一九五九年(前此已有文星书店的版本)，又十年(一九六九)印了新版，我得到的一本是民国六十三年(一九七四)九月的四版本。书名为《柴可夫斯基书简集》，署梅克、包温合编，只署吴心柳校订；书前有校订者写的《新版序》(一九六九)，和《重刊感言》(一九五八)。由于此书在彼岸印过多次，可以断言“老柴”也很受那里的读者欢迎的。《重刊感言》末段云：
“对于本书译者，我们充满了感激。设非他的努力，中文的音乐书丛中何来此一佳著？知音何处？只此附表敬意。”
十年前当我在香港读到“知音何处”这四个汉字时，我深深的感动了。天然的障碍，人为的阻隔，都阻不住艺术家心声的交流。但愿这位从不相识的“老柴”迷此刻还健在，有朝一日到这边来看看“老柴”在大陆有多少相知，这该多好！台版校订者继续写道：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间的逸事，久为音乐史上的美谈之一。其间的情挚意深，非仅后人难究其详，就是当时也少为人知。他俩曾维持通信十四年，简牍盈累，寄意寄情。有一段时期两人的住处相距还不到半英里，而且互相都清楚知道对方的所在——可是仍然款款鱼雁，未曾有过一次交谈。这种友情交往方式，更使人觉得如在春朝薄雾，看绰的花枝，沉在人们心底下的迷茫美感，反比看透了更为撩人。”
《重刊感言》接着对这世界乐坛的佳话，发表了一些感想，虽有不少臆测成份，却正好是译者我在初版前记(一九四八)或重版前记(一九八○)中都没有触到的。比如说——
“至于两人间的感情深度和幅度，有无爱情的成份？答案可以说是有的。这可以从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太太的暗妒上面反映出来。还有那些缠绵醇醪的传情字句，使读的人每每有书不胜情之感。但两人都懂得用理智来约束自己(虽然也有激动之时)，乃有此玉洁冰清之局。至于两人为什么连面都不愿意见？明显的理由自然是怕沉沦于世俗的男女情爱漩涡中。因为照当时的社会习气(对寡妇的歧视)，双方年龄(女大男九岁)，身家境况(夫人有十二个孩子)，怕羞性格(男比女更腼腆)，连维持这种通信的‘神交’都是一种不便广为人知的行为，遑论其他？
“另一处细节也值得注意——即一般多认为两人确是终生不曾见过面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至少他们碰过两次头，但始终未通一言。昔人诗云：‘束情难似束马’，这种自制与自持，我们低徊传诵其婉丽信柬之余，未免令人叹息。但正也可以看出两个何等坚毅高洁的灵魂，不时在这些信中交互闪现。”
这段充满感情的推理，引人浮想连翩。贵夫人与平民，富婆与潦倒的艺术家，寡妇与结了婚的男人……所有这些都同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相抵触，甚至比作曲家普茨尼(Puccini)在歌剧《波希米亚人》(《绣花女》)所描写的那位穷艺术家和染了重病的绣花女之间的遭遇更困扰人。“老柴”和冯·梅克夫人默默地、悄悄地，文字交往了十四年，固然已经是一个谜；忽一日他们之间突然中断了通信，更是不可解的一个谜。无法解释，十年前我只好把这归结于命运，我写道：
“然而命运对柴科夫斯基却是多么残酷啊。他不与人争，但乐坛的人们却并不护着他。他把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他所尊敬的大师鲁宾什坦——而大师却拒绝演奏；他把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献给他所钦佩的欧爱教授——教授拒绝接受。他胡里胡涂跟他的一个女学生结了婚：他憧憬着的是理想、爱情、事业、祖国，而她追求的则是浮华、虚荣、庸俗的生活与无目的的享乐。无恋爱的婚姻(虽则短时期的共同生活)迫使这个音乐家几乎陷入精神分裂，的境界——还是冯·梅克夫人把他解救出来，让他游历西欧，摆脱世俗的纠缠。然而同冯·梅克夫人的交往，最后也并没有使我们的作曲家得到持久的幸福。两人第一次通讯是一八七六年，是作为‘施主’向他‘订货’的，十四年间她资助他，鼓励他，却有意地避开了面对面的接触(虽则有过两次是在马车上偶然邂逅)，到一八九○年，冯·梅克夫人突然诿称破产了，停止了对他的经济支助，同时也停止了书信往来。这中断对于这个忧国忧民而又多愁善感的音乐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尽管如此，在其后的三年间，他还是出访了‘新世界’(美国)，他写完了最后的一部交响乐——第六，即题名《悲枪》的交响乐，然后与世长辞。”
这两个人十多年间的通信，一九三四至三六年由苏联科学院汇编成三卷，以Academia(科学院)名义印行，故称“学院版”。此书我始终没有看到过。中文版书简集是根据美国兰登书屋(Ran－domHouse)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挚爱的友人》(“BelovedFriend”)一书译出的，这部书有个副标题，即《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故事》。冯·梅克夫人的孙媳妇巴巴拉(他们夫妇二人一九二三年离俄定居美国)在美国人波汶(C.D.Bowen)的协助下编成此书。原书以“老柴”与冯·梅克夫人的通信为中心，夹杂了少量其他信件，加上叙述性文字，有意将它编成一部传记性质的读物。因为加了说明，读来容易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因为加了叙述，不免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尤其是带着一层小市民的伤感色彩。在翻译时我已适当地加以处理，初版时取名《我的音乐生活》，由吉少甫主持的群益书店刊行。封面是郭老(沫若)题的书名，字写得刚劲有力，现今已成为郭老留给“老柴”迷的墨宝了。我在初版题记的第一节“书名的来由”中说：
(这本书是由梅克夫人的孙媳妇和C.Bowen根据两人的通信编成的)，“其间加插了事实的叙述，和同时代人其他通信的选译，首尾连贯，俨然一部专讲柴科夫斯基音乐生活的专书，甚至俨然是柴科夫斯基自己写成的讲他自己的音乐生活的专书，所加的说明正好是一种加深后人了解的诠释。因此，当出版者仿照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我的艺术生活》，想把这部书的译本定名为《我的音乐生活》时，译者经过一阵踌躇，也觉得相当确切；不过因为不是柴科夫斯基亲自有意写成的专书，因此译者提议上下加一个引号，即《“我的音乐生活”》，表示这不过是借用来表达书中的内容的。后来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
不过后来书名并没有加引号，封面除了郭老题的六个大字外，右上角还有两行仿宋字：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讯集
中苏文化协会研究丛书
显然此书是中苏文化协会的研究丛书之一；与此同时，还有苏联研究丛书由俞鸿模主持的海燕书店出版，这两套丛书是不是一个计划的两面，我说不清楚，但其源头却只有一个，即中苏文化协会，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老世界语者先锡嘉杭日战争时期曾在郭老手下工作，后来又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他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托曾任中苏文化协会秘书的张震转给我一封信，叙述了这一段史实，其中说到：
“张震同志是原中苏文化协会的秘书处秘书(我是他的助手——助理秘书)，为应四川省党史工委编纂四川省党史资料的需要，撰写南方局领导下的中苏文协的史料。他已把初稿寄给我看了，我提了一些修正补充的参考意见，补充了一些(关于〕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研究委员会在重庆时期未能开展工作，到南京后更难工作了，当时，三位领导人——主任委员郭老〔沫若〕，副主任委员阳翰老〔翰笙〕和葛一虹都在上海，主要的文化界人士也集中在上海。研究会的两位专职工作人员在南京无事可做，就自动离去了。一九四七年初，研究委员会计划在上海编印《苏联研究丛书》，需要一个为此工作跑腿的人，由于秘书处有张震在南京，于是我调来了上海。一九四七年三月，郭老出面邀请有关文化界人士在他家便餐，商谈编印《苏联研究丛书》事，应邀出席参加的有：姜椿芳，吴清友，梁纯夫，焦敏之，陈冰夷，叶水夫，许磊然，有阳翰老和葛一虹，VOKS〔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华代表符拉基金，驻沪代表克留柯夫也应邀出席参加了。席间，一致赞成编印《丛书》，初步商定了选题，落实了撰稿人。VOKS代表表示给予大力支持。计划开始实现了。一九四八年夏开始，上海已处在暴风雨似的日子里，被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在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的迫害和威胁下，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离开上海，其中有《丛书》的撰稿人。海燕书店负责人俞鸿模走了，担任《丛书》排版的利群出版社的负责人冯秉序被捕了，于是，撰稿中断，排版停止，已发排的稿子只得收藏起来，《丛书》的编印工作搁浅了。”
先锡嘉信中所述是指苏联研究丛书，“老柴”书简集似不在内，但这部书简集确实在一九四八年在郭老及中苏文协关怀下出过一版，因为我是四八年十一月奉命撤离上海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完成了译事，并且见到样书了。不管怎样，它是这套丛书的一种也好，是另一套丛书的一种也好，总之是在非常艰难的日子里印出来的，这应当感谢吉少甫和群益书店同人。
那时我手中除了那本我据以为蓝本的《挚爱的朋友》之外，只有“老柴”的《日记》——我手中还没有由“老柴”一个兄弟莫德斯特(ModesteTchaikovsky)编译的两卷本《柴科夫斯基生平和书信》(TheLifeandLettersofPeterIlich Tchaikovsky)，虽则这部书早在一九○六年已于伦敦印过，据说此书汇集了“老柴”跟冯·梅克夫人全部通信的四分之一。我在一九八一年游美时才看到纽约维也纳书屋(ViennaHouse)一九七三年的重印本。莫德斯特编书时，也加上史实背景的描述，这些描述比起巴巴拉来，少带感伤色彩。如果我四十二年前得到莫德斯特的书，也许中文版“老柴”书简集的面目就和现今刊印的不一样。现在的译本对“老柴”最后三年——即“老柴”跟他的“施主”中断了通信以后的三年——过于简略，而这不能责怪原书，因为原书的主题是这两个主角之间的交往，交往中断了，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三年，在莫德斯特的书却还占有一百一十页的篇幅，包括“老柴”给他的信，给出版家犹根孙的信以及给别人的信。遗憾的是现今的集子缺少了“老柴”同冯·梅克夫人最后一年的几封通信(莫德斯特的书有这几封信)，涉及他的最后歌剧《黑桃皇后》(PiqueDame)而且表达了作曲家对祖国的热爱。请看“老柴”分两次(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六日)写成的信：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29)，彼得堡。
“我亲爱的，柔情的，无可比拟的朋友，——
此刻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真想跟你说一会话，所以我开始写此信，打算到莫斯科后找到你的通讯处立即寄给你。我在彼得堡三个星期一事无成。我说‘一事无成’，因为我真正的事是作曲；而所有指挥乐队，排练舞剧，等等，我都看做无目的的，逢场作戏的勾当，这些事只能缩短我的生命，因为需要集中我的意志力来忍受彼得堡这种生活……正月六日我必须回到莫斯科，指挥音乐协会的一场音乐会，安唐·鲁宾斯坦将在这个音乐会中弹奏他的新作，而我十四日却在这里有一个大众的音乐会；在这之后将会是我气力用尽之时。我已下定决心推辞国内外所有的邀请，也许要去意大利休息四个月，并且在那里写成我未来的歌剧《黑桃皇后》。这个题材我采自普希金。事情是这样的：三年前我的兄弟莫德斯特给克伦诺夫斯基写过一个脚本，然后在这个主题上写成一部非常成功的书。”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月七日)，莫斯科。
“我继续写我的信。《黑桃皇后》这个脚本是莫德斯特为克伦诺夫斯基写的，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不愿将它配上音乐。后来歌剧院院长符舍伏洛伊斯基很想我来写曲子，由于下面的原因，这事就办成了。原来他把他的愿望告诉我，这同我暗下决心离开俄国一个时期以便潜心创作相一致，所以我就说：行。召开了一个会，我兄弟朗诵了他的脚本，讨论了它的优点缺点，分了场次，甚至连扮演者都分配好了……我非常非常想工作。只要我能在国外某个角落舒适地住定，我将能胜任愉快，而且可以在五月里交出钢琴总谱。配器将在夏季完成。”
这封信表明了在最后的几年，“老柴”的创作力还是那么旺盛。接着，翌年(一八九○)四月七日他在罗马给冯·梅克夫人写的信表白了他对祖国的爱：
“亲爱的朋友——
我正被迫逃离罗马。我不能再给我的真名保密。有几个俄罗斯人已邀请我参加宴会，晚会等等。我已婉拒了所有的邀请，但我已无法自由自在，我出访的愉快已经结束了。此间的著名音乐家斯甘巴蒂听那几个俄罗斯人说我在罗马，便将我的第一部四重奏编在他的室内音乐会节目里，并且来邀我出席。我不好不顾礼貌加以拒绝，因此我只得牺牲我的工作时间，坐在那沉闷乏味的客厅里，去听我的作品的二流演奏；况且在整个晚上我都成为听众猎奇的目标，因为斯甘巴蒂已通知大家说我在场，而他们好像十分好奇地要看看一个俄国音乐家究竟像个什么。这真是太不好受了。因为这种机遇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所以我已决定两三日内取道威尼斯和维也纳回国。
“你不能想像我是多么想念俄国，你不知我如何想望着在乡下独居。此刻俄国虽遇到一些麻烦。但无论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对我自己的国土那种热爱。我简直不能想像我从前为什么要离开它那么多日子，甚至在国外还会有那么多的欢愉。”
我上面谈过巴巴拉的书带着某种情感的色彩，她没有叙述到“老柴”这段故事的终结，也许她不想提起这个结局。书中只是感伤地叙述：
“这就是柴科夫斯基的终局；这是他重建通信关系的最后企图。他最好的友人永远的离开了。他已经五十一岁。过去的记忆一幕一幕在他的脑海里重现。他累了，他不能再找新的友人，他也不愿再去寻找了。这时是一八九一年的六月。两年之后，柴科夫斯基就走完了他的人生之途。”(’八二版第254页)莫德斯特比较巴巴拉冷静些。他交代得清楚——
“这就是柴科夫斯基要挽回他的‘挚爱的友人’最后的努力。但是伤痕始终没有治愈，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恼使他的余生笼罩着一层灰暗。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他仍经常喃喃地念着娜哲兹达的名字，在他最后呓语发出的声音中，只有这个名字在他身边的人都听得出来。
“可以认为，这个在柴科夫斯基的生活中起着施主作用的冯·梅克夫人——为了减少她那不应有的铁石心肠的罪过——她的生命也在缓缓走着下坡路，她得了一种可怕的神经性病痛，使她改变了她的一切关系，不只改变同他的关系，而且改变同其他人的关系。他辞世的消息传到她的病榻，两个月后，她也辞世了——这是一八九四年一月十三日。”(纽约版，第616一617页)
在“老柴”同他的“施主”之间的无数通信中，有三封信是一八七八年七月连续写成的，表述了“老柴”本人以及他的“挚友”的音乐观和创作方法。所有别人的评论远不及作曲家本人说得那么真切。
在这些表述中，“老柴”把他的艺术作品分成两类，一类是由于自己的冲动非写不可的(“我主动地由于忽然的意趣与内在的迫切需要而写的曲子”)，另一类是人家“订货”的(“由外面做主动的曲子，例如应一个朋友或出版家委托而写的”)。世人通常以为头一类才是“创作”，连某些艺术家也不免这样认为；而第二类则不过是“应景”之作，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可是“老柴”不这样认为。他说：
“经验证明了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不看它属于哪一类。常有这样的事，即受人委托写出来的曲子结果很成功，而由我自己的灵感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却因为种种意外的理由而不甚成功。作曲家写曲时的周围环境，因此而产生的心情，这是很重要的。艺术家在创造的时候，他必须是很平心静气的。在这种意义下，创造性的活动往往是客观的，即使音乐的创
造也不能例外。”
他接着分析第一类作品，即由自己内心冲动写出来的作品，是无需乎什么“意志力”的，只要听从“内心的声音”就够了。那时，“你忘记了一切，你的精神和甜蜜的刺激一起在震动，你还没有时间跟随这飞快的行程走到结尾时，时间早已不知不觉的溜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有所谓梦游病的状态。Onnes′entendPasVIVre.
——这一瞬间是不可能解释的。在这样的时候，凡是笔下流出来的，或者仅存在于脑海里的，往往都很有价值，要是从外边并无什么东西打扰它的话，将会成为这个艺术家顶好的作品。”
至于第二类即别人的“订货”，则必须由艺术家因这种委托而激发出自己的灵感来。他说，“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你首先必须征服懒洋洋的状态，和缺乏兴趣的状态。接着种种困难来了。有时胜利来得很容易，有时灵感完全消失。但我相信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永远不肯罢手，因为懒洋洋是人类很强烈的习性，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再没有比之让懒洋洋支配了他更坏的事情了。你不能老是坐在那里等待灵感；灵感是客人，她不会来拜访懒汉的，她要去看那些想会见她的人们。”“老柴”把灵感称为“善变的客人”，谁去追求她，就会得到她。
灵感是勤奋产生的，“老柴”这样认为；但在必要的时候，要“舍得把带着爱情和灵感写出来的东西摧毁。”他在信里对冯·梅克夫人这样说：
“只有勤奋的、不断的劳动，才使我终于获得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跟内容相称的形式。”
“凡是感情冲动所写出来的作品，必须精密地去处理它，把它修正，把它增补，顶重要的是把它压缩来适应格式的需要。”
我在《重版题记》中暗示了“老柴”以他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俄罗斯乐派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我在那里写过译本初版前记所不曾体会到的这样一段话：
“……他膜拜莫扎特(这是他的“神”！)，他敬重贝多芬(这是庄严的师长！)。他没有盲从，他创新。在许多自白中(我这里指的特别是给冯·梅克夫人写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复一个新的断想。有一次他甚至提出‘不协和音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力量，没有了不协和音，音乐就会变成永久的祝福——而无法表现一切受难和痛苦。’这样，他不仅从教堂音乐和古典音乐中破门而出，而且还大胆地跨过了浪漫派的门槛，通向现代主义。当然，柴科夫斯基曾经警告过，必须‘很有见地，很有技巧，很有风趣’地使用不协和弦，否则就显不出它的‘巨大的意义’——仿佛他预见了各式各样现代主义音乐滥用了不协和音，这样的断想对于我们当然是饶有兴味的。”
台湾版的重印感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点：第一，如果没有梅克夫人，便不会有柴可夫斯基。在他四十岁以前，她的金钱支助使他安心于作曲；此后则因精神的鼓励，而光大了他的才华。第二，原来直到柴可夫斯基写出他那首出色的小提琴协奏曲时，俄国音乐在德、法、意等国度里还是被歧视和鄙视的，他乃是在诽谤的环击中挣扎了一生。第三是梅克夫人的过人才华与德性，尤其是她的音乐素养，不少次的含蓄暗示，给予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
这几句话说得比较中肯，同我上面说的异曲同工。尤其值得译者感激的是台湾校订者花了一定劳动，校正了我的译本中的错误。《感言》中说：
“在决定重刊之后，我曾以半个月的功夫，把原书与有关资料对照细校一遍，结果发现有些尚待修订之处。首先，原书译者把安唐·卢宾斯坦(Anton G.Rubinstein 1829—1894)和尼古拉·卢宾斯坦(NicholasG.Rubinstein 1835—1881)这两个人混在一起，每有错断。事实上，安唐是哥哥，是柴可夫斯基的老师，常住圣彼得堡；尼古拉是弟弟，是柴氏的同事，为莫斯科音乐院院长。在本书中柴氏所流露对‘卢宾斯坦’的怨懑和责难，多是指尼古拉而言的。”
知音何处？我愿在这里重复台版校订者这句话，对他的教正表示由衷的感激。
译者还有一个遗撼值得在这里记一笔——那就是四十年前我没有可能看到日丹诺夫(B.A.ЖлHOB)编集的“老柴”《致亲友书简选集》(一九五五，莫斯科)那六百八十一封信和注释；要不然，译者对许多史事会有更确切的理解，下笔行文也会更确切些。现今，这只好永远作为我个人的遗憾埋在心底了。
“三十年了，我几次没有让出版社重印，因为我那时认为这种情调同那时的空气不协调。现在雨雪菲菲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想，就让它重见天日罢。”
这是真话。不能怪出版社，只能怪我自己，我没有冲破那股“空气”的胆量和勇气，何况我那时恐怕也沾染上那种“空气”。但奇怪的是在海峡那边这个集子(虽然没有署译者的名字)却多次同读者见面——这是我一九八○年带代表团访问香港时才知道的，而且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祁峰副社长送了我一本台湾版。
台湾版是在哪一年初次印的，我不知道。由台北乐友书房作为《乐友丛书》之八印行时是一九五九年(前此已有文星书店的版本)，又十年(一九六九)印了新版，我得到的一本是民国六十三年(一九七四)九月的四版本。书名为《柴可夫斯基书简集》，署梅克、包温合编，只署吴心柳校订；书前有校订者写的《新版序》(一九六九)，和《重刊感言》(一九五八)。由于此书在彼岸印过多次，可以断言“老柴”也很受那里的读者欢迎的。《重刊感言》末段云：
“对于本书译者，我们充满了感激。设非他的努力，中文的音乐书丛中何来此一佳著？知音何处？只此附表敬意。”
十年前当我在香港读到“知音何处”这四个汉字时，我深深的感动了。天然的障碍，人为的阻隔，都阻不住艺术家心声的交流。但愿这位从不相识的“老柴”迷此刻还健在，有朝一日到这边来看看“老柴”在大陆有多少相知，这该多好！台版校订者继续写道：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间的逸事，久为音乐史上的美谈之一。其间的情挚意深，非仅后人难究其详，就是当时也少为人知。他俩曾维持通信十四年，简牍盈累，寄意寄情。有一段时期两人的住处相距还不到半英里，而且互相都清楚知道对方的所在——可是仍然款款鱼雁，未曾有过一次交谈。这种友情交往方式，更使人觉得如在春朝薄雾，看绰的花枝，沉在人们心底下的迷茫美感，反比看透了更为撩人。”
《重刊感言》接着对这世界乐坛的佳话，发表了一些感想，虽有不少臆测成份，却正好是译者我在初版前记(一九四八)或重版前记(一九八○)中都没有触到的。比如说——
“至于两人间的感情深度和幅度，有无爱情的成份？答案可以说是有的。这可以从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太太的暗妒上面反映出来。还有那些缠绵醇醪的传情字句，使读的人每每有书不胜情之感。但两人都懂得用理智来约束自己(虽然也有激动之时)，乃有此玉洁冰清之局。至于两人为什么连面都不愿意见？明显的理由自然是怕沉沦于世俗的男女情爱漩涡中。因为照当时的社会习气(对寡妇的歧视)，双方年龄(女大男九岁)，身家境况(夫人有十二个孩子)，怕羞性格(男比女更腼腆)，连维持这种通信的‘神交’都是一种不便广为人知的行为，遑论其他？
“另一处细节也值得注意——即一般多认为两人确是终生不曾见过面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至少他们碰过两次头，但始终未通一言。昔人诗云：‘束情难似束
这段充满感情的推理，引人浮想连翩。贵夫人与平民，富婆与潦倒的艺术家，寡妇与结了婚的男人……所有这些都同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相抵触，甚至比作曲家普茨尼(Puccini)在歌剧《波希米亚人》(《绣花女》)所描写的那位穷艺术家和染了重病的绣花女之间的遭遇更困扰人。“老柴”和冯·梅克夫人默默地、悄悄地，文字交往了十四年，固然已经是一个谜；忽一日他们之间突然中断了通信，更是不可解的一个谜。无法解释，十年前我只好把这归结于命运，我写道：
“然而命运对柴科夫斯基却是多么残酷啊。他不与人争，但乐坛的人们却并不护着他。他把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他所尊敬的大师鲁宾什坦——而大师却拒绝演奏；他把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献给他所钦佩的欧爱教授——教授拒绝接受。他胡里胡涂跟他的一个女学生结了婚：他憧憬着的是理想、爱情、事业、祖国，而她追求的则是浮华、虚荣、庸俗的生活与无目的的享乐。无恋爱的婚姻(虽则短时期的共同生活)迫使这个音乐家几乎陷入精神分裂，的境界——还是冯·梅克夫人把他解救出来，让他游历西欧，摆脱世俗的纠缠。然而同冯·梅克夫人的交往，最后也并没有使我们的作曲家得到持久的幸福。两人第一次通讯是一八七六年，是作为‘施主’向他‘订货’的，十四年间她资助他，鼓励他，却有意地避开了面对面的接触(虽则有过两次是在马车上偶然邂逅)，到一八九○年，冯·梅克夫人突然诿称破产了，停止了对他的经济支助，同时也停止了书信往来。这中断对于这个忧国忧民而又多愁善感的音乐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尽管如此，在其后的三年间，他还是出访了‘新世界’(美国)，他写完了最后的一部交响乐——第六，即题名《悲枪》的交响乐，然后与世长辞。”
这两个人十多年间的通信，一九三四至三六年由苏联科学院汇编成三卷，以Academia(科学院)名义印行，故称“学院版”。此书我始终没有看到过。中文版书简集是根据美国兰登书屋(Ran－domHouse)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挚爱的友人》(“BelovedFriend”)一书译出的，这部书有个副标题，即《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故事》。冯·梅克夫人的孙媳妇巴巴拉(他们夫妇二人一九二三年离俄定居美国)在美国人波汶(C.D.Bowen)的协助下编成此书。原书以“老柴”与冯·梅克夫人的通信为中心，夹杂了少量其他信件，加上叙述性文字，有意将它编成一部传记性质的读物。因为加了说明，读来容易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因为加了叙述，不免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尤其是带着一层小市民的伤感色彩。在翻译时我已适当地加以处理，初版时取名《我的音乐生活》，由吉少甫主持的群益书店刊行。封面是郭老(沫若)题的书名，字写得刚劲有力，现今已成为郭老留给“老柴”迷的墨宝了。我在初版题记的第一节“书名的来由”中说：
(这本书是由梅克夫人的孙媳妇和C.Bowen根据两人的通信编成的)，“其间加插了事实的叙述，和同时代人其他通信的选译，首尾连贯，俨然一部专讲柴科夫斯基音乐生活的专书，甚至俨然是柴科夫斯基自己写成的讲他自己的音乐生活的专书，所加的说明正好是一种加深后人了解的诠释。因此，当出版者仿照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我的艺术生活》，想把这部书的译本定名为《我的音乐生活》时，译者经过一阵踌躇，也觉得相当确切；不过因为不是柴科夫斯基亲自有意写成的专书，因此译者提议上下加一个引号，即《“我的音乐生活”》，表示这不过是借用来表达书中的内容的。后来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
不过后来书名并没有加引号，封面除了郭老题的六个大字外，右上角还有两行仿宋字：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讯集
中苏文化协会研究丛书
显然此书是中苏文化协会的研究丛书之一；与此同时，还有苏联研究丛书由俞鸿模主持的海燕书店出版，这两套丛书是不是一个计划的两面，我说不清楚，但其源头却只有一个，即中苏文化协会，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老世界语者先锡嘉杭日战争时期曾在郭老手下工作，后来又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他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托曾任中苏文化协会秘书的张震转给我一封信，叙述了这一段史实，其中说到：
“张震同志是原中苏文化协会的秘书处秘书(我是他的助手——助理秘书)，为应四川省党史工委编纂四川省党史资料的需要，撰写南方局领导下的中苏文协的史料。他已把初稿寄给我看了，我提了一些修正补充的参考意见，补充了一些(关于〕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研究委员会在重庆时期未能开展工作，到南京后更难工作了，当时，三位领导人——主任委员郭老〔沫若〕，副主任委员阳翰老〔翰笙〕和葛一虹都在上海，主要的文化界人士也集中在上海。研究会的两位专职工作人员在南京无事可做，就自动离去了。一九四七年初，研究委员会计划在上海编印《苏联研究丛书》，需要一个为此工作跑腿的人，由于秘书处有张震在南京，于是我调来了上海。一九四七年三月，郭老出面邀请有关文化界人士在他家便餐，商谈编印《苏联研究丛书》事，应邀出席参加的有：姜椿芳，吴清友，梁纯夫，焦敏之，陈冰夷，叶水夫，许磊然，有阳翰老和葛一虹，VOKS〔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华代表符拉基金，驻沪代表克留柯夫也应邀出席参加了。席间，一致赞成编印《丛书》，初步商定了选题，落实了撰稿人。VOKS代表表示给予大力支持。计划开始实现了。一九四八年夏开始，上海已处在暴风雨似的日子里，被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在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的迫害和威胁下，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离开上海，其中有《丛书》的撰稿人。海燕书店负责人俞鸿模走了，担任《丛书》排版的利群出版社的负责人冯秉序被捕了，于是，撰稿中断，排版停止，已发排的稿子只得收藏起来，《丛书》的编印工作搁浅了。”
先锡嘉信中所述是指苏联研究丛书，“老柴”书简集似不在内，但这部书简集确实在一九四八年在郭老及中苏文协关怀下出过一版，因为我是四八年十一月奉命撤离上海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完成了译事，并且见到样书了。不管怎样，它是这套丛书的一种也好，是另一套丛书的一种也好，总之是在非常艰难的日子里印出来的，这应当感谢吉少甫和群益书店同人。
那时我手中除了那本我据以为蓝本的《挚爱的朋友》之外，只有“老柴”的《日记》——我手中还没有由“老柴”一个兄弟莫德斯特(ModesteTchaikovsky)编译的两卷本《柴科夫斯基生平和书信》(TheLifeandLettersofPeterIlich Tchaikovsky)，虽则这部书早在一九○六年已于伦敦印过，据说此书汇集了“老柴”跟冯·梅克夫人全部通信的四分之一。我在一九八一年游美时才看到纽约维也纳书屋(ViennaHouse)一九七三年的重印本。莫德斯特编书时，也加上史实背景的描述，这些描述比起巴巴拉来，少带感伤色彩。如果我四十二年前得到莫德斯特的书，也许中文版“老柴”书简集的面目就和现今刊印的不一样。现在的译本对“老柴”最后三年——即“老柴”跟他的“施主”中断了通信以后的三年——过于简略，而这不能责怪原书，因为原书的主题是这两个主角之间的交往，交往中断了，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三年，在莫德斯特的书却还占有一百一十页的篇幅，包括“老柴”给他的信，给出版家犹根孙的信以及给别人的信。遗憾的是现今的集子缺少了“老柴”同冯·梅克夫人最后一年的几封通信(莫德斯特的书有这几封信)，涉及他的最后歌剧《黑桃皇后》(PiqueDame)而且表达了作曲家对祖国的热爱。请看“老柴”分两次(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六日)写成的信：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29)，彼得堡。
“我亲爱的，柔情的，无可比拟的朋友，——
此刻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真想跟你说一会话，所以我开始写此信，打算到莫斯科后找到你的通讯处立即寄给你。我在彼得堡三个星期一事无成。我说‘一事无成’，因为我真正的事是作曲；而所有指挥乐队，排练舞剧，等等，我都看做无目的的，逢场作戏的勾当，这些事只能缩短我的生命，因为需要集中我的意志力来忍受彼得堡这种生活……正月六日我必须回到莫斯科，指挥音乐协会的一场音乐会，安唐·鲁宾斯坦将在这个音乐会中弹奏他的新作，而我十四日却在这里有一个大众的音乐会；在这之后将会是我气力用尽之时。我已下定决心推辞国内外所有的邀请，也许要去意大利休息四个月，并且在那里写成我未来的歌剧《黑桃皇后》。这个题材我采自普希金。事情是这样的：三年前我的兄弟莫德斯特给克伦诺夫斯基写过一个脚本，然后在这个主题上写成一部非常成功的书。”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月七日)，莫斯科。
“我继续写我的信。《黑桃皇后》这个脚本是莫德斯特为克伦诺夫斯基写的，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不愿将它配上音乐。后来歌剧院院长符舍伏洛伊斯基很想我来写曲子，由于下面的原因，这事就办成了。原来他把他的愿望告诉我，这同我暗下决心离开俄国一个时期以便潜心创作相一致，所以我就说：行。召开了一个会，我兄弟朗诵了他的脚本，讨论了它的优点缺点，分了场次，甚至连扮演者都分配好了……我非常非常想工作。只要我能在国外某个角落舒适地住定，我将能胜任愉快，而且可以在五月里交出钢琴总谱。配器将在夏季完成。”
这封信表明了在最后的几年，“老柴”的创作力还是那么旺盛。接着，翌年(一八九○)四月七日他在罗马给冯·梅克夫人写的信表白了他对祖国的爱：
“亲爱的朋友——
我正被迫逃离罗马。我不能再给我的真名保密。有几个俄罗斯人已邀请我参加宴会，晚会等等。我已婉拒了所有的邀请，但我已无法自由自在，我出访的愉快已经结束了。此间的著名音乐家斯甘巴蒂听那几个俄罗斯人说我在罗马，便将我的第一部四重奏编在他的室内音乐会节目里，并且来邀我出席。我不好不顾礼貌加以拒绝，因此我只得牺牲我的工作时间，坐在那沉闷乏味的客厅里，去听我的作品的二流演奏；况且在整个晚上我都成为听众猎奇的目标，因为斯甘巴蒂已通知大家说我在场，而他们好像十分好奇地要看看一个俄国音乐家究竟像个什么。这真是太不好受了。因为这种机遇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所以我已决定两三日内取道威尼斯和维也纳回国。
“你不能想像我是多么想念俄国，你不知我如何想望着在乡下独居。此刻俄国虽遇到一些麻烦。但无论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对我自己的国土那种热爱。我简直不能想像我从前为什么要离开它那么多日子，甚至在国外还会有那么多的欢愉。”
我上面谈过巴巴拉的书带着某种情感的色彩，她没有叙述到“老柴”这段故事的终结，也许她不想提起这个结局。书中只是感伤地叙述：
“这就是柴科夫斯基的终局；这是他重建通信关系的最后企图。他最好的友人永远的离开了。他已经五十一岁。过去的记忆一幕一幕在他的脑海里重现。他累了，他不能再找新的友人，他也不愿再去寻找了。这时是一八九一年的六月。两年之后，柴科夫斯基就走完了他的人生之途。”(’八二版第254页)莫德斯特比较巴巴拉冷静些。他交代得清楚——
“这就是柴科夫斯基要挽回他的‘挚爱的友人’最后的努力。但是伤痕始终没有治愈，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恼使他的余生笼罩着一层灰暗。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他仍经常喃喃地念着娜哲兹达的名字，在他最后呓语发出的声音中，只有这个名字在他身边的人都听得出来。
“可以认为，这个在柴科夫斯基的生活中起着施主作用的冯·梅克夫人——为了减少她那不应有的铁石心肠的罪过——她的生命也在缓缓走着下坡路，她得了一种可怕的神经性病痛，使她改变了她的一切关系，不只改变同他的关系，而且改变同其他人的关系。他辞世的消息传到她的病榻，两个月后，她也辞世了——这是一八九四年一月十三日。”(纽约版，第616一617页)
在“老柴”同他的“施主”之间的无数通信中，有三封信是一八七八年七月连续写成的，表述了“老柴”本人以及他的“挚友”的音乐观和创作方法。所有别人的评论远不及作曲家本人说得那么真切。
在这些表述中，“老柴”把他的艺术作品分成两类，一类是由于自己的冲动非写不可的(“我主动地由于忽然的意趣与内在的迫切需要而写的曲子”)，另一类是人家“订货”的(“由外面做主动的曲子，例如应一个朋友或出版家委托而写的”)。世人通常以为头一类才是“创作”，连某些艺术家也不免这样认为；而第二类则不过是“应景”之作，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可是“老柴”不这样认为。他说：
“经验证明了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不看它属于哪一类。常有这样的事，即受人委托写出来的曲子结果很成功，而由我自己的灵感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却因为种种意外的理由而不甚成功。作曲家写曲时的周围环境，因此而产生的心情，这是很重要的。艺术家在创造的时候，他必须是很平心静气的。在这种意义下，创造性的活动往往是客观的，即使音乐的创
造也不能例外。”
他接着分析第一类作品，即由自己内心冲动写出来的作品，是无需乎什么“意志力”的，只要听从“内心的声音”就够了。那时，“你忘记了一切，你的精神和甜蜜的刺激一起在震动，你还没有时间跟随这飞快的行程走到结尾时，时间早已不知不觉的溜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有所谓梦游病的状态。Onnes′entendPasVIVre.
——这一瞬间是不可能解释的。在这样的时候，凡是笔下流出来的，或者仅存在于脑海里的，往往都很有价值，要是从外边并无什么东西打扰它的话，将会成为这个艺术家顶好的作品。”
至于第二类即别人的“订货”，则必须由艺术家因这种委托而激发出自己的灵感来。他说，“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你首先必须征服懒洋洋的状态，和缺乏兴趣的状态。接着种种困难来了。有时胜利来得很容易，有时灵感完全消失。但我相信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永远不肯罢手，因为懒洋洋是人类很强烈的习性，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再没有比之让懒洋洋支配了他更坏的事情了。你不能老是坐在那里等待灵感；灵感是客人，她不会来拜访懒汉的，她要去看那些想会见她的人们。”“老柴”把灵感称为“善变的客人”，谁去追求她，就会得到她。
灵感是勤奋产生的，“老柴”这样认为；但在必要的时候，要“舍得把带着爱情和灵感写出来的东西摧毁。”他在信里对冯·梅克夫人这样说：
“只有勤奋的、不断的劳动，才使我终于获得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跟内容相称的形式。”
“凡是感情冲动所写出来的作品，必须精密地去处理它，把它修正，把它增补，顶重要的是把它压缩来适应格式的需要。”
我在《重版题记》中暗示了“老柴”以他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俄罗斯乐派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我在那里写过译本初版前记所不曾体会到的这样一段话：
“……他膜拜莫扎特(这是他的“神”！)，他敬重贝多芬(这是庄严的师长！)。他没有盲从，他创新。在许多自白中(我这里指的特别是给冯·梅克夫人写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复一个新的断想。有一次他甚至提出‘不协和音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力量，没有了不协和音，音乐就会变成永久的祝福——而无法表现一切受难和痛苦。’这样，他不仅从教堂音乐和古典音乐中破门而出，而且还大胆地跨过了浪漫派的门槛，通向现代主义。当然，柴科夫斯基曾经警告过，必须‘很有见地，很有技巧，很有风趣’地使用不协和弦，否则就显不出它的‘巨大的意义’——仿佛他预见了各式各样现代主义音乐滥用了不协和音，这样的断想对于我们当然是饶有兴味的。”
台湾版的重印感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点：第一，如果没有梅克夫人，便不会有柴可夫斯基。在他四十岁以前，她的金钱支助使他安心于作曲；此后则因精神的鼓励，而光大了他的才华。第二，原来直到柴可夫斯基写出他那首出色的小提琴协奏曲时，俄国音乐在德、法、意等国度里还是被歧视和鄙视的，他乃是在诽谤的环击中挣扎了一生。第三是梅克夫人的过人才华与德性，尤其是她的音乐素养，不少次的含蓄暗示，给予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
这几句话说得比较中肯，同我上面说的异曲同工。尤其值得译者感激的是台湾校订者花了一定劳动，校正了我的译本中的错误。《感言》中说：
“在决定重刊之后，我曾以半个月的功夫，把原书与有关资料对照细校一遍，结果发现有些尚待修订之处。首先，原书译者把安唐·卢宾斯坦(Anton G.Rubinstein 1829—1894)和尼古拉·卢宾斯坦(NicholasG.Rubinstein 1835—1881)这两个人混在一起，每有错断。事实上，安唐是哥哥，是柴可夫斯基的老师，常住圣彼得堡；尼古拉是弟弟，是柴氏的同事，为莫斯科音乐院院长。在本书中柴氏所流露对‘卢宾斯坦’的怨懑和责难，多是指尼古拉而言的。”
知音何处？我愿在这里重复台版校订者这句话，对他的教正表示由衷的感激。
译者还有一个遗撼值得在这里记一笔——那就是四十年前我没有可能看到日丹诺夫(B.A.ЖлHOB)编集的“老柴”《致亲友书简选集》(一九五五，莫斯科)那六百八十一封信和注释；要不然，译者对许多史事会有更确切的理解，下笔行文也会更确切些。现今，这只好永远作为我个人的遗憾埋在心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