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样一群人，是因为他们身处西方历史的原点，因此更体现了一种本然的生存方式。
　　阿瑞斯泰德是一位资产与资质均为中等的阿提卡小农，同时也是随时接受国家征召的重装步兵成员，他在农忙的时候或许不会披星戴月地跑到城内的半月形剧场去观赏埃斯库罗斯们的悲剧并选出优胜者，或莅临陪审法庭参与决定他人的命运，但每月三次的公民大会却是他必须在场的。如果有人在最后一次大会上提出，他有理由怀疑某位现役将军有推翻现政体的图谋，因此他提议加开一次特别会议来表决实施“贝壳放逐法”并获通过，则他还要第四次不远几十里地赶往这里的会场。
　　“贝壳放逐法”规定，一个人的名字若被六千人同时写在贝壳上，他就要被流放外邦十年。作为政治生活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现身，希腊的民主高贵而脆弱。这样的政治不是私人利益搏杀的战场或经济的后花园，税收、就业和财政分配不能成为它的主题。希腊人在政治生活中获得的不是均衡的利益，而是个体生命与国家这个普遍性的协调一致。进入政治空间的希腊人只能作为公民，而不是带有私欲的个人，他们在进入这个空间之前，必须将他们的家族身份和对于家族的忠诚摒弃在空间之外。根据克里斯提尼的法令，在政治场合提及父亲的名字即是违法。希腊人对于家/国之分有着超乎寻常的执著。政治不能进入内室，家庭的身体性交往也不可以被政治示众。家庭处在黑暗中才有尊严，政治公开时才有合法性。
　　今天的我们倾向于以家的形象想象国家，把国家想象成一架巨型的家务管理机构。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无论是否基于被统治者的承认，在希腊人看来，都意味着政治的沦陷。
　　公民大会期间，一个接一个像阿瑞斯泰德这样从田间或作坊里走出来的人在讲坛上就战争与祭祀、粮食安全、公民权等议题侃侃而谈。这批连名字都写不太好的公民具有这样的从政素质，其实也不奇怪。权力在使用的时候才成为权力，从政的素质在从政的时候自动培养出来。发言人的权利受神的保护，尽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被突然闯进来的什么人带走。
　　暴力不能进入政治空间，是因为这个空间只能由语言来建立。即便到帝国时代，罗马将士凯旋回城时，也必须将武器解除在城门外。对外用武器说话，对内用语言说话。而且，对内用语言说话的权利正是建立在对外用武器说话的义务之上。希腊的公民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别的什么。因此，作为政治空间的城邦并非客观中立的，而是内外有别的。无边界的政治空间，比如“万国来朝”的“天下”意识，对于希腊人是无从想象的：无边界的，即无规定性的空间怎么可能是有序的和善的？城邦时代缘于边界纠纷的战争如此之多，但在数以千百计的城邦之间却不曾发生相互兼并的事情。这些旨在为政治空间划界的战争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因而是超功利甚至反功利的。面对这种现象，对希腊政治一知半解的施密特只能将边界本身神秘化：围绕它的是超越“经济、道德、审美”的绝对敌我关系；敌人之所以是敌人，并不需要情景性的仇恨，仅仅根据“在空间内/外”这一格式而被注定。
　　受同伴们的怂恿，阿瑞斯泰德也跑到讲坛上讲了一通，大意是说，在他前来会场的路上，曾被公民苏格拉底扯住衣袖追问“美德是什么”。他觉得这种全称概念的定义问题当然有探讨的必要，但不应在快开会时才被扯住了谈。他本想就此切入有关哲学在城邦的位置的讨论，但苦于事先没有对此进行通透的思考，阿瑞斯泰德的讲演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提议通过一纸法令，在公民大会开始前的十分钟内禁止苏格拉底强拽公民进行他的辩证法。这种针对个人的提案当然通不过，不过它所反映的民众对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普遍不安最终导致了苏格拉底在陪审法庭上成为被告。
　　正是陪审法庭上苏格拉底与雅典人民的那场生死对话，成就了柏拉图的Apologia（《申辩篇》）。Apologia，就其“道歉”的词义，意味着哲学家对于城邦成了问题；就其“辩护”的词义，则意味着城邦对于哲学家也成了问题。以哲学为一方，以神学—政治为另一方的永恒紧张迫使柏拉图不得不把哲学置于“隐微”的位置上。哲学家可以在自家院子里仰望星空，但一旦进入城邦，则只能以普通公民的面目说话，以不触犯民众的普遍信仰为底线。
　　柏拉图在阿瑞斯泰德们停止思考的地方开始思考。不过，至少当时的阿瑞斯泰德并不是真的要把苏格拉底怎么样，他在会后还邀请苏格拉底到体操馆继续“美德”问题的讨论。在做出艰难的体操动作的同时进行艰难的哲学讨论，这种身心同时锻炼的方式是典型希腊式的。阿瑞斯泰德不能认同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说法，“因为有的人把知识用于作恶或为自己的恶行辩护，即便他们背诵得出美德的定义”。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美德是礼遇自己的方式，一个对美与善有着深刻感知的人，怎么可能不去做呢？这种“言行的和谐”是当然之理，因而是无法证明，也无须证明的。不出于美德目的的知识占有，一如不正当的财富占有，除了腐化自己之外，没有更多的意义。“知识即美德，强调知识对美德的先在性。不知其危险而做，这不叫勇敢，因为事后往往后怕；不知其善而为，也难说是真的善，因为没有良善的动机。我们之所以说神界无道德，因为对这些‘不死者’而言，没有什么是真正危险的；我们之所以否认自然界有为善（或为恶）的可能，因为它即使客观上做了有利于你的事，也是无意的，你不必因此而感激它，正如你不必因为它的无情而谴责它一样。”
　　他们接着谈到了知识的边界。阿瑞斯泰德注意到希腊悲剧的一个重要母题，凡是自认为掌握了命运秘密的人，最终必然成为命运的牺牲品。悲剧的经典推动力正是主人公从神谶里得知自己的可怖命运，然后在逃脱命运的挣扎中一步步走进了命运的陷阱。命运真正嘲弄的，正是俄狄浦斯这种连人的存在之谜（斯芬克斯之谜）都能破解的自以为知的智者。“那么，苏格拉底，你作为被德尔菲神谶钦定的‘最有智慧的希腊人’，你担心会遭受命运的嘲弄吗？”
　　“啊，可爱的阿瑞斯泰德，这可不是一个适合饿着肚子讨论的问题啊。”阿瑞斯泰德这才注意到，暮色已为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披上了晚装。不过，好在阿瑞斯泰德所在的选区要轮值作为主席团主持下一月的公民大会及五百人会议，而他又被抽签选入，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与苏格拉底把讨论的问题展开，因为到时整个一月他都将吃住在城里。这还意味着，他极有可能抽签当选其中某天的城邦首脑。如他所愿，已做过一次城邦首脑的苏格拉底给了他祝福，并邀他同去参加柏拉图家的宴会。阿瑞斯泰德谢绝了，他曾在奥林匹亚的掷铁饼项目中负于柏拉图，并且一直觉得柏拉图完美得令人难以面对：他是一流的诗人、运动员和政治家，又是超一流的哲人和音乐家，他在指挥作战和亲自作战上都负有盛名。在阿瑞斯泰德看来，这样的人已经不是在模仿神，他简直就是神了，而这是要遭神妒的。因此，即便为了证明柏拉图不是神，他也必须被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