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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资源充足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最大优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在。在21世纪初，珠三角、长三角相继出现“民工荒”，而且问题愈发突出。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们需要对中国劳动力市场进行重新的定位。本文简单阐述了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对国内主流观点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产业结构；优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2
一、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劳动力无限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该理论表明，刘易斯拐点模型的核心问题在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就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来说，庞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向珠三角、长三角集中，形成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探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能为我国产业转型、劳动力市场优化等起到指导方向的作用。
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在开始前，由于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其边际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使得现代工业部门无需提供更高的工资，在原有工资的水平上即可吸引到足够多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呈完全弹性；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消耗殆尽时，工资水平就有上升的压力，企业的生产成本开始提高，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拐点之前，固定的较低工资水平，即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此拐点之后，需要提高工资才能吸引到劳动力的供给。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预示着新的经济改革和产业转型的到来。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资源可以不断地补充现代工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在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前，工资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利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直到现代工业部门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若再继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大幅度提高工资，否则会产生“招工荒”。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阵痛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启示，让我们不得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产业转型等问题。由于我国过去30多年的出生率快速下降，加之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进一步被蚕食，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重新定位发展方向，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也急需进一步的转型优化，积极配合产业转型的步伐，加强自身劳动技能的培养，畅通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渠道，迎合市场需求，积极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劳动力短缺、工资率上涨、边际生产率下降的挑战。
总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然会伴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告诉我们，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我们已处在世界分工链条上的末端，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以致于在我们的人口红利枯竭时，低端产业终将被世界所抛弃。低技术含量的企业，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势必提高工资来维持必须的劳动量，而成本的增加终使其被市场所淘汰。换言之，我们在刘易斯拐点来临之前，需要快速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才能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不同理解的文件综述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本文将两种观点的代表性意见进行整理，并提结合学者的观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蔡昉（2007）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农村只有不到1.2亿剩余劳动力，且城镇农民工、正式工工资趋同，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姚上海（2009）指出，二十世纪初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初现端倪，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回暖，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拐点。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周天勇（2010）指出我国2009年城市化水平45.59%，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化，而刘易斯拐点往往是城市化达到70%才会来临。刘伟（2008）指出“民工荒”只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造成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供给出了问题，而是劳资博弈的结果，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谈论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到刘易斯拐点还为时过早。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在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出现了“用工荒”，并且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向内地漫延，但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的出现，仍然没有定论。本文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不会确定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而是在将来某个时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可能提前也可能延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或渐进式的发展。
从企业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必然推动工资上涨，加大小微企业的压力。一方面，工资上涨意味着提高了企业生产的成本，在市场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使小微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尤其使正处在转型期的企业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工资上涨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推动消费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利于拉动内需，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会迫使企业加快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珠三角、长三角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同时也形成了我国产业结构以低端粗放、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殆尽，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加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开始提高，附加值只减不增，企业面临着发展停滞的状态。因此，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大人才专项技能的培养，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才能有效地越过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 从政府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会使国家的宏观经济状态产生下滑。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生产要素越发稀缺，稀缺劳动力的成本势必会提高，从而导致劳动者的工资会提高，企业的经济成本会上升，影响市场的价格体制和调节机制，进而会打破我国原来“低成本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抵消作用。
三、面对刘易斯拐点的政策建议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我国早期的发展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虽在短期中加速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期间出现了一些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留下了许多隐患。如今，在刘易斯拐点来临和人口红利即将耗尽的时期，我国应该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方向，根据经济发展的新特征，顺应时代潮流。走可续发展发道路，加大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核心竞争力，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竞争力。
（二）加快产业转移
珠三角、长三角沿海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制约了当地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进程。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不断增大，应该及时启动产业转移，由沿海地区向内地劳务输出大省转移。由于内地经济欠发达，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企业内迁，一方面可以使农民工就近就业，推进当地城镇化的建设，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的差距，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迁为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
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也就决定了就业结构要与之相应地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该向更高层次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加产业的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因此，为了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把传统工人培养成新兴产业的工人。其中，尤其要加强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专业素养，迎合产业转型的市场需要。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由刘易斯拐点可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但在二元经济体制中，农民和城市居民并没有享受相等的待遇。由于户籍制度、城乡差距等原因，与城市居民相比，进城务工的农民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如福利保障、子女上学等等。因此，在吸引更多农民进城务工之前，就应做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准备工作，使农民工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
参考文献：
[1]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2009.
[2]刘昭云.刘易斯拐点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对策略探析[J].生产力研究，2011（08）.
[3]巴曙松.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契机[J].南风窗，2011（17）.
[4]张超，王春杨.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05）.
[5]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02）.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产业结构；优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2
一、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劳动力无限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该理论表明，刘易斯拐点模型的核心问题在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就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来说，庞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向珠三角、长三角集中，形成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探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能为我国产业转型、劳动力市场优化等起到指导方向的作用。
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在开始前，由于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其边际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使得现代工业部门无需提供更高的工资，在原有工资的水平上即可吸引到足够多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呈完全弹性；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消耗殆尽时，工资水平就有上升的压力，企业的生产成本开始提高，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拐点之前，固定的较低工资水平，即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此拐点之后，需要提高工资才能吸引到劳动力的供给。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预示着新的经济改革和产业转型的到来。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资源可以不断地补充现代工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在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前，工资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利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直到现代工业部门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若再继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大幅度提高工资，否则会产生“招工荒”。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阵痛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启示，让我们不得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产业转型等问题。由于我国过去30多年的出生率快速下降，加之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进一步被蚕食，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重新定位发展方向，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也急需进一步的转型优化，积极配合产业转型的步伐，加强自身劳动技能的培养，畅通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渠道，迎合市场需求，积极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劳动力短缺、工资率上涨、边际生产率下降的挑战。
总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然会伴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告诉我们，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我们已处在世界分工链条上的末端，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以致于在我们的人口红利枯竭时，低端产业终将被世界所抛弃。低技术含量的企业，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势必提高工资来维持必须的劳动量，而成本的增加终使其被市场所淘汰。换言之，我们在刘易斯拐点来临之前，需要快速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才能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不同理解的文件综述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本文将两种观点的代表性意见进行整理，并提结合学者的观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蔡昉（2007）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农村只有不到1.2亿剩余劳动力，且城镇农民工、正式工工资趋同，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姚上海（2009）指出，二十世纪初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初现端倪，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回暖，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拐点。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周天勇（2010）指出我国2009年城市化水平45.59%，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化，而刘易斯拐点往往是城市化达到70%才会来临。刘伟（2008）指出“民工荒”只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造成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供给出了问题，而是劳资博弈的结果，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谈论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到刘易斯拐点还为时过早。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在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出现了“用工荒”，并且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向内地漫延，但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的出现，仍然没有定论。本文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不会确定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而是在将来某个时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可能提前也可能延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或渐进式的发展。
从企业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必然推动工资上涨，加大小微企业的压力。一方面，工资上涨意味着提高了企业生产的成本，在市场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使小微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尤其使正处在转型期的企业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工资上涨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推动消费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利于拉动内需，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会迫使企业加快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珠三角、长三角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同时也形成了我国产业结构以低端粗放、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殆尽，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加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开始提高，附加值只减不增，企业面临着发展停滞的状态。因此，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大人才专项技能的培养，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才能有效地越过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 从政府角度看，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会使国家的宏观经济状态产生下滑。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生产要素越发稀缺，稀缺劳动力的成本势必会提高，从而导致劳动者的工资会提高，企业的经济成本会上升，影响市场的价格体制和调节机制，进而会打破我国原来“低成本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抵消作用。
三、面对刘易斯拐点的政策建议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我国早期的发展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虽在短期中加速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期间出现了一些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留下了许多隐患。如今，在刘易斯拐点来临和人口红利即将耗尽的时期，我国应该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方向，根据经济发展的新特征，顺应时代潮流。走可续发展发道路，加大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核心竞争力，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竞争力。
（二）加快产业转移
珠三角、长三角沿海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制约了当地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进程。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不断增大，应该及时启动产业转移，由沿海地区向内地劳务输出大省转移。由于内地经济欠发达，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企业内迁，一方面可以使农民工就近就业，推进当地城镇化的建设，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的差距，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迁为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
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也就决定了就业结构要与之相应地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该向更高层次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加产业的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因此，为了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把传统工人培养成新兴产业的工人。其中，尤其要加强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专业素养，迎合产业转型的市场需要。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由刘易斯拐点可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但在二元经济体制中，农民和城市居民并没有享受相等的待遇。由于户籍制度、城乡差距等原因，与城市居民相比，进城务工的农民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如福利保障、子女上学等等。因此，在吸引更多农民进城务工之前，就应做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准备工作，使农民工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
参考文献：
[1]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2009.
[2]刘昭云.刘易斯拐点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对策略探析[J].生产力研究，2011（08）.
[3]巴曙松.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契机[J].南风窗，2011（17）.
[4]张超，王春杨.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05）.
[5]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