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银行家蔡明裕先生去世6年了，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人还会记得他了，而他的名字在上世纪中叶的海外华人世界则是何等显赫和风光。
　　在洛杉矶时，我有位好友华，她曾是上海的独唱演员，到美国后只能在缝衣厂做女工。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就常聚在一起聊天。我劝她去考美国的医护资格，后来她就成了蔡明裕的私人看护，于是就经常听华提及这位老先生。
　　他独自一人住在圣玛利诺富人区的大宅里，日裔太太不愿来美国，也没有亲生子女。银行几个高级职员包围着他，互相勾心斗角，都想谋财。老人对谁都不相信，身心俱疲，脾气越来越坏。华几次难以忍受辞职求去，但同情他的孤独落寞，还是被一次次劝了回去。华陪他最后一次回日本和台湾，所到之处冠盖云集，但老人私底下说：“那都是冲着我的钱包来的。”老人中风，半夜倒在地板上没人搀扶，直到次日凌晨，华去上班后才发现。最后，老人大小便失禁，生活已无法自理。他提出在圣盖博谷给华买一栋三层小屋，条件是要照顾到他去世。华来找我商量，此时华的父母皆已去世。我说，既然你已经照顾他七八年了。他只信任和依赖你，你又怜悯这个孤独老人，那就把他当父亲来照顾吧。这样，蔡老先生搬到了圣盖博谷。我在华那里见到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木讷，目光迟滞，口齿不清，坐在轮椅上。每次见到我只会微微点下头，算是打招呼。听华说，银行的人每星期来一次带他去医院检查，替他买些生活必需品，此外几乎没有亲友来探望他。过了两年，这位华裔银行家就与世长辞，享年84岁。亲属并未发布死讯，也未举行丧礼，就将遗体悄然下葬于玫瑰冈公墓。有人问起，只说他病逝日本。他的日裔太太在他之后去世，也未与他同穴长眠。
　　本來对他的死，我也不以为意。有一天，忽然读到金耀基师的名著《大学的理念》，里面提到：“1980年夏，我应邀到日本筑波大学出席人类价值观的国际会议。以久闻蔡明裕先生从事国际金融事业，声名卓绝，享誉东瀛，且又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不遗余力，故极思趁此机会拜访一见，以解慕渴。蔡先生闻悉后，竟不辞劳远，从东京驱车赴筑波接迎，往返费时六小时多，其谦抑礼让之精神，令人感动。当晚在东京，我与蔡先生有一次极愉快的谈话。最令人鼓舞的是他对我一些学术教育的构思和设立新亚书院基金的想法的积极反应。返港后，我即根据当时提出的构想，并咨询了院内同仁，草拟了一份具体的计划书，寄去日本。去岁末，他一抵香港即邀我晤面，并向我表示：‘赚钱或许不易，但用钱则更难，我看过你的计划，非常赞成，我已准备不久在香港成立明裕文化基金会，本诸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我决定捐出美金100万，作为基金，每年以其孳息赞助推动新亚书院的学术文化计划。’”此时，我才知道这位老人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人生。
　　蔡明裕，1922年出生于台北县金山乡的一个菜农家庭。从台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又负笈东瀛深造。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蔡明裕靠着过人的经营才能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其事业逐渐涵盖证券、航空、旅游、地产等领域。1968年世界华侨商会在东京召开，蔡明裕提议建立世界华侨商业银行。1973年，他投资数千万美元在美国洛杉矶创办“世界华商银行”，并在市中心最繁荣的商业地段威尔榭大道买地，兴建45层大厦，楼顶还设有直升机平台。在当年的美国，华人有此壮举几为奇迹。此后，他的庞大事业王国逐渐分布到日本、美国、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各国。
　　他对于怀才不遇或因经济困难而无法一展长才的年轻人，充满悲悯之心。上世纪60年代，他捐出巨资在台湾成立“明裕文化基金会”，发放奖学金给那些面临辍学命运的学生，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陈水扁也是依靠“明裕奖学金”才得以完成在台大法律系的学业。后来提到他的所作所为，蔡先生未免痛心疾首。两岸恢复交往后，蔡明裕把爱心扩展到大陆。1985年12月，他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捐赠100辆轮椅。福建的华侨大学也曾接受他的捐款，还聘请他担任第二、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有一天，我和耀基师谈及蔡明裕的寂寞晚年。他听了不胜唏嘘。从辉煌到落寞，蔡明裕的人生使我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