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公司里，如今活跃着一批中国雇员。他们大都是八十年代后来日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经过一番艰辛努力，跻身白领阶层。
　　
　　椅子上的学问
　　
　　张先生来日本7年有余，现在日本一家颇有名的金融机构工作。张先生的办公室窗明几净，一看就知道供职于一家很有实力的大公司。
　　“你没有看到我坐的椅子和周围的几把有什么不同吗？”要不是张先生提示，我还真忽略了这一细节。日本公司大都是桌对桌办公，一个部门往往占据一块，桌对桌顶头横摆着的稍大一点的桌子一定属于这个部门的部长，它两边的座位依次属副部长、科长、普通职员。
　　张先生说，日本公司等级观念之强是初来乍到的中国人难以想像的。在这里举手投足间都体现着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张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那是4月的一天，公司的事务小姐给张先生推来一把新椅子，“祝贺您晋升为科长，请多多关照。”这把椅子与张先生以往坐的那把略有不同的是增加了两个扶手。
　　张先生自己都感到好笑。“你别看这椅子，里头的学问大着哪。在公司里，椅子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职务，看看椅子就知道谁是发号施令的，谁是干活的。我先前坐的椅子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圆转椅，现在加上了两个小扶手，这就意味享受科长级待遇了。你再看看我右边的这把椅子，虽说也带两个小扶手，但那个小扶手是黑色而不是浅灰色的，这小小的差别标志着那把椅子的主人是副部长，另一个标志是旁边还配了一个小办公柜。职位的不同，椅子的款式也不一样，社长、副社长、常务董事、董事以及各部门的部长坐的都老板椅，但都有所区别。来公司办事的日本人一看椅子就知道该找谁，决不会找错人。就是普通职员，看看他的座位与部长的远近就能知道他资历深浅。在这里才是名副其实的‘排座次’。”
　　张先生早先在国内是一家权威新闻单位的记者，来日留学3载，拿了个硕士学位后才有机会在这家公司谋了个职。开始时，他对日本公司里的这种近乎军营般的上下级关系很不习惯。“可是，你不得不强迫自己去习惯，否则会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麻烦。”
　　张先生说：“一级服从一级是绝对的，上司的话就是指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晚辈听前辈的，女职员敬让男职员，这在哪家公司都一样。早晨上班乘电梯，日本人一进电梯首先就意识到同乘者中谁职位高谁资历深。下电梯时，很自然职高资深者先行。这时如果你不走，大家就都不迈脚。你是什么职你就得‘摆出’什么派头。
　　“就是草拟一份业务报告、请示个什么事儿都颇费脑筋。这报告打给谁，什么人可阅，阅者孰先孰后；这事儿先请示哪一级，哪一级需要事先打招呼都很有讲究。中国人在日本公司里供职，精神上普遍感到疲劳。当然，日本人也一样。日本公司职员中普遍有一种职业病，叫‘肩膀僵痛’。我这几年也患上了这种病。你说，精神老绷着，腰板老挺着，肩膀老端着，顾及这又顾及那，能不闹上这种病吗？”张先生开玩笑地说。
　　“不过，你一旦习惯了这种环境就会悟出它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军队为什么有力，那就是能够雷厉风行地贯彻上级的意图。在公司没有自我，只有上司的命令。部门之间很少有扯皮的事，发生扯皮的事解决起来也很简单，只要上级部门一句话。”
　　
　　个个都是“老黄牛”
　　
　　于先生能讲一口流利、地道的日语。他在国内学的就是日语，大学毕业后从事过笔译和口译工作。在日本拿了硕士学位。找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经济衰退，不得已于先生只好屈尊于一家做机械工具生意的、拥有450多名职员的中小贸易公司，一干就是5年。
　　于先生毫不隐讳地说，公司给他的工资太少。他36岁，按说月薪至少应该拿30多万日元，可每月拿到手的仅有20多万。于先生说：“日本各种税多、保险多，每月七扣八扣1/4的工资就没了。与国内正好相反，日本是名义工资多而实际工资少。”
　　于先生说：“中小公司的薪水远比大公司的低，可中小公司的职员干起活来同样是那样卖劲儿。按国内的眼光衡量个个都是‘老黄牛’。但这里面又没有什么‘老黄牛’、‘奉献精神’之说。日本人好像拿了这份钱就要干好这份工作，很懂得‘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道理。无论是正式职员还是擦桌子扫地的打工者都兢兢业业。只要你干好了也确实拿到相应的报酬，付出的和得到的成正比，起码表面上是‘等价交换’。这里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好好干，要么就走人。”
　　于先生在这家公司干得很不错，忙时能同时接3个订货电话，去年从名古屋分公司调到东京总公司，很得上司的赏识。但这丝毫没有打消他“跳槽”的念头。于先生说：“这是市场经济，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资方有解雇你的自由，你也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日本公司里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中国人一时很难习惯。你迟到或早退一次，就得写报告，说明原由，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蒙混过去的。跑外的每天都得写‘营业日报’，几点几分在路上，几点几分在客户那里。
　　“日本公司里的人际关系简单，没有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只要把工作做好，你的生活就有保障，不必老想着挣点儿外快。”
　　
　　难进的圈子
　　
　　在日本公司里的中国雇员最大的苦恼就是感到孤独。这种狐独是难以名状的，不是通过努力能消除得了的。
　　潘先生在一家从事水电站工程设计的公司工作已7载有余。他说他至今仍很难同周围的日本同事进行知心的交往。“或许是岛国单一民族的缘故，日本人容纳外民族人的襟怀远比其他民族窄得多。
　　“日本社会是由一个个的集团构成的，个人都隶属不同的团体，公司里的职员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潘先生说，“打个比方，一同进公司有6个女孩，她们共同的经历、在公司里同样性质的工作以及她们受前辈们欺负的同样地位使她们构成了特定的小圈子。几年后，其中的5位结婚离开公司，那么最后一位女孩也会无缘无故地辞职，原因就是她所属的那个小圈子不存在了，她忍受不了孤独。
　　“日本人都是如此，更何况一个有着不同背景的外国人。”潘先生说，“在日本公司雇佣的外国人中，最多的还是中国人，这倒不是因为与中国的业务量多于韩国和欧美等国，而是长着相像面孔，使用相像的文字，这起码让日本人感到亲切。即便如此，中国雇员与日本老板和同事间仍有一层厚厚隔膜，无论他多么赏识你的才能。日本公司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大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充其量当个副手，有时首席代表的资历比副手还浅。说到底日本人还是对外来户缺乏信任感。”
　　潘先生说：“在日本公司里工作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但是精神上相当苦闷。日本人对你很客气，但很难与你讲真心话。让人最感难受的是对你敬而远之不理睬你。
　　“日本公司里可以说是一个小圈子套一个小圈子，最重要的是同期入社的，其次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再就是按业务上划分的‘海外派’、‘国内派’等等。外国人在这里形单影只，哪个小圈子也进不去。”
　　一般，铁了心要在日本公司里干一辈子的中国人并不多，特别是那些知识层次较高的人。他们中有的人打算在这里干上三五年，积累点经验和资金，然后回国发展；有的人想在这里能呆多久呆多久，因为这里的收入毕竟比国内丰厚，将来生活也有个保障。
　　当然，也有想在这里干一辈子的，并且想加入日籍。他们想的是孩子要在这里上学，在公司能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到海外出差旅行方便等等。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前景和他们目前的处境也往往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矛盾中。
　　这，往往也是海外留学生的共同苦恼。
　　（《民 情》2001年第2期 施宝玲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