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各界学者大都认为《放鹤亭记》体现了作者苏轼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和出世倾向。然而，尽管文章明显将“南面之君”与“隐居之乐”对立，我们仍应看到文字背后作者对“出世”与“入世”二者关系的更深思考，进而剖析“西山为何不可久留”的困境，并研究这类出世思想的矛盾性及其价值。
　　关键词：《放鹤亭记》 西山 出世 入世 困境
　　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从古到今，许多中国文人的心中始终怀有一颗远离尘俗、洁身自好的出世之心，即便是一向以豪放著称的苏东坡也不例外。从苏轼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一生绝不仅限于诗词酒赋、风月山水，而是或多或少地贯穿着人世、治世的理想，可以说是一位始终努力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的仕才。然而，《放鹤亭记》作为他贬谪徐州时的作品，却不似以黄州时期为代表的其他贬谪时期的作品那般有着“竹杖芒鞋轻胜马”“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豁达豪隋，反而颇具消极出世的色彩，令人浮想。
　　《放鹤亭记》一文篇幅精练，语句从容练达，记叙了作者入山访问隐士云龙山人张师厚，并在放鹤亭观其放鹤、招鹤一事。文章先以一段短小清新的描写交代了云龙山人与放鹤亭的故事，描绘了鹤生活的清幽环境;随后描写了云龙山人所养的两只鹤“清远闲放”的生活习性，并借由放鹤、招鹤一事，发出一番议论与感慨：高洁如鹤，贤人隐士玩赏它百益而无一害，而君王喜爱它却终而因此亡国;颓丧如酒，数代君王因好饮而败乱，而隐士却可以凭它保真性灵。因此作者认为，“南面之君”的快乐绝不可与“隐居之乐”同日而语。文章最后引用了张隐士放鹤、招鹤的歌谣，再次歌颂了鹤的高沽与自由。其中最后一句话十分引人深思：“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既然西山是自由高远处，又为何“不可久留”？既然以鹤喻隐士抒写“隐居之乐”，又为何要声声唤日“归来”？苏轼心中的“出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理想形态？
　　笔者据研读所得，总结出了答案：对于儒家体制下的仕人而言，并没有绝对意义上自由解脱的“出世”;而苏轼对“西山”的向往与“不可久留”的召唤，也代表了这一阶层内心既寻求政治解脱又渴望完成治世抱负的困境。本文将从“鹤”这一意象的本义以及“人”这一象征意义来分析“西山不可久留”这一特殊的“出世思想”与其困境。
　　一、鹤不可久留：“西山”是绝对禁锢下的相对自由
　　在讨论“西山为何不可久留”之前，必须先厘清一个事实：文中飘逸自由的仙鹤自始至终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何以见得呢？《庄子·逍遥游》中提到，要想达到真正的“逍遥”，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从而达到“无所待”的境界。我们不难想象，真正穿游在閑云间自由的“野鹤”，至少要基本符合“无所待”的条件：不为人所圈养，不靠人类投喂，不为人类所用，并且无所牵挂。然而，凡《放鹤亭记》中出现的鹤皆为“有所待”者。云龙山人的两只鹤“甚驯而善飞”，即使飞得再高再远终究还是被人类驯服，并且在被张隐士放之西山之后，傍晚又被招之而来，回到人类身边，吃人类盈余出来的口粮——“其余以汝饱”，这显然不符合“逍遥”的标准。作者自己所举例子中卫懿公所好之鹤亦是如此：被圈养在万户侯中，饱食终日，供人亵玩，寓意上虽仍是清远高贵的，实际上却毫无真正的自由可言。文中另外还有两处诗句的引用也提到了鹤，由于该部分引用亦是在论证鹤为“清远闲放”之物，旁佐主题，所以在此一并分析：第一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第二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这两处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呜叫的鹤比作有才能、有抱负的贤士，表达了贤能之人终能声震四野，才华终不会被埋没的美好寓意。这两处的鹤看似与前两处不同，仿佛更有“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逍遥姿态，但细细推敲之后发现不尽然。正如作者将鹤与刘伶、阮籍等隐士作比，真正的“野鹤”并不一定会声震四方，因为内心的超脱与宁静或使之“宠辱皆忘”，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而不会以被发现和赏识为幸福。换言之，真正“无所待”的“隐者”应是超然现实世界之外的，因此被发现和赏识是有违他们自身构建的真空社会的宗旨的。由此可见，这两处“鸣鹤”也并非超然物外的隐士，而只是恬然垂钓的姜太公、洗耳的许由，身在高远的江湖，却满心装的都是朝廷——而这也正是出世的困境之所在。
　　综上所述，尽管作者一再描写鹤的“清远闲放”，努力构造一个自由隐逸的象征物，但归根到底还是没有能打开真正的“隐者”的概念世界，因为文中所提的鹤都生活在绝对的禁锢当中，只能享有相对自由，比如在西山外“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鹤的实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但对于在西山的鹤而言，翻飞翱翔、饮涧啄苔已经是它们受到最少管束、得到最多自由的状态了，而这一部分的相对自由于鹤而言是解放天性的，是弥足珍贵的。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鹤在西山与东山的不同生活状态：飞向西山是带有暂时的逃脱性质的，自由飞翔、玩耍，与山涧、苔藓为朋;而回到东山却是被张隐士召唤的，靠人的余粮填饱自己的肚子。可见，西山代表着短暂的自由与远方，而东山像是拴住飞鹤的笼锁，代表着难以逃避的驯服。那么，为什么不能久留西山呢？一是因为，凡“无所待”的状态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不回东山，就会被饿死。二则是西山外的世界太过于超然，久留在外，意味着相对自由变为绝对自由，而鹤并不一定做好了完全返归自然的准备。它想要的真的只有自由而已吗？它真的放得下那个“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每天与它分食的人吗？一切尽是未知。而一旦选择了久留西山，就必须面临这样的未知。因此，对鹤而言，西山果然不可久留。
　　二、人不可久留：进退皆忧的仕人困境
　　“众禽中，唯鹤标致高逸。”在中华文化中，“鹤”这一意象与贤人隐士之间的联系可谓是源远流长了。据前人考据，《周易》最早以文字形式建立了“鹤”这一意象与“隐士”“君子”之间的联系，也奠定了“鹤”的基本意象内涵。道教中亦有“仙鹤”的仙学图腾，认为鹤是神灵与凡界的使者，是最为超然与灵秀之物。因此，道士也被称为“羽士”。《放鹤亭记》更是在议论中直接点明了这一联系：“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由此可见，在《放鹤亭记》的语境下，“鹤”具有的双重指代含义——“君子”与“隐士”是可以同归于一体的，因此由鹤的“自由”推及人的“出世”也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