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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方面来看，《圣诞欢歌》揭示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英国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揭露了资本家的残酷贪婪及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并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引发了人们的深层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
关键词：《圣诞欢歌》；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91-03
源于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驱逐了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为了文本而放逐历史”的形式主义批评，使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姿态再次回归历史层面。新历史主义将文本同历史语境以及文化背景相融合，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架起了联网的光缆，将历史的维度从文本背景延伸到读者语境，再将坐标系扩大到社会、文化、政治等许多和文本有关的方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构成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基本立场。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作为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非常关心贫苦人民的命运，他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因果复杂的社会现实。
《圣诞欢歌》亦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狄更斯在写《圣诞欢歌》时曾说他要在此“为穷人进一言”。小说生动具体地表现了英国19世纪中叶的社会历史风貌，描绘了人民的贫困的真实图画，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无情。小说充满了白色、冷空气和嫩绿的冬青树叶子等景物，冬青树上深红色的果实更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息，但是在欢乐温情的圣诞节的绚丽图景背后，埋藏的是受到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底层人民的贫困与凄苦。本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分别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方面，分析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资本家的残酷贪婪，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危害，进一步探讨《圣诞欢歌》这部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就是一种文本。文学文本是由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制度所构成的，并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就是由相互关联的政治制度在一起构成的一个大的文本。
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这样文本就成为我们了解过去的一个窗口；二是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时，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而人的主观性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文本之中了[1]。
对于新历史主义学家来说，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由不同的人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理解重新书写阐释。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圣诞欢歌》可以被视为查尔斯·狄更斯对于历史的一种个人诠释。
在《圣诞欢歌》中，狄更斯在现实的基础上，以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为背景：故事虽然没有正面写工业，但生动具体地表现了英国19世纪中叶的社会风貌。查尔斯·狄更斯即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并且作为童工，他亲身经历和体验了贫困人民遭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为他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素材，他把这些真实的社会历史事件借以文学的形式展示给世人。其中工业革命、《济贫法修正案》的实施、“饥饿的四十年代”构成了主要的历史背景。
英国在19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促使城市毫无计划地迅速发展，造成劳动人民居住区卫生条件恶劣，贫富差距不断增大。此外，由于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破产了，大量的童工及妇女进入劳动市场。
在《圣诞欢歌》中，狄更斯巧妙地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人物结合，佐以夸张结合幻想的写作手法，小说字里行间中显露了工业革命给劳动人民、贫苦大众带来的影响。
“一片阴暗荒凉的原野上了，在那儿，奇形怪状的粗石块到处乱丢着，仿佛这地方就是巨人们的葬身之处；水喜欢往哪几流就往哪儿流去；或者本来思挠过去，可是被冻住了，流不动了；那儿长着的全是苔藓和金桂花，以及庞杂丛生的草。”[2]矿工们居住在用“一座泥土和石头所筑的墙”围绕的茅屋中。
在l9世纪的英国，乡村贫困人家的房子一般都是一间茅草搭成的房子，家庭十分贫困的则就只有一个大房间。如果经济状况稍好，如《圣诞欢歌》中鲍勃·克拉吉有一定的收入，处于中产阶级的底层，在伦敦郊区就有一套四间屋子的房子：一间厨房，一间饭厅和两间卧室。斯克掳奇作为中产阶级的中上层人士，显然家境要好得多：房子坐落于伦敦市内，分为上下两层，地下室还有酒窖，壁炉“周围砌着古色古香的荷兰瓷砖”，楼梯的宽度足可以“驾一部六匹马的大马车”。住房条件的对比，明显地体现了贫富阶级之间的巨大差距。
此外，小说中不同阶级的圣诞节的明显差距亦体现了贫富差距的悬殊及劳动人民的穷困。在圣诞节前夜，“市长大人在他那高大府邸的壁垒里，命令他的五十名厨子和管家将圣诞节过得像市长府邸应当过的那样。”在鲍勃·克拉吉家，圣诞节前夜则是另一番情景。克拉吉的妻子，“穿着一件翻制过两次的长大衣，样子很寒伧”；鲍勃·克拉吉穿着他那“已经打好补钉”，“旧得露出底板的衣服”；儿子彼得·克拉吉的“衬衫领头”则是“鲍勃的私人财产，为了庆祝节日特地授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可怜的小儿子丁姆，因为疾病和极差的生活条件，则只能“拿着一根小拐杖，他的四肢都用铁架子撑着”。他们过节的食物仅仅是一只小小的烧鹅、马铃薯泥、苹果沙拉和拌菜、一个不大却坚硬结实的布丁及一些掺了水的劣质酒和饮料而已。这些都将节日来临之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穷人的种种愁苦衬托得分外突出。
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促使普通的手工业者破产，造成农业歉收、面包昂贵、失业猛增的状况。而出于竞争的存在，贫穷的职员和工人为了生计而变得软弱无力，不得不接受微薄的可怜的薪水。父母们因为工资太低，只得让孩子干活，以增加收入。正因为如此，英国历史上才会出现所谓“饥饿的四十年代”。 小说中鲍勃·克拉吉的家庭同样的遭受着这样的境遇。对于像他这样的穷苦劳动者来说，生活就是斗争，片刻不息。鲍勃自己一个礼拜只挣15个先令，这样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因此，他的大女儿玛莎去做了一家女帽铺的学徒，一个日夜赶工的缝纫女工，甚至只能在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公休日才能得到休息。除此之外，鲍勃为他的儿子也“物色了一个职位”，有“五先令半的收入”，一笔“令人张皇失措的进款”。
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进步是以穷人们的痛苦为代价来实现的。以当时对穷人的救济政策为例。1834年，英国颁布新济贫法，即《济贫法修正案》。新法规定，穷人不再无条件获得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劳动才能获得相应救济，穷人必须通过个人劳动而不是依靠公共救济来摆脱贫困。新法核心意图在于，通过院内强制劳动手段鼓励穷人自力更生，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从而降低救济率，减少济贫开支。事实上，济贫院纪律严格，生活条件严苛，约束和惩罚措施众多，因此而死亡的儿童不下少数，穷人在里面生活苦不堪言，人们称之为另一个“巴士底狱”。这部根据资产阶级原则制订的济贫法则是取消了带有封建色彩的对穷人的施舍，而代之以榨取穷人到最后一息的习艺所。
圣诞前夕，慈善团体向斯克掳奇募捐，其中一个绅士说道，“我们就格外需要替那些穷苦人，稍微提供一点补助物品，因为他们目前受苦受得很厉害。成千上万的人缺乏日用必需品；几十万人缺乏生活福利上所需要的东西，先生。”[3]斯克掳奇拒绝了，他指出，有监狱和贫民习艺所收容穷人，他本人交足了该交的税，帮助维持这些机构。对此，那个绅士的回答是“我们因为认识到，它们对于大众几乎无法提供什么基督教式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愉快”，“我们这几个人才正在努力想筹集一笔钱来给穷人们买一点肉、酒以及御寒的东西。我们选择这个时节，是因为这时节穷人们最感到困苦拮据，而有钱人最兴高采烈”。
“有许多人不能到那里去；还有许多人宁死也不肯去。”[4]
从斯克掳奇和那两个绅士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穷人窘迫的生活条件，甚至在圣诞节都不曾拥有日用的必需品。而所谓的济贫政策和实施只是榨取穷人，将穷人逼上绝路的工具和幌子而已。
二、文本的历史性
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文本历史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任何文本一经产生都是历史的；文本不仅仅是语言表述的载体，也参与了历史的构成。由于艺术是社会性的，从而体现着多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和利益形式，即“文本的历史性”。
换而言之，《圣诞颂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更是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被分为文本层面和文化层面。文本层面也就是说，《圣诞颂歌》作为优秀的文本，反映了资本家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压迫，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残酷贪婪及资本主义制度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危害。正如狄更斯所说，他的作品作为“大锤”，抨击了当时资本主义英国的弊端。而从文化层面来考虑，这部小说宣传了人道主义“圣诞精神”，引发读者关于人道主义及人性的思考，并还为圣诞文化奠定了基础，增添了色彩。
首先，从文本层面来看，《圣诞欢歌》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以积聚钱财为目的的小资产者斯克掳奇。他既是金钱的主人，又是金钱的奴隶。小说描绘了斯克掳奇如何的贪婪吝啬，如何压榨他的职员，如何冷酷无情的对待穷困人民，真实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鞭挞了除了钱柜、帐簿和发票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的资产者，揭露了他们唯利是图的冷酷本性。此外，小说“片段性”对于斯克掳奇人性丧失与回归过程的揭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仅在于阶级压迫，更在于摧残人的人性，进一步危害社会。
小说一开头，就塑造了一个冷漠无情的资产者形象。斯克掳奇唯一的生意伙伴兼朋友马利死了，但是“斯克掳奇并不因为这丧事而感到极度悲伤，竟然在老马利落葬那一天仍然是一位出色的生意人，做了一笔挺上算的交易来举行这次葬礼”[5]。
关于斯克掳奇的贪婪吝啬、自私冷酷，作者是这样叙述的：“斯克掳奇这人才真是一个死不松手的吝商鬼！一个巧取豪夺、能按善刮、贪得无厌的老黑心！又硬又厉害，像一块打火石，随便哪种钢从它上面都打不出什么火星来；行迹隐秘，沉默寡言，孤单单的，象一只牡蛎。”[6]他总是带着一身的冷气，外界的冷热与他完全没有作用。“风随便刮得怎样凶，也比不上他的心那样狠；雪随便下得怎样猛，也比不上他求财之心那样迫切；淫雨随便下得怎样大，也比不上他那样从来不听人恳求。恶劣的气候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制服他。即使顶猛烈的雨、雪、冰雹和雨夹雪也只有一点可以自夸胜过他。它们常常‘出手’很大方，而斯克掳奇却是从来不会这样的。”他是如此的冷漠无情，以至于“在街上，从来没有人迎上他，用一种高兴的神情对他说：‘亲爱的斯克掳奇，你好吗？你什么时候来看看我？’没有哪一个乞丐会请求他施舍一个小钱，没有哪一个儿童会问他现在是几点钟。在斯克掳奇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向他问过去某个地方的路。连瞎子养的狗似乎都认得他，一看见他走过来，就赶快拖着它们的主人躲到门洞子里，或者跑进院子里去；接着它们还会摇摇尾巴，仿佛在说：‘失明的主人啊，生着一双凶恶的眼睛，还不如没有眼睛的好！’”[7]
为了监视职员，他在天寒地冻的天气敞开办公室的门；不给足够分量的煤，使得他的职员只能试图从蜡烛上面取暖；宣称职员圣诞节放假是不干活白拿钱。对他而言，“一切都是鬼话，只有钱可靠”，圣诞节只意味着“一个没有钱还帐的时节；一个发现自己大了一岁，可是随着时光流逝并不多一点钱的时节，一个年底结帐，结果发现整整十二个月里笔笔帐都闹亏空的时节”[8]。斯克掳奇把一切感情、仁爱、慷慨和温情都视作无稽之谈。甚至对于自己唯一的外甥也冷酷无情。他拒绝为穷人募捐，认为他已缴纳了应付的税款去支付监狱、济贫院、苦役以及新济贫法的开支，对社会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在他眼里，失业者和贫病交迫的穷人是一帮游手好闲的废物。他们倒不如早早死掉，可以减少过剩的人口。他除了贪得无厌、拼命刮钱以外，一生没有任何其它目的。 作为资本家的代表，斯克掳奇很好地贯彻了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功利主义，完美地体现了其追逐利润、自私自利的冷酷本性。资本家们扬言劳役和商品同样都受唯利是图的法则支配，世界上没有公平合理的价格。他们不顾穷人的死活，残酷地对待流浪儿童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将底层人民的苦难归咎于他们缺乏进取心，所以应该挨饿或者服苦役，而像济贫院这样的机构则是他们对穷人的慷慨与仁慈。《圣诞欢歌》对资本家的这种狡辩则是给予了深刻的讽刺和批判。正如小说中现在圣诞幽灵所说，“‘在你们这尘世上，’幽灵说，‘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自称认识我们，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名义，来干他们那些纵欲、骄傲、形意、憎恨、嫉妒、顽固和自私的勾当。’”幽灵说，“也许，在上帝的眼里看来，你比千百万个像这穷人的孩子那样的人更没有价低更不配活下去呢。上帝啊！听听看：一只在树叶上饱餐的虫子竟然宣称，他那些在尘埃里挨俄的同胞们不如多死掉几个来得好哪！”[9]
小说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弊端。在现在圣诞节幽灵的袍子下，躲藏着“两个睁大着眼睛的衣衫褴褛、饿狼般的孩子”。“他们是人类的儿女”，“从他们的父亲那儿前来申诉”，“男孩名叫‘愚昧’。女孩名叫‘贫困’。你要谨防他们俩，以及所有他们的同类，但顶要紧的是谨防这个男孩，因为他的额角上我看见写着‘毁灭’这个词儿，除非写下的字迹被擦掉了。拒绝承认这个！”[10]
自私贪婪、冷酷无情和社会不公留给人们一笔危险的遗产——贫困和愚昧。这就是狄更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下的结论。
但是这种制度的恶果并不仅仅在于它残酷地压迫人民大众以及它在社会中所造成的种种罪恶。它也同样地伤害着斯克掳奇本人。它扼杀了斯克掳奇身上所有的天性，摧残了他一切真正的感情。他曾经是个在学校里哭着鼻子、幻想故事人物的孤独孩子；他曾经是一个温情的兄弟，一个有要求的青年，曾经无私地与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相爱——现在他却把自己变成了一架造钱的机器，他的心早已枯萎了，而钱柜和堆满灰尘的账本变成了禁锢他的锁链。
其次，从文化层面上看。《圣诞欢歌》是一部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宣扬了“圣诞精神”，引发了人们对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思考。
在《圣诞颂歌》中，不论是捉襟见肘的鲍勃家，还是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的矿工，或者是远在危险海域的守塔人，都热情洋溢地庆祝圣诞节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圣诞节是“一个好的节日，一个友好、宽恕、慈善、快乐的节日”，“在漫长的一年中，只有在这时节，男男女女才似乎一致愿意把他们那紧闭的心房打开，把那些比他们低微的人看作是同往坟墓的旅伴，而不是各走各的路的另一种生物”[11]。在圣诞时节人们应该不分地位高低，发扬仁爱精神。因此，虽然鲍勃受到斯克掳奇的压迫欺侮，虽然斯克掳奇的外甥受到他的冷漠谩骂，他们仍旧给予了斯克掳奇以圣诞的祝福。
斯克掳奇则通过对过去、现在、未来生活的观察认识，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渐渐唤醒他人性的另一面——同情、仁慈、爱心及喜悦。瞬间，他那固有的自私及冷酷迅速消失殆尽，在圣诞节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对于这样的结局，很多批评家都认为这是狄更斯的人道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是一种不彻底的批判。但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发现，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同情不仅倾注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且倾注于一切被迫丧失人性的人身上，这种依靠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动之以情促使人们自身思想改变的博爱的做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一方面，对于人道主义的宣扬及提倡凸显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残酷，人性的缺乏，试图唤醒资本家们的温情；另一方面，《圣诞颂歌》中所体现的“圣诞精神”，给予了那些有着经历苦难的人们以希望，使他们能够保持一个仁慈善良的心。不要像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孩子沦为一个没有感情的资产阶级赚钱机器。
《圣诞颂歌》中乐善好施的行为对现实社会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一种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它奠定了现代圣诞节的寓意和内涵，同时也告诫人们要拥有一颗善良、仁慈、怜悯、容忍之心。只要善良仁慈、积德行善、乐善好施，就能得到无穷无尽的幸福。
此外，在《圣诞颂歌》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由于清教主义的持续影响和随着工业革命而来冷酷的现代化，圣诞节逐渐受到了冷落。小说中圣诞节的温馨欢乐及人们的仁慈善良，不仅改变了斯克掳奇，同样也感染了现实中的人们，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节日。故事中的一些情节成了圣诞节的约定风俗，诸如家庭团聚、互换礼物、圣诞餐饮， 甚至“圣诞快乐”的说法也是由此而得以流行的。
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圣诞欢歌》通过对主人公斯克掳奇的生动刻画，以及事件细节的描写，映射了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历史文化，揭示了当时底层大众的贫苦生活。同时，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家的自私冷酷、压迫剥削的恶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弊端及其对人性的摧残，并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引发了人们的深层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70.
〔2〕〔3〕〔4〕〔5〕〔6〕〔7〕〔8〕〔9〕〔10〕〔11〕汪倜然.圣诞故事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37.
〔12〕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36.
〔13〕郭珊宝.圣诞节的史克罗奇的两重性[J].求是学刊，1982，（5）：93-95，36.
〔14〕朱虹.《圣诞故事》——圣诞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现实[J].名作欣赏，1984，（3）：33-36.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圣诞欢歌》；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91-03
源于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驱逐了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为了文本而放逐历史”的形式主义批评，使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姿态再次回归历史层面。新历史主义将文本同历史语境以及文化背景相融合，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架起了联网的光缆，将历史的维度从文本背景延伸到读者语境，再将坐标系扩大到社会、文化、政治等许多和文本有关的方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构成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基本立场。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作为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非常关心贫苦人民的命运，他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因果复杂的社会现实。
《圣诞欢歌》亦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狄更斯在写《圣诞欢歌》时曾说他要在此“为穷人进一言”。小说生动具体地表现了英国19世纪中叶的社会历史风貌，描绘了人民的贫困的真实图画，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无情。小说充满了白色、冷空气和嫩绿的冬青树叶子等景物，冬青树上深红色的果实更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息，但是在欢乐温情的圣诞节的绚丽图景背后，埋藏的是受到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底层人民的贫困与凄苦。本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分别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方面，分析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资本家的残酷贪婪，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危害，进一步探讨《圣诞欢歌》这部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就是一种文本。文学文本是由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制度所构成的，并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就是由相互关联的政治制度在一起构成的一个大的文本。
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这样文本就成为我们了解过去的一个窗口；二是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时，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而人的主观性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文本之中了[1]。
对于新历史主义学家来说，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由不同的人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理解重新书写阐释。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圣诞欢歌》可以被视为查尔斯·狄更斯对于历史的一种个人诠释。
在《圣诞欢歌》中，狄更斯在现实的基础上，以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为背景：故事虽然没有正面写工业，但生动具体地表现了英国19世纪中叶的社会风貌。查尔斯·狄更斯即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并且作为童工，他亲身经历和体验了贫困人民遭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为他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素材，他把这些真实的社会历史事件借以文学的形式展示给世人。其中工业革命、《济贫法修正案》的实施、“饥饿的四十年代”构成了主要的历史背景。
英国在19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促使城市毫无计划地迅速发展，造成劳动人民居住区卫生条件恶劣，贫富差距不断增大。此外，由于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破产了，大量的童工及妇女进入劳动市场。
在《圣诞欢歌》中，狄更斯巧妙地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人物结合，佐以夸张结合幻想的写作手法，小说字里行间中显露了工业革命给劳动人民、贫苦大众带来的影响。
“一片阴暗荒凉的原野上了，在那儿，奇形怪状的粗石块到处乱丢着，仿佛这地方就是巨人们的葬身之处；水喜欢往哪几流就往哪儿流去；或者本来思挠过去，可是被冻住了，流不动了；那儿长着的全是苔藓和金桂花，以及庞杂丛生的草。”[2]矿工们居住在用“一座泥土和石头所筑的墙”围绕的茅屋中。
在l9世纪的英国，乡村贫困人家的房子一般都是一间茅草搭成的房子，家庭十分贫困的则就只有一个大房间。如果经济状况稍好，如《圣诞欢歌》中鲍勃·克拉吉有一定的收入，处于中产阶级的底层，在伦敦郊区就有一套四间屋子的房子：一间厨房，一间饭厅和两间卧室。斯克掳奇作为中产阶级的中上层人士，显然家境要好得多：房子坐落于伦敦市内，分为上下两层，地下室还有酒窖，壁炉“周围砌着古色古香的荷兰瓷砖”，楼梯的宽度足可以“驾一部六匹马的大马车”。住房条件的对比，明显地体现了贫富阶级之间的巨大差距。
此外，小说中不同阶级的圣诞节的明显差距亦体现了贫富差距的悬殊及劳动人民的穷困。在圣诞节前夜，“市长大人在他那高大府邸的壁垒里，命令他的五十名厨子和管家将圣诞节过得像市长府邸应当过的那样。”在鲍勃·克拉吉家，圣诞节前夜则是另一番情景。克拉吉的妻子，“穿着一件翻制过两次的长大衣，样子很寒伧”；鲍勃·克拉吉穿着他那“已经打好补钉”，“旧得露出底板的衣服”；儿子彼得·克拉吉的“衬衫领头”则是“鲍勃的私人财产，为了庆祝节日特地授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可怜的小儿子丁姆，因为疾病和极差的生活条件，则只能“拿着一根小拐杖，他的四肢都用铁架子撑着”。他们过节的食物仅仅是一只小小的烧鹅、马铃薯泥、苹果沙拉和拌菜、一个不大却坚硬结实的布丁及一些掺了水的劣质酒和饮料而已。这些都将节日来临之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穷人的种种愁苦衬托得分外突出。
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促使普通的手工业者破产，造成农业歉收、面包昂贵、失业猛增的状况。而出于竞争的存在，贫穷的职员和工人为了生计而变得软弱无力，不得不接受微薄的可怜的薪水。父母们因为工资太低，只得让孩子干活，以增加收入。正因为如此，英国历史上才会出现所谓“饥饿的四十年代”。 小说中鲍勃·克拉吉的家庭同样的遭受着这样的境遇。对于像他这样的穷苦劳动者来说，生活就是斗争，片刻不息。鲍勃自己一个礼拜只挣15个先令，这样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因此，他的大女儿玛莎去做了一家女帽铺的学徒，一个日夜赶工的缝纫女工，甚至只能在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公休日才能得到休息。除此之外，鲍勃为他的儿子也“物色了一个职位”，有“五先令半的收入”，一笔“令人张皇失措的进款”。
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进步是以穷人们的痛苦为代价来实现的。以当时对穷人的救济政策为例。1834年，英国颁布新济贫法，即《济贫法修正案》。新法规定，穷人不再无条件获得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劳动才能获得相应救济，穷人必须通过个人劳动而不是依靠公共救济来摆脱贫困。新法核心意图在于，通过院内强制劳动手段鼓励穷人自力更生，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从而降低救济率，减少济贫开支。事实上，济贫院纪律严格，生活条件严苛，约束和惩罚措施众多，因此而死亡的儿童不下少数，穷人在里面生活苦不堪言，人们称之为另一个“巴士底狱”。这部根据资产阶级原则制订的济贫法则是取消了带有封建色彩的对穷人的施舍，而代之以榨取穷人到最后一息的习艺所。
圣诞前夕，慈善团体向斯克掳奇募捐，其中一个绅士说道，“我们就格外需要替那些穷苦人，稍微提供一点补助物品，因为他们目前受苦受得很厉害。成千上万的人缺乏日用必需品；几十万人缺乏生活福利上所需要的东西，先生。”[3]斯克掳奇拒绝了，他指出，有监狱和贫民习艺所收容穷人，他本人交足了该交的税，帮助维持这些机构。对此，那个绅士的回答是“我们因为认识到，它们对于大众几乎无法提供什么基督教式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愉快”，“我们这几个人才正在努力想筹集一笔钱来给穷人们买一点肉、酒以及御寒的东西。我们选择这个时节，是因为这时节穷人们最感到困苦拮据，而有钱人最兴高采烈”。
“有许多人不能到那里去；还有许多人宁死也不肯去。”[4]
从斯克掳奇和那两个绅士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穷人窘迫的生活条件，甚至在圣诞节都不曾拥有日用的必需品。而所谓的济贫政策和实施只是榨取穷人，将穷人逼上绝路的工具和幌子而已。
二、文本的历史性
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文本历史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任何文本一经产生都是历史的；文本不仅仅是语言表述的载体，也参与了历史的构成。由于艺术是社会性的，从而体现着多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和利益形式，即“文本的历史性”。
换而言之，《圣诞颂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更是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被分为文本层面和文化层面。文本层面也就是说，《圣诞颂歌》作为优秀的文本，反映了资本家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压迫，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残酷贪婪及资本主义制度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危害。正如狄更斯所说，他的作品作为“大锤”，抨击了当时资本主义英国的弊端。而从文化层面来考虑，这部小说宣传了人道主义“圣诞精神”，引发读者关于人道主义及人性的思考，并还为圣诞文化奠定了基础，增添了色彩。
首先，从文本层面来看，《圣诞欢歌》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以积聚钱财为目的的小资产者斯克掳奇。他既是金钱的主人，又是金钱的奴隶。小说描绘了斯克掳奇如何的贪婪吝啬，如何压榨他的职员，如何冷酷无情的对待穷困人民，真实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鞭挞了除了钱柜、帐簿和发票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的资产者，揭露了他们唯利是图的冷酷本性。此外，小说“片段性”对于斯克掳奇人性丧失与回归过程的揭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仅在于阶级压迫，更在于摧残人的人性，进一步危害社会。
小说一开头，就塑造了一个冷漠无情的资产者形象。斯克掳奇唯一的生意伙伴兼朋友马利死了，但是“斯克掳奇并不因为这丧事而感到极度悲伤，竟然在老马利落葬那一天仍然是一位出色的生意人，做了一笔挺上算的交易来举行这次葬礼”[5]。
关于斯克掳奇的贪婪吝啬、自私冷酷，作者是这样叙述的：“斯克掳奇这人才真是一个死不松手的吝商鬼！一个巧取豪夺、能按善刮、贪得无厌的老黑心！又硬又厉害，像一块打火石，随便哪种钢从它上面都打不出什么火星来；行迹隐秘，沉默寡言，孤单单的，象一只牡蛎。”[6]他总是带着一身的冷气，外界的冷热与他完全没有作用。“风随便刮得怎样凶，也比不上他的心那样狠；雪随便下得怎样猛，也比不上他求财之心那样迫切；淫雨随便下得怎样大，也比不上他那样从来不听人恳求。恶劣的气候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制服他。即使顶猛烈的雨、雪、冰雹和雨夹雪也只有一点可以自夸胜过他。它们常常‘出手’很大方，而斯克掳奇却是从来不会这样的。”他是如此的冷漠无情，以至于“在街上，从来没有人迎上他，用一种高兴的神情对他说：‘亲爱的斯克掳奇，你好吗？你什么时候来看看我？’没有哪一个乞丐会请求他施舍一个小钱，没有哪一个儿童会问他现在是几点钟。在斯克掳奇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向他问过去某个地方的路。连瞎子养的狗似乎都认得他，一看见他走过来，就赶快拖着它们的主人躲到门洞子里，或者跑进院子里去；接着它们还会摇摇尾巴，仿佛在说：‘失明的主人啊，生着一双凶恶的眼睛，还不如没有眼睛的好！’”[7]
为了监视职员，他在天寒地冻的天气敞开办公室的门；不给足够分量的煤，使得他的职员只能试图从蜡烛上面取暖；宣称职员圣诞节放假是不干活白拿钱。对他而言，“一切都是鬼话，只有钱可靠”，圣诞节只意味着“一个没有钱还帐的时节；一个发现自己大了一岁，可是随着时光流逝并不多一点钱的时节，一个年底结帐，结果发现整整十二个月里笔笔帐都闹亏空的时节”[8]。斯克掳奇把一切感情、仁爱、慷慨和温情都视作无稽之谈。甚至对于自己唯一的外甥也冷酷无情。他拒绝为穷人募捐，认为他已缴纳了应付的税款去支付监狱、济贫院、苦役以及新济贫法的开支，对社会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在他眼里，失业者和贫病交迫的穷人是一帮游手好闲的废物。他们倒不如早早死掉，可以减少过剩的人口。他除了贪得无厌、拼命刮钱以外，一生没有任何其它目的。 作为资本家的代表，斯克掳奇很好地贯彻了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功利主义，完美地体现了其追逐利润、自私自利的冷酷本性。资本家们扬言劳役和商品同样都受唯利是图的法则支配，世界上没有公平合理的价格。他们不顾穷人的死活，残酷地对待流浪儿童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将底层人民的苦难归咎于他们缺乏进取心，所以应该挨饿或者服苦役，而像济贫院这样的机构则是他们对穷人的慷慨与仁慈。《圣诞欢歌》对资本家的这种狡辩则是给予了深刻的讽刺和批判。正如小说中现在圣诞幽灵所说，“‘在你们这尘世上，’幽灵说，‘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自称认识我们，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名义，来干他们那些纵欲、骄傲、形意、憎恨、嫉妒、顽固和自私的勾当。’”幽灵说，“也许，在上帝的眼里看来，你比千百万个像这穷人的孩子那样的人更没有价低更不配活下去呢。上帝啊！听听看：一只在树叶上饱餐的虫子竟然宣称，他那些在尘埃里挨俄的同胞们不如多死掉几个来得好哪！”[9]
小说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弊端。在现在圣诞节幽灵的袍子下，躲藏着“两个睁大着眼睛的衣衫褴褛、饿狼般的孩子”。“他们是人类的儿女”，“从他们的父亲那儿前来申诉”，“男孩名叫‘愚昧’。女孩名叫‘贫困’。你要谨防他们俩，以及所有他们的同类，但顶要紧的是谨防这个男孩，因为他的额角上我看见写着‘毁灭’这个词儿，除非写下的字迹被擦掉了。拒绝承认这个！”[10]
自私贪婪、冷酷无情和社会不公留给人们一笔危险的遗产——贫困和愚昧。这就是狄更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下的结论。
但是这种制度的恶果并不仅仅在于它残酷地压迫人民大众以及它在社会中所造成的种种罪恶。它也同样地伤害着斯克掳奇本人。它扼杀了斯克掳奇身上所有的天性，摧残了他一切真正的感情。他曾经是个在学校里哭着鼻子、幻想故事人物的孤独孩子；他曾经是一个温情的兄弟，一个有要求的青年，曾经无私地与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相爱——现在他却把自己变成了一架造钱的机器，他的心早已枯萎了，而钱柜和堆满灰尘的账本变成了禁锢他的锁链。
其次，从文化层面上看。《圣诞欢歌》是一部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宣扬了“圣诞精神”，引发了人们对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思考。
在《圣诞颂歌》中，不论是捉襟见肘的鲍勃家，还是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的矿工，或者是远在危险海域的守塔人，都热情洋溢地庆祝圣诞节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圣诞节是“一个好的节日，一个友好、宽恕、慈善、快乐的节日”，“在漫长的一年中，只有在这时节，男男女女才似乎一致愿意把他们那紧闭的心房打开，把那些比他们低微的人看作是同往坟墓的旅伴，而不是各走各的路的另一种生物”[11]。在圣诞时节人们应该不分地位高低，发扬仁爱精神。因此，虽然鲍勃受到斯克掳奇的压迫欺侮，虽然斯克掳奇的外甥受到他的冷漠谩骂，他们仍旧给予了斯克掳奇以圣诞的祝福。
斯克掳奇则通过对过去、现在、未来生活的观察认识，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渐渐唤醒他人性的另一面——同情、仁慈、爱心及喜悦。瞬间，他那固有的自私及冷酷迅速消失殆尽，在圣诞节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对于这样的结局，很多批评家都认为这是狄更斯的人道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是一种不彻底的批判。但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发现，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同情不仅倾注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且倾注于一切被迫丧失人性的人身上，这种依靠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动之以情促使人们自身思想改变的博爱的做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一方面，对于人道主义的宣扬及提倡凸显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残酷，人性的缺乏，试图唤醒资本家们的温情；另一方面，《圣诞颂歌》中所体现的“圣诞精神”，给予了那些有着经历苦难的人们以希望，使他们能够保持一个仁慈善良的心。不要像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孩子沦为一个没有感情的资产阶级赚钱机器。
《圣诞颂歌》中乐善好施的行为对现实社会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一种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它奠定了现代圣诞节的寓意和内涵，同时也告诫人们要拥有一颗善良、仁慈、怜悯、容忍之心。只要善良仁慈、积德行善、乐善好施，就能得到无穷无尽的幸福。
此外，在《圣诞颂歌》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由于清教主义的持续影响和随着工业革命而来冷酷的现代化，圣诞节逐渐受到了冷落。小说中圣诞节的温馨欢乐及人们的仁慈善良，不仅改变了斯克掳奇，同样也感染了现实中的人们，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节日。故事中的一些情节成了圣诞节的约定风俗，诸如家庭团聚、互换礼物、圣诞餐饮， 甚至“圣诞快乐”的说法也是由此而得以流行的。
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圣诞欢歌》通过对主人公斯克掳奇的生动刻画，以及事件细节的描写，映射了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历史文化，揭示了当时底层大众的贫苦生活。同时，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家的自私冷酷、压迫剥削的恶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弊端及其对人性的摧残，并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引发了人们的深层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70.
〔2〕〔3〕〔4〕〔5〕〔6〕〔7〕〔8〕〔9〕〔10〕〔11〕汪倜然.圣诞故事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37.
〔12〕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36.
〔13〕郭珊宝.圣诞节的史克罗奇的两重性[J].求是学刊，1982，（5）：93-95，36.
〔14〕朱虹.《圣诞故事》——圣诞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现实[J].名作欣赏，1984，（3）：33-36.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