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大都是写本。将原稿或别本缮写下来，与原文校核无误，便为善本。唐以后，雕版印刷术得到应用，书籍便有了“版本”一说。这虽为后人考证加大了难度，但也给善本的收藏增添了诸多趣味。版本出处的不同、收录文献的多寡、校检程度的精劣、印刷（缮写）质量的高低、出版时间的早晚等都是古籍收藏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善本，好书也。笼统来看，只要是珍贵难得、内容精美的古书刻本、写本均可称为“善本”。清末张之洞解释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献性、技术性与艺术性。随着收藏市场的发展扩大，善本的时代下限有几种说法，有的坚持乾隆六十年，有的则宽泛些，甚至延伸到1949年。在各个拍卖公司的“古籍善本”专场中，年代更没有什么明确的下限了。
　　特定的历史环境赋予了不同年代的书籍独有的风貌品格。在古代，藏书界就有“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宋版书籍存世极少，而当时的刻书家更将唐代褚、颜、欧、柳等诸位书法大家的字体运用于刻书之中，在将楷书推至高潮的同时也给予了宋版书端庄凝重的精神气质，使宋版书籍本本都是精品。元版书秉承南宋遗风，形成了黑口、赵字、无讳、多简的风格特点。“黑口”指中缝线上下两端的墨印黑条，“赵字”指刻书用字大多模仿赵孟兆页的字体，“无讳”指书中不见因避讳而少笔多划或借用他字的讳字现象，“多简”指多用俗字、简化字。明代刻书分早、中、晚三期，风格不尽相同，早期“黑口赵字继元”，嘉靖开始“白口方字仿宋”，万历之后则是“白口长字有讳”。
　　清初善本多有晚明遗风，字形长方、横细竖粗，根据出版方不同大致可分内府刻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至康熙时，字体开始变化，多用始于唐宋、流行于明清官场科举的“馆阁体”，至嘉庆时，已然失去了前人刻本那种舒展圆秀的雅气，而变得呆板失神。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量极为可观，内容丰富，且距今年代较近，流失损坏较少，因此价格也较低，但其中也不乏精品。
　　1993年，古籍善本在中国嘉德拍卖公司首拍；同年9月，首次书刊专场拍卖在中国书店进行；1998年，全国唯一一家专营古旧书拍卖的公司——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成立。古籍收藏开始进入大众视野。近年来，古籍市场屡创佳绩，在2010年春拍中，中国嘉德成交4579万元，北京保利成交3050万元，北京翰海成交1108万元。那些今年几万、明年十几万、后年几十万的古籍善本可以说是已非潜心问学的人士可以问津的了。
　　但是，清以前出版并存世的书籍虽有不少善本，可大多被藏在国有图书馆、博物馆里，不可能出现在市场上；少数在海内外私人藏家手里，他们也不会轻易出手，故市场上可见的大多为唐人写经、宋版残页、元明清前期古籍，乏善可陈，最多的是清中后期与民国书籍，更得让人沙里淘金。
　　因此，所谓“古籍善本”拍卖主要还是古籍拍卖，看不到几本善本，但在各个拍卖公司有关专场拍卖的图录中，随意拔高地位、任意扩大影响、肆意填充内涵、故意导人遐想的评语可谓比比皆是。更可笑的是，一些评语还在各个拍卖公司的图录中被抄来抄去。学术评估几乎缺席，这对于以学术见长的古籍善本市场来说，其危害几乎是灾难性的，理应得到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与早已进入“亿元俱乐部”的书画、瓷器等门类相比，以万、千计价的古籍似乎更适合初涉收藏界的“小学生”们。许多拍卖公司也借机牟利，几册书页本来就值几万，经过自炒、自拍、自买，再炒、再拍、再买，几场拍卖下来，价格立马翻番，而那些初学者不明其中门道，见有利可图便进去凑凑热闹，却是交了学费，给本应清气十足的古籍善本市场惹来几分铜臭。
　　与其他艺术品相比，古籍善本方面没有太多因造假过多而充滥市场的遗憾。古籍造假并非易事，善本造假更是难上加难。一个工人一天只能刻几十个字，按此进程，要花费两三年才可制成一本假书，而造假者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古典文化素养，否则也无从造假。此外，墨、纸、刻工、校工等方面都要下工夫。因此若要仿制一本明清刻本，其造假所付出的成本要远高于现在的拍卖价格。而“酱油书”——按照原本的样式打印，再用化学品将之作旧的伪作——因成品的纸质、墨色、字体、整体的风格气韵与原作相差极大，难成气候。但是，随着古籍善本市场的快速升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金之下必有狂徒，所以，中国收藏界在古籍善本方面理应未雨绸缪，加强资料整理，提高鉴赏水平与阅读能力。
　　与那些看一眼就知道美的摆件不同，古籍善本之美是间接的。它的艺术价值是它立于收藏界的基石，它的文献价值让它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它的版本价值赋予了其自身独特的收藏趣味。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书本是人的第一珍惜之物，也应是第一善待之物。但是，在市场的浊气里滚了几回，上面所载的大智慧仿佛也暗淡了些许。冗繁去尽留元气，不论怎样，或迟或早，书籍仍会回归它高雅纯正的原貌：因善而藏，因善而读，方能因善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