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金融是重点。在金融改革中，发行公债是重要内容。大清国总共发行过四次公债，四次都搞得一地鸡毛。
　　第一次公债的发行，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中央决定向民间借款，发行公债，条件十分优厚，月息高达7厘，借款在1万两以上者均可授予虚衔封典。但只募集到1102万两，效果很不理想。究其原因，除了仓促上马、规则设计十分粗糙外，最为致命的是官僚机器将此“借款”演变为“勒索”。结果公债推出半年后，紧急叫停，但“公债”二字已经被搞臭。
　　第二次公债的发行，是在1898年，目的是应对《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次公债，改叫“股票”，取名为“昭信股票”，最初也是将摊派作为主渠道，但是户部担心摊派这种方法行不通，最后决定以奖励为主。
　　这场公债还未对外正式发行，就已经在官场内变身为另一场捐款潮。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奕訢在“昭信股票”尚未发行前，就带头认购了两万两，他还宣布，放弃领取任何债权凭证，将这笔款项当作自己给国家的捐款。在恭亲王的带动下，各级官员纷纷表态，愿意为国家财政捐款，放弃领取“股票”凭证。对于这场政治“秀”，光绪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强调：“缴银领票更于大局多所裨益”——因为，无偿捐款，不仅改变了发行“昭信股票”的初衷，而且，在領导干部们纷纷解囊捐款后，留给广大的商民们“自愿”认购的空间更小了。
　　在公开发行“昭信股票”的文件中，中央明确说明，可以接受的“报效”，仅包括正式发行之前“已经认缴之款”。发行之后认购的务必要根据规则开具“股票”凭证。这倒给官员们提供了表演机会：更多的捐款电报飞向北京，他们既做了廉价的政治表态，又领到了“股票”凭证。
　　更能激发官员们“急公好义”的，是中央组织部门决定对在这次发行工作中“深明大义，公而忘私”的干部在提拔和任用上，予以特殊的倾斜。这使这场热闹的“报效”政治秀，具有了更优惠的回报方式。大面积的奖励，令“昭信股票”的发行实际上成了另类的“捐纳”卖官，以致日后梁启超在回顾中国公债史时，将“昭信股票”的发行当作是变相的卖官运动。
　　面对官僚机构将“昭信股票”的发行迅速异化变质，中央十分焦心。1898年，几乎每个月内，光绪总是有几份批示，强调要杜绝“昭信股票”强行摊派现象。但是，在一个政令已经难以畅通的机制内，中央的雷雨到了地方上甚至都无法留下一滴雨珠。1898年9月，户部干脆提议，停办“昭信股票”。但是，“昭信股票”已给政权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大清国的政府信用进一步走低。
　　1909年，大清国开始第三轮公债发行，融合了国库券与彩票的特点，但农工商部计划扣出100万元为制票、办公经费。方案公布后，遭到了御史黄瑞麒的坚决反对，他指出“公债的唯一得益者，将是农工商部自身”。在各方反对下，这次公债发行最后也不了了之。
　　1911年，当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蔓延时，大清政府再度发行了一轮公债，名称取得更为响亮：“爱国公债”。但是，人心已散，覆水难收，公债还没发行多少，大清国就轰然而倒，“爱国”公债成了“哀国”公债。
　　编辑/夕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