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30年改革发展的各种历史经验，可以成就一本厚厚的书。但若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它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放松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控制，极大地给予人们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由此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也是30年改革发展的一个主要成就。
　　1978年前，要买一尺布，没有布票不行；要出一趟远门，没有街道办事处的证明住不了旅社。但是，仅仅对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不干涉，仅仅允许那些返城知青在胡同里摆个摊，民间社会所压抑的创造活力就像火山爆发出来一般，短时间内中国就摆脱了数代人未曾解决的饥饿状态。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市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选择权利。因此，市场所追求的效率不应该按效用而应按个人自由来衡量。剥夺人们的买卖、交易和寻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巨大失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我们选择了市场制度，经济活动的自由，从而使社会创造财富的激情充分释放出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2亿多，取得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成就。这说明，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而这一切，如果没有政府逐渐放松对经济事务和民间社会的控制是不可能的。
　　30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改革：一是放开价格，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定价，也即价格自由化；二是实行经济的非国有化，在保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由竞争性产业开始，然后在某些垄断性产业，逐步引入民间和国外资本。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日渐减少，由此造成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但近年来，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难度增加，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时有反复，在一些重要行业和领域，甚至有加强干预的趋势。比如，因为物价因素，政府在年初对多种涉及百姓生活的商品实施临时价格干预，一直到11月底才解除管制。加大干预的一个最大理由，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诚然，对某些行业和领域的监管加强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多数被管制的行业和市场，特别是垄断领域，问题恰恰在于如何放松管制。这就需要我们对政府进出市场的时机和作用有清醒认识。
　　事实上，很多时候政府强化在市场中的主导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相反，还造成了消极的后果。比如，对油价的管制使得民众在此轮国际油价的暴跌中未能享受到好处，对电价的管制使得在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中造成大面积的停电，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导致最近发生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等等。这是因为，过度干预市场往往会排斥市场潜在进入者，而缺乏完全竞争的市场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过度干预也容易形成较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滋生腐败；过度干预还会加大市场交易成本，毁坏企业家精神，导致社会创新严重不足。
　　在如上的种种危害中，最大的后果是限制人们的选择自由和经济自由，这特别表现在民营经济方面。民营企业要想进入政府干预最大的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难上加难。这些年来，民营经济虽然有比较大的发展，但生存环境依然严峻，几个影响民企发展的关键问题——市场准入门槛高，企业融资难，权益未能得到法律有效保障——并没有彻底有效解决。因此，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民企尚有一息生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受伤最严重的总是民营中小企业。此轮金融危机中，很多中小企业就因融资难而濒于破产倒闭。
　　在未来的30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内会继续面临着就业、经济发展以及稳定等压力。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更多地取决于民间社会的活力以及民间经济的充分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政府管制的方式，彻底开放市场，打破各种所有制歧视，给个人和企业更多的选择自由。
　　30年的实践证明，政府管制过度不但解决不7市场失灵，还会导致管制失灵。而当前，政府角色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化以及政府的公共治理还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要求。因此，以政府角色转换为核心的“管制变革”，须要有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