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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枝上杜鹃啼》一文，大家都认为它“含蓄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但究竟表达了怎样的一种感情，相关的资料都未能解说透彻，或是讳莫如深，或是隔靴搔痒。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试为解说。
要说清楚作者的感情，还是要知人论世。文章的前一部分(1、2段)写的“四十五年前”的事。“四十五前”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学十分繁荣的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就是越是战乱时期，文学越是繁荣兴旺。于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就有了流派众多、蓬蓬勃勃的情景。考察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基本上还是带有政治倾向的两大对垒的阵营，一个是以热情激进的文学青年为基本队伍的左翼文学，一个是以知名的文学教授为基本队伍的右翼文学。这两派规模都非常壮观，都留下了永世绝响的作品。这当中还有一些试图远离政治的小的流派，如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这样的小流派是当时文坛上的“弱势群体”，因而也是受到排挤和鄙夷的一群。周瘦鹃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创作不被时代所容纳，因而时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这就是他那时的心理状态。
文章第一段作者首先介绍自己笔名的由来。作者以名托志，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愁苦的心态。名字中的“瘦”字，值得我们特别地关注。我以为，它一方面表现了作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决不改弦易辙的执着，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同屈原一样“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不能见容于世的悲情。
为了强化这种悲情，作者进而把自己的名字与“啼血”的杜鹃联系起来，说明自己是“天地间的愁种子”。这就把自己的愁苦表达得更深更透了。这种联系可不能理解为“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意”(“教学用书”语)，如果这样理解，那就与作者的本意相去遥远了。
中国社会历来缺少包容性，这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痼疾。这种不能容纳“异端”的人文环境，必然强烈地压迫着——部分人的神经，使他们感受着现实的冷酷，甚至感受着心的死灭。当时的作者就是这样的感受。
当然，如果我们说作者只是一味地悲，那也是不全面的，他还是有希望有祈盼的，这种希望就寄寓在波兰民歌《小杜鹃》上。他说《小杜鹃》“料想它定然是一片欢愉之声”。杜鹃的叫声本是没有感情的，悲欢与否全在于人的感受。别的国度的人，那些享有个性自由的国度的人，他们听杜鹃的叫声就是欢愉的。这表明作者对自己国度的不满和自由国度的向往，只可惜这种向往过于虚幻，难以享用。
第二段值得注意的是“往年亡友”的题诗：“诉尽春愁春不管，杜鹃枝上杜鹃啼”。这句诗应该怎样理解呢?我以为应该这样理解：我不断用我的哀情小说来诉说我的愁苦，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寻觅到自己的知音，但我的诉说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但我既然是杜鹃枝上的一只杜鹃，我就只能一如从前的叫出我的悲音，一直到“啼出血来”，仍然要继续下去，决无改悔之意。“我们为作者感到些许的庆幸，感到一丝的欣慰，因为作者虽然心中充满了悲苦，但他仍然能够保有自己的执着和追求，他的心还没有真正的死灭。
文章的后一部分是写“四十五年”以后的事了，时间应该是20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专政”的时代，是扼杀人的个性的时代，是“舆论一律”的时代，也是文坛上作品寥若晨星、几近荒芜的时代。那种不合“昂扬”、“鼓舞”的“主旋律”的作品一概在扫荡之列，更不用说周先生的那种“没落”、“颓废”的“靡靡之音”了。
在这样的“世风”之下，周先生还敢说什么呢?于是下文的表达就更加闪烁婉曲、完全的“春秋笔法”了。
开始用李时珍的话布了迷阵，给人的感觉是在作科普宣传。但引文后的说明，却确切无误地透露了作者的真正用意。“分明是一头益鸟”，“也许是出于至诚”，这个说辞含有为自己辩解的意味。猜想起来，也许是有人借周先生的名字和创作来对其大加挞伐，作者辩解说自己是“益鸟”(并自行考证)，并不会坏大家的事，没有必要欲除之而后快。他宣称自己是“至诚”的，也就是说，他只是想讲真话，不想虚伪，对国家对人民一片忠诚。这就颇有乞求的味道了。
接下来，作者借杜鹃的神话传说来设置烟幕，给人的印象是在卖弄文趣。那么作者引入这个神话传说是什么意思呢?他先说杜鹃的叫声是在说“不如归去”，然后引范仲淹的诗说“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再引唐伯可的词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最后说自己园子里的杜鹃花开，杜鹃鸟在其中叫着“归去，归去”。作者不厌其烦地引用说明，引人步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其实，这么多的文字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作者要归隐了。这种想法传达出了作者万般无奈、万念俱灰的心境。《教学用书》上引过周先生全国解放后(1949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写的一首词，其末句说“济时也仗老成人，那许巢由隐遁!”作者当时有些兴奋，以为“济时”真的会“仗”他这样的“老成人”了，所以不打算去“隐遁”(这句诗也说明作者的隐遁思想由来已久)。到了六十年代，作者更深地体会到这个社会已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只好出此下策，作出“归隐”的余生安排。
后来，作者果真就“归”去了，“归”到“园艺”中去了。《教学用书》上说他解放后“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园艺工作”，课本注解上说他“致力于园艺和盆景的研究”。这种解说实在是一种误解。因为弄园艺实在是作者在现代条件下所能采取的“隐遁”方式，是他逃离社会苟全性命的避难所。因为作者虽然不得已而“归”，但还不想死。
但是那个时候对周先生这样的人，是不仅要消灭他的声音，而且要消灭他的肉体的。所以到了“文革”的1968年，他终于被迫害致死了。这时候，他才真正永远地“归”去了。
我不知道此文是不是作者的“封笔”之作，但它确是作者一生的心灵感受的全程总结。它的时间跨度是四十五年，心灵感受是两个时代。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作者的“感情”还是能感受得到的。
以上解说，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要说清楚作者的感情，还是要知人论世。文章的前一部分(1、2段)写的“四十五年前”的事。“四十五前”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学十分繁荣的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就是越是战乱时期，文学越是繁荣兴旺。于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就有了流派众多、蓬蓬勃勃的情景。考察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基本上还是带有政治倾向的两大对垒的阵营，一个是以热情激进的文学青年为基本队伍的左翼文学，一个是以知名的文学教授为基本队伍的右翼文学。这两派规模都非常壮观，都留下了永世绝响的作品。这当中还有一些试图远离政治的小的流派，如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这样的小流派是当时文坛上的“弱势群体”，因而也是受到排挤和鄙夷的一群。周瘦鹃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创作不被时代所容纳，因而时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这就是他那时的心理状态。
文章第一段作者首先介绍自己笔名的由来。作者以名托志，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愁苦的心态。名字中的“瘦”字，值得我们特别地关注。我以为，它一方面表现了作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决不改弦易辙的执着，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同屈原一样“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不能见容于世的悲情。
为了强化这种悲情，作者进而把自己的名字与“啼血”的杜鹃联系起来，说明自己是“天地间的愁种子”。这就把自己的愁苦表达得更深更透了。这种联系可不能理解为“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意”(“教学用书”语)，如果这样理解，那就与作者的本意相去遥远了。
中国社会历来缺少包容性，这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痼疾。这种不能容纳“异端”的人文环境，必然强烈地压迫着——部分人的神经，使他们感受着现实的冷酷，甚至感受着心的死灭。当时的作者就是这样的感受。
当然，如果我们说作者只是一味地悲，那也是不全面的，他还是有希望有祈盼的，这种希望就寄寓在波兰民歌《小杜鹃》上。他说《小杜鹃》“料想它定然是一片欢愉之声”。杜鹃的叫声本是没有感情的，悲欢与否全在于人的感受。别的国度的人，那些享有个性自由的国度的人，他们听杜鹃的叫声就是欢愉的。这表明作者对自己国度的不满和自由国度的向往，只可惜这种向往过于虚幻，难以享用。
第二段值得注意的是“往年亡友”的题诗：“诉尽春愁春不管，杜鹃枝上杜鹃啼”。这句诗应该怎样理解呢?我以为应该这样理解：我不断用我的哀情小说来诉说我的愁苦，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寻觅到自己的知音，但我的诉说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但我既然是杜鹃枝上的一只杜鹃，我就只能一如从前的叫出我的悲音，一直到“啼出血来”，仍然要继续下去，决无改悔之意。“我们为作者感到些许的庆幸，感到一丝的欣慰，因为作者虽然心中充满了悲苦，但他仍然能够保有自己的执着和追求，他的心还没有真正的死灭。
文章的后一部分是写“四十五年”以后的事了，时间应该是20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专政”的时代，是扼杀人的个性的时代，是“舆论一律”的时代，也是文坛上作品寥若晨星、几近荒芜的时代。那种不合“昂扬”、“鼓舞”的“主旋律”的作品一概在扫荡之列，更不用说周先生的那种“没落”、“颓废”的“靡靡之音”了。
在这样的“世风”之下，周先生还敢说什么呢?于是下文的表达就更加闪烁婉曲、完全的“春秋笔法”了。
开始用李时珍的话布了迷阵，给人的感觉是在作科普宣传。但引文后的说明，却确切无误地透露了作者的真正用意。“分明是一头益鸟”，“也许是出于至诚”，这个说辞含有为自己辩解的意味。猜想起来，也许是有人借周先生的名字和创作来对其大加挞伐，作者辩解说自己是“益鸟”(并自行考证)，并不会坏大家的事，没有必要欲除之而后快。他宣称自己是“至诚”的，也就是说，他只是想讲真话，不想虚伪，对国家对人民一片忠诚。这就颇有乞求的味道了。
接下来，作者借杜鹃的神话传说来设置烟幕，给人的印象是在卖弄文趣。那么作者引入这个神话传说是什么意思呢?他先说杜鹃的叫声是在说“不如归去”，然后引范仲淹的诗说“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再引唐伯可的词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最后说自己园子里的杜鹃花开，杜鹃鸟在其中叫着“归去，归去”。作者不厌其烦地引用说明，引人步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其实，这么多的文字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作者要归隐了。这种想法传达出了作者万般无奈、万念俱灰的心境。《教学用书》上引过周先生全国解放后(1949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写的一首词，其末句说“济时也仗老成人，那许巢由隐遁!”作者当时有些兴奋，以为“济时”真的会“仗”他这样的“老成人”了，所以不打算去“隐遁”(这句诗也说明作者的隐遁思想由来已久)。到了六十年代，作者更深地体会到这个社会已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只好出此下策，作出“归隐”的余生安排。
后来，作者果真就“归”去了，“归”到“园艺”中去了。《教学用书》上说他解放后“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园艺工作”，课本注解上说他“致力于园艺和盆景的研究”。这种解说实在是一种误解。因为弄园艺实在是作者在现代条件下所能采取的“隐遁”方式，是他逃离社会苟全性命的避难所。因为作者虽然不得已而“归”，但还不想死。
但是那个时候对周先生这样的人，是不仅要消灭他的声音，而且要消灭他的肉体的。所以到了“文革”的1968年，他终于被迫害致死了。这时候，他才真正永远地“归”去了。
我不知道此文是不是作者的“封笔”之作，但它确是作者一生的心灵感受的全程总结。它的时间跨度是四十五年，心灵感受是两个时代。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作者的“感情”还是能感受得到的。
以上解说，不知诸君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