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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伯伯只管种地，“胡寨哥哥”在种地之外还要写记录、做标签，他们的菜为什么能让人放心？王继伟的解释令人回味，“它包含‘绿色大地’之意，因为green ground的第一个字母‘gg’的谐音是‘哥哥’。”而绿色、生态、有机，也正是“胡寨哥哥”所追求的
“农民伯伯”这个词已经流行快60年了，有一个农民却喜欢别人叫他“胡寨哥哥”。
在兰考县仪封乡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的小屋子里，个头高高的王继伟坐在会议桌前，一手抱着两岁的女儿，另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一张小纸片，他挥舞着这张小纸片，有些激动地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很大的试验，去年学习借鉴了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模式，简单地做了这个小标签，现在这个已经打印出来的标签上，还没有留下我们写的文字。但接下来，这张标签就要实实在在地向大家说明我们种植的蔬菜的大致情况。”
王继伟提到的这个“小标签”其实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农民们的良心与责任。
作为仪封乡生产合作联社理事长、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希望这个诞生在胡寨的“小标签”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走出胡寨、仪封、兰考，乃至开封、河南，也去守护中国的大地。
不喷农药不施化肥 胡寨靠啥种地
在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的小屋子里，一进门的右手边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城里人很难见到的小广播台；合作社的小平房门前，则放着一座看上去使用年头很长的秤。
把广播台和秤联结起来的是亲自到胡寨来收蔬菜的人。
每次有人来收菜，合作社就会播放一首村民们都知道的指定乐曲，农民们闻声而至。此时，秤就发挥了作用。小平房前也常会停着辆面包车，里面装满了包装好的蔬菜，那是兰考县城一些家庭早就预订好的，“胡寨哥哥”在第一时间为他们送上新鲜的蔬菜。
仅仅做到新鲜与丰盛，还并不能满足胡寨人的胃口，他们现在追求的是安全与生态。
由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设计的那张“小标签”上，列有品名、生产者姓名、生产记录三大项目。在生产记录一项中，生产者要填写种子是否转基因、化肥使用了几次、农药使用了几次以及激素的使用情况。如果消费者希望了解到更加详细的生产记录，还可以拨打服务电话，以便查询到生产档案。而“兰考县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作为生产监督单位，也被鲜明地印在了这张“小标签”上。
这是王继伟去年年底从日本学来的一招。
去年12月，北京富平学校组织了来自河南、河北、四川、北京、山东等地的农民代表和专家顾问团赴日本参观学习“大地模式”。有着36年有机农业经营史的“守护大地”协会的运作模式为：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透明、互动的关系，促进双方收益分享，进而保护土地与环境。（本刊2011年1月刊曾以《日本人怎样吃上安全蔬菜》对此进行报道）在日本，王继伟了解到守护大地的签约农户必须签订很多文本，包括备忘录、生产者档案、栽培计划书、等等，而且不能有任何不实之处。
这引发了王继伟的深思，从日本回来后，他决心要“建诚信胡寨，做良心产品”。
在兰考，几乎所有的菜贩都掌握着这样一条“生意经”：只要说自己卖的是“胡寨的菜”，即使比普通菜价格略高，也会很快销售一空；而在兰考县城，更是有一批胡寨蔬菜的忠实“粉丝”，这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完全不存在“沟通”的障碍，他们之间没有中间商，交易之间也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消费者需要哪个品种的蔬菜，就直接给王继伟他们打电话，“胡寨哥哥”就直接把菜给他们送去了。
以后，在送蔬菜的同时，“胡寨哥哥”还会把那张精心制作的“小标签”放进盛满蔬菜的盒子里。
从合作社走出来十多米，放眼望去，是一排排巨大的看起来并不十分美观的蔬菜大棚，有的可以直接看到里面正在生长着的绿色蔬菜，有的大棚则被主人们披上了厚厚的草垫。王继伟指着其中4个在外观上稍显“另类”的大棚，对《小康》记者说：“这4个正在搞试验，以后准备全部用来做生态了。”但王继伟也感慨，“试验很麻烦，有风险。”
在30多度高温的大棚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有好几片叶子是黄色的，王继伟说那是霜霉病，因为湿度过大而引起的，但他们并没有用农药喷洒，因为苦瓜也喜欢高温，所以大棚里也种植苦瓜，王继伟希望在种下一茬作物之前通过“高温闷棚”的办法来杀菌消毒。
在日本的时候，他记下了一种除草的方式，日本人用深色吸热好的塑料膜往隔离带中长杂草的地方一蒙，不久后杂草就因高温枯掉，可以干干净净地种下一茬了。在胡寨的大棚里，也铺上了黑色的薄膜，那是王继伟从日本回来后让村民们做的试验，“我们从来都不用除草剂，以前都是人工拔，如果这个试验效果好，明年就大面积推广。”
王继伟说，在胡寨，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照样可以把地种好，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蔬菜，因为这里的农民是靠良心种地，做的是良心产品。
合作社与“挂职县官”的故事
在胡寨，问起农民们敢于提出“做良心产品”的底气是什么，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合作社”。
搞了近50年农业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认为，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目前农业生产的关键点就在于通过联合、合作，将农民有限的资源整合起来，发展结构紧密、集约化、综合化的生产。
黄鸿翔所推崇的农民合作社，也是胡寨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磕磕碰碰出来的一条路。
2001年11月，王继伟发起成立了胡寨新科技种养协会，吸引了十几位村民参加，在专家的推荐下，第一个项目做的是西洋南瓜。到了2003年，虽然种植面积扩大了不少，但不巧的是赶上了“非典”，市场上供大于求，胡寨种植的西洋南瓜无人问津。
没人上门收购，倔强的王继伟就偏要走出去，他只向协会提出了一个请求——给自己报销口罩钱。于是，协会的理事每人拿出了50元钱，还有两个会员主动掏出100元，王继伟攥着350元钱只身跑到了北京和山东找销路，他也担心被传染，不敢住旅店，每天买来报纸，看完了就铺在马路绿化带中间的土地上，在那里过夜。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协会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在转年6月解散了。有些心灰意冷的王继伟到兰考县城开了一家种子公司，做起了订单农业。
处于低潮期的王继伟这时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名叫何慧丽并自称是副县长的女士找到了他。在电话中，何慧丽说是要寻找农民精英，谈一下搞农民组织、成立合作社的事情。王继伟将信将疑，他从没听说过兰考还有个名叫何慧丽的女副县长，一度怀疑自己遇上了骗子。
他留了个心眼，约好晚上8点见面，他提前赶到了县政府，和门卫一打听，还真有这个人，这才放下心来。
就在王继伟来回折腾西洋南瓜的那一年，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南省开封市签订共建协议，选派7名博士到开封市所属的县、区挂职锻炼。其时身为大学教师的何慧丽报了名，来到兰考县当挂职副县长。开封市政府对挂职干部的要求是招商引资，但何慧丽感兴趣的却是乡建实验。她一直力倡“用行动作学问”，比如采用社会学干预方法，参与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合作自助过程，以及城乡互助合作制度的创新过程，很快，她就开始帮助农民组建经济合作社。
与王继伟有过几次接触后，何慧丽拿出一部分政府给自己的补助，送他到河北定州翟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
“我纯粹是在那里瞎混，什么都没学进去。”事隔7年后，王继伟坦承，“何县长一片好心，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我当时认为政府根本就不了解把农民组织起来有多难，而我毕竟刚刚经历过组建协会的失败，知道很难，所以我就在那里应付。”
但何慧丽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她带王继伟和另外几位兰考的农民精英又到南街村、华西村参观考察，结果南街村墙壁上的几句话“傻瓜种瓜，种得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给了王继伟很大的震动，也促成了他的转变。
王继伟开始第二次鼓捣农民组织。
为了吸引人来听自己讲合作社的好处，王继伟买来水果、香烟，让村民们免费享用。可是大家吃吃喝喝完了，却没人真正听进去他的话。最后只有10个人留下来，他只得改变思路，让已经入社的这10个人分头行动，每人去发动5个人入社。从2004年10月开始筹备，到2005年1月26日合作社正式成立，也只发展了42户村民入社。
农民伯伯变身“胡寨哥哥”
胡寨的合作社起了个响亮的名字——“胡寨哥哥”。
这是个新潮的名字，但如何由好看变成看好，由好听变成实惠。才是农民们关心的事情。农民合作社应该如何与“菜篮子”实现良好的无缝对接？中国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联盟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认为，一个合作社要想保证菜篮子的安全，生产的过程是关键，农民的意识是关键，大家的共同利益是关键，“这样的合作社要具备服务功能、管理功能和经营功能。”
从农民伯伯变成“胡寨哥哥”并不容易。“胡寨哥哥”的管理在兰考是出了名的，特色之一是“会多”。
合作社刚成立时天天开会，理事们有时候一天不止开一次会，仿佛一夜回到了60年代的合作社时期。但过去是“学政治”，现在是“学市场”。现在理事的会也很多，但王继伟感觉“比以前少多了”，社员大会改为了每月一次，固定在每月1日的晚上。
今年五一节的前几天，兰考县仪封乡农民生产合作联社要召开一次“经验交流与发展方向探讨会”，“胡寨哥哥”当然不能缺席。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下午，在“胡寨哥哥”的小屋子里，王继伟按下了小广播台上的一个按钮，国歌响起，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理事们就陆续赶来了。《小康》记者注意到，在“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学习制度”上，特意注明：有特殊情况，随时组织召开理事会、监事会和社员大会。这就是一次“随时组织”的理事会，王继伟解释说，“现在白天很少开这种理事会，都是晚上开、夜里开。
特色之二是“规章多”，走进合作社的小屋子里，三面墙上均挂有各种章程、规定，“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学习制度”、“合作社开会制度”等等，让人有种“扑面而来”的压力。
每次尝试种植一种新的作物，或者尝试用新技术、新方法种植的时候，合作社都要首先进行试验，试验成功了，才会向社员们推广。合作社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弯弯的黄色瓜果，王继伟指着它说：“这个黄金瓜，是我们试验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并不成功。不能推广。我们种的所有蔬菜都要经过先导试验，试验成功了才能推广，成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技术的成功，一个是在消费市场要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69岁的种植组组长王佩军是合作社里的老牌技术员了，他告诉《小康》记者，因为年事已高，最近他把自己的大棚转让了，但还继续在生产技术方面为大家支招。为了做好服务与经营工作，合作社的种植组和养殖组都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在兰考县组织的经验交流会上，不同的农业合作组织都很活跃。
黄瓜问题、西瓜问题、蔬菜运输问题，最近比较热的这些事件都成为交流的内容之一。王继伟说：“今年全国性的蔬菜问题实际上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怎样能避免风险，怎样能让农民长期地得到效益，价格怎样能不受市场风波的冲击，都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方向。”
4月27日，在听完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中国社科院海归博士林燕平、开封市委党校教授李付良以及兰考县农业局许海涛的讲座后，仪封乡农民生产合作联社的社员进行小组讨论。
有人提到了要抓住市场先机，有人觉得现在菜价太低，对于蔬菜的上市时间难以把握，还有人认为健康、生态的这条路要组织化。王继伟则把一天的收获归纳总结了四点：一要解决资金问题，发展自己的资金互助；二要以诚信打造自己的品牌、规模化生产；三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生态健康的种植方法；四要降低市场风险，通过采用冷藏、罐装等储存技术，避开市场波动时间。
张文霞是王继伟的妻子，刚开始，她并不赞成自己的丈夫带头组织农民搞合作社，因为“他每天都往外跑，不顾家”，但慢慢地，她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合作社。在胡寨，像张文霞这样的人有很多，大家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就陆陆续续加入了。据王继伟介绍，现在，胡寨合作社已有200多户社员了。
但要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建立起类似于“守护大地协会”的模式，为时尚早。
不了解乡村实际而空谈建立某种发展模式的乡村建设，注定不会成功。农民其实才最了解自己的土地。
何慧丽刚到兰考的时候，最希望的是“重振乡村精神”，8年过去了，她在王继伟们的身上看到了“精神农民”所具备的优秀品质。王继伟并不是个只会种地，知道几种农药名称，能跑到市场上折腾一下蔬菜瓜果的农民。他喜欢上网获取信息，早在1997年，他就拿出做生意赚来的9999元血汗钱买来一台联想电脑；最近，他又在新浪网上开通了实名微博。5月5日，“胡寨哥哥王继伟”发布了第一条微博：大棚桃熟了，行情很好。4天后，他又兴奋地告诉博友：胡寨哥哥六个品种的蔬菜被县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检测，结果是农药残留为零，成为兰考首例！
王继伟还希望找更多的人一起来打造“胡寨哥哥”的品牌，他拟了一份“招聘”启示，面向胡寨周围五公里内招聘财务人员、电脑日常管理人员和对外联络业务人员。王继伟对合作社工作的热情、执着与自信，甚至常常让何慧丽请来的“外来”的老师们惊讶。其实，像王继伟这样的乡村领袖远比外来者更了解农民的切实需要，他们因热爱脚下的土地而脚踏实地，稳扎稳打。
王继伟的心愿其实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一直在探索一条生态农业发展之路的北京富平学校和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一个生态农业项目，而王继伟正是他们寻找到的农村合作伙伴代表之一。
四川丹棱县生态源果业合作社社长陈波和河北肃宁县宗楼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宗楼也去日本考察过“大地模式”，回到当地后，陈波把“引导农户发展有机农业，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建立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诚信关系，促进城乡互动”作为了下一步行动的重点。吴宗楼也表示，要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少用或不用抗生素，还可以把猪粪进行生态处理后供种植户堆肥，并把这些方法向社员推广。
生态、绿色、健康、有机，诚信化，标准化，无论是在河南还是河北，在四川还是山东，这样的试验都已经开始，其路程则相当漫长。
“农民伯伯”这个词已经流行快60年了，有一个农民却喜欢别人叫他“胡寨哥哥”。
在兰考县仪封乡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的小屋子里，个头高高的王继伟坐在会议桌前，一手抱着两岁的女儿，另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一张小纸片，他挥舞着这张小纸片，有些激动地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很大的试验，去年学习借鉴了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模式，简单地做了这个小标签，现在这个已经打印出来的标签上，还没有留下我们写的文字。但接下来，这张标签就要实实在在地向大家说明我们种植的蔬菜的大致情况。”
王继伟提到的这个“小标签”其实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农民们的良心与责任。
作为仪封乡生产合作联社理事长、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希望这个诞生在胡寨的“小标签”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走出胡寨、仪封、兰考，乃至开封、河南，也去守护中国的大地。
不喷农药不施化肥 胡寨靠啥种地
在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的小屋子里，一进门的右手边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城里人很难见到的小广播台；合作社的小平房门前，则放着一座看上去使用年头很长的秤。
把广播台和秤联结起来的是亲自到胡寨来收蔬菜的人。
每次有人来收菜，合作社就会播放一首村民们都知道的指定乐曲，农民们闻声而至。此时，秤就发挥了作用。小平房前也常会停着辆面包车，里面装满了包装好的蔬菜，那是兰考县城一些家庭早就预订好的，“胡寨哥哥”在第一时间为他们送上新鲜的蔬菜。
仅仅做到新鲜与丰盛，还并不能满足胡寨人的胃口，他们现在追求的是安全与生态。
由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设计的那张“小标签”上，列有品名、生产者姓名、生产记录三大项目。在生产记录一项中，生产者要填写种子是否转基因、化肥使用了几次、农药使用了几次以及激素的使用情况。如果消费者希望了解到更加详细的生产记录，还可以拨打服务电话，以便查询到生产档案。而“兰考县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作为生产监督单位，也被鲜明地印在了这张“小标签”上。
这是王继伟去年年底从日本学来的一招。
去年12月，北京富平学校组织了来自河南、河北、四川、北京、山东等地的农民代表和专家顾问团赴日本参观学习“大地模式”。有着36年有机农业经营史的“守护大地”协会的运作模式为：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透明、互动的关系，促进双方收益分享，进而保护土地与环境。（本刊2011年1月刊曾以《日本人怎样吃上安全蔬菜》对此进行报道）在日本，王继伟了解到守护大地的签约农户必须签订很多文本，包括备忘录、生产者档案、栽培计划书、等等，而且不能有任何不实之处。
这引发了王继伟的深思，从日本回来后，他决心要“建诚信胡寨，做良心产品”。
在兰考，几乎所有的菜贩都掌握着这样一条“生意经”：只要说自己卖的是“胡寨的菜”，即使比普通菜价格略高，也会很快销售一空；而在兰考县城，更是有一批胡寨蔬菜的忠实“粉丝”，这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完全不存在“沟通”的障碍，他们之间没有中间商，交易之间也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消费者需要哪个品种的蔬菜，就直接给王继伟他们打电话，“胡寨哥哥”就直接把菜给他们送去了。
以后，在送蔬菜的同时，“胡寨哥哥”还会把那张精心制作的“小标签”放进盛满蔬菜的盒子里。
从合作社走出来十多米，放眼望去，是一排排巨大的看起来并不十分美观的蔬菜大棚，有的可以直接看到里面正在生长着的绿色蔬菜，有的大棚则被主人们披上了厚厚的草垫。王继伟指着其中4个在外观上稍显“另类”的大棚，对《小康》记者说：“这4个正在搞试验，以后准备全部用来做生态了。”但王继伟也感慨，“试验很麻烦，有风险。”
在30多度高温的大棚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有好几片叶子是黄色的，王继伟说那是霜霉病，因为湿度过大而引起的，但他们并没有用农药喷洒，因为苦瓜也喜欢高温，所以大棚里也种植苦瓜，王继伟希望在种下一茬作物之前通过“高温闷棚”的办法来杀菌消毒。
在日本的时候，他记下了一种除草的方式，日本人用深色吸热好的塑料膜往隔离带中长杂草的地方一蒙，不久后杂草就因高温枯掉，可以干干净净地种下一茬了。在胡寨的大棚里，也铺上了黑色的薄膜，那是王继伟从日本回来后让村民们做的试验，“我们从来都不用除草剂，以前都是人工拔，如果这个试验效果好，明年就大面积推广。”
王继伟说，在胡寨，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照样可以把地种好，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蔬菜，因为这里的农民是靠良心种地，做的是良心产品。
合作社与“挂职县官”的故事
在胡寨，问起农民们敢于提出“做良心产品”的底气是什么，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合作社”。
搞了近50年农业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认为，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目前农业生产的关键点就在于通过联合、合作，将农民有限的资源整合起来，发展结构紧密、集约化、综合化的生产。
黄鸿翔所推崇的农民合作社，也是胡寨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磕磕碰碰出来的一条路。
2001年11月，王继伟发起成立了胡寨新科技种养协会，吸引了十几位村民参加，在专家的推荐下，第一个项目做的是西洋南瓜。到了2003年，虽然种植面积扩大了不少，但不巧的是赶上了“非典”，市场上供大于求，胡寨种植的西洋南瓜无人问津。
没人上门收购，倔强的王继伟就偏要走出去，他只向协会提出了一个请求——给自己报销口罩钱。于是，协会的理事每人拿出了50元钱，还有两个会员主动掏出100元，王继伟攥着350元钱只身跑到了北京和山东找销路，他也担心被传染，不敢住旅店，每天买来报纸，看完了就铺在马路绿化带中间的土地上，在那里过夜。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协会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在转年6月解散了。有些心灰意冷的王继伟到兰考县城开了一家种子公司，做起了订单农业。
处于低潮期的王继伟这时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名叫何慧丽并自称是副县长的女士找到了他。在电话中，何慧丽说是要寻找农民精英，谈一下搞农民组织、成立合作社的事情。王继伟将信将疑，他从没听说过兰考还有个名叫何慧丽的女副县长，一度怀疑自己遇上了骗子。
他留了个心眼，约好晚上8点见面，他提前赶到了县政府，和门卫一打听，还真有这个人，这才放下心来。
就在王继伟来回折腾西洋南瓜的那一年，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南省开封市签订共建协议，选派7名博士到开封市所属的县、区挂职锻炼。其时身为大学教师的何慧丽报了名，来到兰考县当挂职副县长。开封市政府对挂职干部的要求是招商引资，但何慧丽感兴趣的却是乡建实验。她一直力倡“用行动作学问”，比如采用社会学干预方法，参与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合作自助过程，以及城乡互助合作制度的创新过程，很快，她就开始帮助农民组建经济合作社。
与王继伟有过几次接触后，何慧丽拿出一部分政府给自己的补助，送他到河北定州翟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
“我纯粹是在那里瞎混，什么都没学进去。”事隔7年后，王继伟坦承，“何县长一片好心，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我当时认为政府根本就不了解把农民组织起来有多难，而我毕竟刚刚经历过组建协会的失败，知道很难，所以我就在那里应付。”
但何慧丽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她带王继伟和另外几位兰考的农民精英又到南街村、华西村参观考察，结果南街村墙壁上的几句话“傻瓜种瓜，种得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给了王继伟很大的震动，也促成了他的转变。
王继伟开始第二次鼓捣农民组织。
为了吸引人来听自己讲合作社的好处，王继伟买来水果、香烟，让村民们免费享用。可是大家吃吃喝喝完了，却没人真正听进去他的话。最后只有10个人留下来，他只得改变思路，让已经入社的这10个人分头行动，每人去发动5个人入社。从2004年10月开始筹备，到2005年1月26日合作社正式成立，也只发展了42户村民入社。
农民伯伯变身“胡寨哥哥”
胡寨的合作社起了个响亮的名字——“胡寨哥哥”。
这是个新潮的名字，但如何由好看变成看好，由好听变成实惠。才是农民们关心的事情。农民合作社应该如何与“菜篮子”实现良好的无缝对接？中国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联盟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认为，一个合作社要想保证菜篮子的安全，生产的过程是关键，农民的意识是关键，大家的共同利益是关键，“这样的合作社要具备服务功能、管理功能和经营功能。”
从农民伯伯变成“胡寨哥哥”并不容易。“胡寨哥哥”的管理在兰考是出了名的，特色之一是“会多”。
合作社刚成立时天天开会，理事们有时候一天不止开一次会，仿佛一夜回到了60年代的合作社时期。但过去是“学政治”，现在是“学市场”。现在理事的会也很多，但王继伟感觉“比以前少多了”，社员大会改为了每月一次，固定在每月1日的晚上。
今年五一节的前几天，兰考县仪封乡农民生产合作联社要召开一次“经验交流与发展方向探讨会”，“胡寨哥哥”当然不能缺席。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下午，在“胡寨哥哥”的小屋子里，王继伟按下了小广播台上的一个按钮，国歌响起，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理事们就陆续赶来了。《小康》记者注意到，在“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学习制度”上，特意注明：有特殊情况，随时组织召开理事会、监事会和社员大会。这就是一次“随时组织”的理事会，王继伟解释说，“现在白天很少开这种理事会，都是晚上开、夜里开。
特色之二是“规章多”，走进合作社的小屋子里，三面墙上均挂有各种章程、规定，“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学习制度”、“合作社开会制度”等等，让人有种“扑面而来”的压力。
每次尝试种植一种新的作物，或者尝试用新技术、新方法种植的时候，合作社都要首先进行试验，试验成功了，才会向社员们推广。合作社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弯弯的黄色瓜果，王继伟指着它说：“这个黄金瓜，是我们试验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并不成功。不能推广。我们种的所有蔬菜都要经过先导试验，试验成功了才能推广，成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技术的成功，一个是在消费市场要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69岁的种植组组长王佩军是合作社里的老牌技术员了，他告诉《小康》记者，因为年事已高，最近他把自己的大棚转让了，但还继续在生产技术方面为大家支招。为了做好服务与经营工作，合作社的种植组和养殖组都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在兰考县组织的经验交流会上，不同的农业合作组织都很活跃。
黄瓜问题、西瓜问题、蔬菜运输问题，最近比较热的这些事件都成为交流的内容之一。王继伟说：“今年全国性的蔬菜问题实际上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怎样能避免风险，怎样能让农民长期地得到效益，价格怎样能不受市场风波的冲击，都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方向。”
4月27日，在听完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中国社科院海归博士林燕平、开封市委党校教授李付良以及兰考县农业局许海涛的讲座后，仪封乡农民生产合作联社的社员进行小组讨论。
有人提到了要抓住市场先机，有人觉得现在菜价太低，对于蔬菜的上市时间难以把握，还有人认为健康、生态的这条路要组织化。王继伟则把一天的收获归纳总结了四点：一要解决资金问题，发展自己的资金互助；二要以诚信打造自己的品牌、规模化生产；三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生态健康的种植方法；四要降低市场风险，通过采用冷藏、罐装等储存技术，避开市场波动时间。
张文霞是王继伟的妻子，刚开始，她并不赞成自己的丈夫带头组织农民搞合作社，因为“他每天都往外跑，不顾家”，但慢慢地，她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合作社。在胡寨，像张文霞这样的人有很多，大家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就陆陆续续加入了。据王继伟介绍，现在，胡寨合作社已有200多户社员了。
但要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建立起类似于“守护大地协会”的模式，为时尚早。
不了解乡村实际而空谈建立某种发展模式的乡村建设，注定不会成功。农民其实才最了解自己的土地。
何慧丽刚到兰考的时候，最希望的是“重振乡村精神”，8年过去了，她在王继伟们的身上看到了“精神农民”所具备的优秀品质。王继伟并不是个只会种地，知道几种农药名称，能跑到市场上折腾一下蔬菜瓜果的农民。他喜欢上网获取信息，早在1997年，他就拿出做生意赚来的9999元血汗钱买来一台联想电脑；最近，他又在新浪网上开通了实名微博。5月5日，“胡寨哥哥王继伟”发布了第一条微博：大棚桃熟了，行情很好。4天后，他又兴奋地告诉博友：胡寨哥哥六个品种的蔬菜被县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检测，结果是农药残留为零，成为兰考首例！
王继伟还希望找更多的人一起来打造“胡寨哥哥”的品牌，他拟了一份“招聘”启示，面向胡寨周围五公里内招聘财务人员、电脑日常管理人员和对外联络业务人员。王继伟对合作社工作的热情、执着与自信，甚至常常让何慧丽请来的“外来”的老师们惊讶。其实，像王继伟这样的乡村领袖远比外来者更了解农民的切实需要，他们因热爱脚下的土地而脚踏实地，稳扎稳打。
王继伟的心愿其实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一直在探索一条生态农业发展之路的北京富平学校和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一个生态农业项目，而王继伟正是他们寻找到的农村合作伙伴代表之一。
四川丹棱县生态源果业合作社社长陈波和河北肃宁县宗楼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宗楼也去日本考察过“大地模式”，回到当地后，陈波把“引导农户发展有机农业，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建立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诚信关系，促进城乡互动”作为了下一步行动的重点。吴宗楼也表示，要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少用或不用抗生素，还可以把猪粪进行生态处理后供种植户堆肥，并把这些方法向社员推广。
生态、绿色、健康、有机，诚信化，标准化，无论是在河南还是河北，在四川还是山东，这样的试验都已经开始，其路程则相当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