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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靠揭发检举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另一个犯罪行为，就可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有悖刑法基本的公正观念，也对本案的被害人不公平；刑罚不能等量置换，应当考虑揭发者的悔罪表现和线索来源。
[关键词]立功；立功折罪；刑罚报应
根据我国《刑法》第68条的规定，立功是指犯罪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情形。立功制度是中华法系一项特有制度，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秦律《封诊式》。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立功制度的规定，主要来源于过去的“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制度的特色。在此之前，笔者在司法实务中也曾办理过多起行为人靠举报他人犯罪行为，为自己争取立功减刑机会的案子，对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最近办理的一起案件却引起了笔者对我国立功制度的反思。
案情很简单，甲因贩毒入狱，在服刑期间，通过利诱的方式，串通曾经同舍房的狱友丙、丁，虚构了丙曾抢劫丁的事实，由甲向管教举报，后本案因其它原因而案发。值得笔者思考的一点就是，如果这起假案没有被侦破，如果甲凭藉这样的立功方式，堂而皇之地从法院得到了减刑，那作为他减刑的代价也就只有区区100元，而对协同造假者，也只会增加了几乎不痛不痒的一点刑期，但是，法律的尊严、司法的公正何在？
依靠揭发检举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另一个犯罪行为，就可以获得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这有悖于老百姓对刑法公平的基本观念，也对本案的被害人明显不公平，笔者至今不能忘记多年前办理的一起强奸案。张某是一名村干部，在对当时年仅14岁的被害人李某实施强奸后逃之夭夭。若干年后，张某得知了一起杀人案的线索，于是，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并检举了他人的杀人线索，之后由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被害人的亲属得知也判不了他重刑，只得接受律师的调解，最终，法院给判了缓刑。张某于是雨过天晴，娶妻生子，又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然而当年被他侵害的少女李某，却因为他的恶行，休学在家，多年后，在同学考大学之际，她只得远走他乡打工谋生。笔者在与她谈话时，她一直很沉默，最后，她问笔者，我不要他的钱，我只想让他为当年的事情付出代价，行吗？笔者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说，法律会制裁他的。然而，她没有等到期望的结果。也许有人会说，从刑罚报应的角度来说，因为张某的立功，使另一个可能逍遥法外的人得到了惩罚，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侦查效率。可是，如果你是那个小女孩抑或你是小女孩的父母，你会这样想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立功制度将考量的重心，放在奖励那些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提供案件重要线索的行为，而较少考虑揭发者的悔罪表现，或者从逻辑上说，可以理解为因为他有立功的表现，所以可以认定他有悔罪的表现，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推理。而这种只看结果，而不考虑其主观恶性或者悔罪表现的量刑方式，必然地会在实践中出现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如亲友将从别的渠道获悉的犯罪线索，通过一些途径传递给在押的犯罪人嫌疑人，再由其“检举”；在押犯罪嫌疑人通过前述所说的方式以金钱利诱其他在押犯，串通凭空造假案，或者采用体罚、殴打等非法手段，强迫、威胁其他在押犯罪嫌疑人，让其将自己未交代的罪行和所知悉的他人犯罪事实告诉自己，从而获得立功线索；或者被羁押者之间出于兄弟意气或利益交换，一方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罪行告知另一方，由对方去揭发，最终使对方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甚至不排除有人专门利用这样的途径去“倒卖”线索，从而获得非法的利益。
同时，《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立功与坦白的认定，在特定的罪名下存在着在目前看来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是在行、受贿之类的对合犯罪当中显得尤为突出。备受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吴英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吴英在看守所检举揭发多名官员受贿犯罪的事实，在量刑时是否应当认定为立功情节？对此，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回应是：检举属实，均是吴英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向公务人员行贿，尽管相关被检举人已经被处以刑罚，但吴英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问题就出在这里，刑法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是立功。行贿罪与受贿罪虽然是彼此相关联的犯罪，但同时又是两个罪名完全不同的独立犯罪，既非刑法上规定的共同犯罪，也不是法定或实质的一罪。因此，从立功规定出发，只要行贿人检举揭发受贿人的受贿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就应当符合刑法规定的立功成立条件。或许有人会认为，法律上对其主动交代的行贿行为可以不作犯罪评价，但仅此而已，吴英不能从追诉受贿者的事实中取得其它利益。这样的做法，无疑会为有效地查处贪腐犯罪带来难以估量的阻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司法实践中，查处行、受贿案件一般都选择以行贿人为突破口，而行、受贿人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没有足够的司法利益诱导，行贿者绝然不会轻易交代行贿的事实。
《刑法修正案（八）》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部分立功制度做了修正，类似等例中张某的情况也许不会再发生在司法实践中。
[作者简介]谭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关键词]立功；立功折罪；刑罚报应
根据我国《刑法》第68条的规定，立功是指犯罪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情形。立功制度是中华法系一项特有制度，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秦律《封诊式》。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立功制度的规定，主要来源于过去的“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制度的特色。在此之前，笔者在司法实务中也曾办理过多起行为人靠举报他人犯罪行为，为自己争取立功减刑机会的案子，对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最近办理的一起案件却引起了笔者对我国立功制度的反思。
案情很简单，甲因贩毒入狱，在服刑期间，通过利诱的方式，串通曾经同舍房的狱友丙、丁，虚构了丙曾抢劫丁的事实，由甲向管教举报，后本案因其它原因而案发。值得笔者思考的一点就是，如果这起假案没有被侦破，如果甲凭藉这样的立功方式，堂而皇之地从法院得到了减刑，那作为他减刑的代价也就只有区区100元，而对协同造假者，也只会增加了几乎不痛不痒的一点刑期，但是，法律的尊严、司法的公正何在？
依靠揭发检举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另一个犯罪行为，就可以获得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这有悖于老百姓对刑法公平的基本观念，也对本案的被害人明显不公平，笔者至今不能忘记多年前办理的一起强奸案。张某是一名村干部，在对当时年仅14岁的被害人李某实施强奸后逃之夭夭。若干年后，张某得知了一起杀人案的线索，于是，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并检举了他人的杀人线索，之后由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被害人的亲属得知也判不了他重刑，只得接受律师的调解，最终，法院给判了缓刑。张某于是雨过天晴，娶妻生子，又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然而当年被他侵害的少女李某，却因为他的恶行，休学在家，多年后，在同学考大学之际，她只得远走他乡打工谋生。笔者在与她谈话时，她一直很沉默，最后，她问笔者，我不要他的钱，我只想让他为当年的事情付出代价，行吗？笔者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说，法律会制裁他的。然而，她没有等到期望的结果。也许有人会说，从刑罚报应的角度来说，因为张某的立功，使另一个可能逍遥法外的人得到了惩罚，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侦查效率。可是，如果你是那个小女孩抑或你是小女孩的父母，你会这样想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立功制度将考量的重心，放在奖励那些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提供案件重要线索的行为，而较少考虑揭发者的悔罪表现，或者从逻辑上说，可以理解为因为他有立功的表现，所以可以认定他有悔罪的表现，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推理。而这种只看结果，而不考虑其主观恶性或者悔罪表现的量刑方式，必然地会在实践中出现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如亲友将从别的渠道获悉的犯罪线索，通过一些途径传递给在押的犯罪人嫌疑人，再由其“检举”；在押犯罪嫌疑人通过前述所说的方式以金钱利诱其他在押犯，串通凭空造假案，或者采用体罚、殴打等非法手段，强迫、威胁其他在押犯罪嫌疑人，让其将自己未交代的罪行和所知悉的他人犯罪事实告诉自己，从而获得立功线索；或者被羁押者之间出于兄弟意气或利益交换，一方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罪行告知另一方，由对方去揭发，最终使对方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甚至不排除有人专门利用这样的途径去“倒卖”线索，从而获得非法的利益。
同时，《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立功与坦白的认定，在特定的罪名下存在着在目前看来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是在行、受贿之类的对合犯罪当中显得尤为突出。备受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吴英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吴英在看守所检举揭发多名官员受贿犯罪的事实，在量刑时是否应当认定为立功情节？对此，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回应是：检举属实，均是吴英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向公务人员行贿，尽管相关被检举人已经被处以刑罚，但吴英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问题就出在这里，刑法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是立功。行贿罪与受贿罪虽然是彼此相关联的犯罪，但同时又是两个罪名完全不同的独立犯罪，既非刑法上规定的共同犯罪，也不是法定或实质的一罪。因此，从立功规定出发，只要行贿人检举揭发受贿人的受贿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就应当符合刑法规定的立功成立条件。或许有人会认为，法律上对其主动交代的行贿行为可以不作犯罪评价，但仅此而已，吴英不能从追诉受贿者的事实中取得其它利益。这样的做法，无疑会为有效地查处贪腐犯罪带来难以估量的阻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司法实践中，查处行、受贿案件一般都选择以行贿人为突破口，而行、受贿人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没有足够的司法利益诱导，行贿者绝然不会轻易交代行贿的事实。
《刑法修正案（八）》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部分立功制度做了修正，类似等例中张某的情况也许不会再发生在司法实践中。
[作者简介]谭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