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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东外史》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是必须要研究的问题。一是厘清作品中所写留学运动的规模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即小说中所写的留学规模是否符合历史史实；二是厘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中留学人物的关系，即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留日生活的解读，明晰人物形象，进而分析出这些人物形象与历史中留学人物之间的关系。
一、小说中留学规模与历史真实的关系
《留东外史》开篇指出：“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读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作者在小说中指出的四种类型及留日人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在日本的中国人很多。第一种即在日本“实心求学的”留学生，包括留日学生中的公费生和自费生，如汪精卫、吴稚晖、秋瑾、沈钧儒、陈独秀、李大钊、刘师培等，这是多数。第二种，“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应该是指华侨和广东、福建沿海从事中日贸易的人，不应该视为留学生。在这里，作者没有把在日本的不同中国人区分开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三种，即留日学生中的消极分子。应该承认，在上万个留日青年中，层次不同的人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类人是作者责难的主要对象，但他们不是留日学生中的多数，更不是主流。但由于作者恨其不争，所以书中所描画的大多是这类人物。对此，人们在阅读分析此部作品时必须高度注意，严格区别，不能把这类留学生作为留日学生的主流，遮蔽留日学生和整个留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主流。第四种，“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的，是指黄兴、李根源、李烈钧、章士钊、廖仲恺、王柏龄、林伯渠等人，他们当时都是同盟会中反清革命的激烈分子。这也是真实的。
由上可见，《留东外史》所写实际上远不止留日学生，向恺然是把他自己当时在日本所见到的多色中国人都收之于笔下，并把他所见所闻的不良人之不良言行记于心、形于笔，予以批评谴责，而真正的广大留日学生之正面形象并不是他书写的重心。他之出发点是重在批评谴责，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这是必须指出的。因此，以往关于此书是“嫖经”之类的说法，是对该书之误解、误读。
据此推算，那时到日本留学的人应是主体，包括公费留日学生和自费留日学生，应该占了书中所谓“一万多中国人”的大多数。从留学规模来看，这个数量的留日学生已经算得上是规模较大的留学生群体。
2012年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指出：“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留学生在政界、实业界和教育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同时，受新文化运动的推动，1914年掀起了第二次留日高潮，仅1914年留日学生就达到5000多人。”《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些是纯粹的留日人数，而《留东外史》所写除了留日学生外，还有其他人等。因此，《留东外史》中关于1914年留学人数的记述，与中国留学史所描述是相近的。所以《留东外史》所描述的留学规模符合一定的历史真实。
二、小说中人物形象与历史中留学人物的关系
在《留东外史》中，作者在开头便点明他所要描写的对象，如上面所引，主要是以后两种人物为生活原型，揭露和讽刺那些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玩乐的部分留学生和其他在日中国人之众生相。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是妓院、酒馆、旅馆等，书中人物也基本在这些地方出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围绕着吊膀子、与日本人较量等活动重复进行，学校在小说中处于缺失的状态。向恺然写作《留东外史》的态度是“绌善而崇恶”，他在小说中将在日中国留学生和亡命客的各种复杂形态全无保留地揭露出来，写出了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另一种留学生形象。
（一）从日常生活分析留学生形象与历史中留学人物的关系
在《留东外史》中，留学生等在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两种主要模式，第一即是吊膀子、赌博、游玩。留学生大多是青少年，他们身处异国他乡，生理和心理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压抑和苦闷。他们吊日本女性的膀子含有一种报复的心理，他们的颓废可以说是对日本一种幼稚的反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爱国情怀，在小说中一览无余。小说中的留学生以激烈甚至是偏颇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自尊心，方式可能会显得偏激，但也算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宣泄，是暴风雨式的闪击，与“西崽型”等其他类型留学生相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气度和魄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留日学生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比武，并且总是以胜利而告终。黄文汉是“流氓+英雄”的典型，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侠肝义胆，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他能够维护国家的尊严。作者在书中一再地让黄文汉以中国功夫战胜日本人和西方人，象征着国家文化的优越和胜利。而黄文汉好酒嗜色等行为也因在和日本人的对抗中减弱了道德谴责的意味。黄文汉并非一个个体，而是代表了一种留学生，他对抗日本人的胜利，寄予了作者希望颠覆中国战败国地位（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愿望。作者笔下的留日学生，既有放荡的一面，又有正直的一面，这也显示出作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谴责留日学生的道德堕落，另一方面又极力贬低日本，无形中削弱了对留学生的谴责意味。书中还有很多类似黄文汉这样的报国英雄如霍元甲、萧熙寿等，作者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了强烈的愿望，也体现了其尚武精神。“武术救国”是作者一直坚持的思想。这与当时中国的对日观念有关，“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的強大力量和救亡祖国的急切心情，使留日学生将明治维新简单地归功于日本武士暴力推翻幕府而使维新迅速成功”，中国武术理所当然地成为留日学生心中的救国良方。
（二）从政治活动分析小说中与历史上留学人物的关系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指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小说中留日学生时常关注国内动态，参加组织集会，发表演说。例如，在东京神田的教育会馆召开抗议暗杀宋教仁的集会。此外，留日学生非常拥戴当时一些反清革命的人物，并邀请他们到日本演讲，同时热烈响应他们的革命号召。
吴大銮刺杀袁世凯走狗蒋四立也是小说中重要的故事情节，作者以黄文汉的视角着重赞扬吴大銮，这与其政治观念不无关系。作者是承认中华民国的，如他在写黄文汉驳斥日本军人中村清八时，首先承认的就是中华民国。吴大銮的人物原型即汪精卫。1910年1月，汪精卫与黄复生等人在北京暗中策划，准备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情败露后被捕。在监狱中，他下定决心以死明志，并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当时人广泛传诵。只可惜，他最终沦为汉奸。
各样的政治参与方式都表明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情怀，可能其中不乏因个人利益而浑水摸鱼的。但总的来说，当时大部分的留日学生都是怀着爱国热情寻求救国良方。
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是一部奇书，但是它至今还被误读，必须正本清源：首先，该书是一部以民国初年留日学生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但书中所写并不都是留日学生，还包括当时在日的多种类型的中国人。第二，作者所描写、批评的，不是留日学生和其他在日中国人的主流，而是少数消极颓废的留日学生和其他中国人的病态反映。作者的态度是恨其不争，意在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少数颓废的中国人振作起来，认真学习以务正业，爱国报国。第三，作者的艺术书写是成功的，他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把留学生活写入小说中，而且表达了谴责的态度，《留东外史》是一部有价值的开创了新的留学生题材和章回体体裁的“留学生小说”。第四，由于作者愤激的心情所致，《留东外史》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有一定的不和谐，留日学生一心向学的主流和爱国主义本质，他是清楚的，在总结四种人物类型时也注意到了。但是，作者的写作重心太过偏重于对少数留日学生和中国人颓废行为的批评，而对留日学生的主流和爱国本质太过忽略，造成一些误读和误解。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小说中留学规模与历史真实的关系
《留东外史》开篇指出：“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读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作者在小说中指出的四种类型及留日人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在日本的中国人很多。第一种即在日本“实心求学的”留学生，包括留日学生中的公费生和自费生，如汪精卫、吴稚晖、秋瑾、沈钧儒、陈独秀、李大钊、刘师培等，这是多数。第二种，“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应该是指华侨和广东、福建沿海从事中日贸易的人，不应该视为留学生。在这里，作者没有把在日本的不同中国人区分开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三种，即留日学生中的消极分子。应该承认，在上万个留日青年中，层次不同的人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类人是作者责难的主要对象，但他们不是留日学生中的多数，更不是主流。但由于作者恨其不争，所以书中所描画的大多是这类人物。对此，人们在阅读分析此部作品时必须高度注意，严格区别，不能把这类留学生作为留日学生的主流，遮蔽留日学生和整个留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主流。第四种，“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的，是指黄兴、李根源、李烈钧、章士钊、廖仲恺、王柏龄、林伯渠等人，他们当时都是同盟会中反清革命的激烈分子。这也是真实的。
由上可见，《留东外史》所写实际上远不止留日学生，向恺然是把他自己当时在日本所见到的多色中国人都收之于笔下，并把他所见所闻的不良人之不良言行记于心、形于笔，予以批评谴责，而真正的广大留日学生之正面形象并不是他书写的重心。他之出发点是重在批评谴责，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这是必须指出的。因此，以往关于此书是“嫖经”之类的说法，是对该书之误解、误读。
据此推算，那时到日本留学的人应是主体，包括公费留日学生和自费留日学生，应该占了书中所谓“一万多中国人”的大多数。从留学规模来看，这个数量的留日学生已经算得上是规模较大的留学生群体。
2012年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指出：“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留学生在政界、实业界和教育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同时，受新文化运动的推动，1914年掀起了第二次留日高潮，仅1914年留日学生就达到5000多人。”《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些是纯粹的留日人数，而《留东外史》所写除了留日学生外，还有其他人等。因此，《留东外史》中关于1914年留学人数的记述，与中国留学史所描述是相近的。所以《留东外史》所描述的留学规模符合一定的历史真实。
二、小说中人物形象与历史中留学人物的关系
在《留东外史》中，作者在开头便点明他所要描写的对象，如上面所引，主要是以后两种人物为生活原型，揭露和讽刺那些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玩乐的部分留学生和其他在日中国人之众生相。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是妓院、酒馆、旅馆等，书中人物也基本在这些地方出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围绕着吊膀子、与日本人较量等活动重复进行，学校在小说中处于缺失的状态。向恺然写作《留东外史》的态度是“绌善而崇恶”，他在小说中将在日中国留学生和亡命客的各种复杂形态全无保留地揭露出来，写出了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另一种留学生形象。
（一）从日常生活分析留学生形象与历史中留学人物的关系
在《留东外史》中，留学生等在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两种主要模式，第一即是吊膀子、赌博、游玩。留学生大多是青少年，他们身处异国他乡，生理和心理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压抑和苦闷。他们吊日本女性的膀子含有一种报复的心理，他们的颓废可以说是对日本一种幼稚的反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爱国情怀，在小说中一览无余。小说中的留学生以激烈甚至是偏颇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自尊心，方式可能会显得偏激，但也算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宣泄，是暴风雨式的闪击，与“西崽型”等其他类型留学生相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气度和魄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留日学生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比武，并且总是以胜利而告终。黄文汉是“流氓+英雄”的典型，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侠肝义胆，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他能够维护国家的尊严。作者在书中一再地让黄文汉以中国功夫战胜日本人和西方人，象征着国家文化的优越和胜利。而黄文汉好酒嗜色等行为也因在和日本人的对抗中减弱了道德谴责的意味。黄文汉并非一个个体，而是代表了一种留学生，他对抗日本人的胜利，寄予了作者希望颠覆中国战败国地位（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愿望。作者笔下的留日学生，既有放荡的一面，又有正直的一面，这也显示出作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谴责留日学生的道德堕落，另一方面又极力贬低日本，无形中削弱了对留学生的谴责意味。书中还有很多类似黄文汉这样的报国英雄如霍元甲、萧熙寿等，作者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了强烈的愿望，也体现了其尚武精神。“武术救国”是作者一直坚持的思想。这与当时中国的对日观念有关，“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的強大力量和救亡祖国的急切心情，使留日学生将明治维新简单地归功于日本武士暴力推翻幕府而使维新迅速成功”，中国武术理所当然地成为留日学生心中的救国良方。
（二）从政治活动分析小说中与历史上留学人物的关系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指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小说中留日学生时常关注国内动态，参加组织集会，发表演说。例如，在东京神田的教育会馆召开抗议暗杀宋教仁的集会。此外，留日学生非常拥戴当时一些反清革命的人物，并邀请他们到日本演讲，同时热烈响应他们的革命号召。
吴大銮刺杀袁世凯走狗蒋四立也是小说中重要的故事情节，作者以黄文汉的视角着重赞扬吴大銮，这与其政治观念不无关系。作者是承认中华民国的，如他在写黄文汉驳斥日本军人中村清八时，首先承认的就是中华民国。吴大銮的人物原型即汪精卫。1910年1月，汪精卫与黄复生等人在北京暗中策划，准备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情败露后被捕。在监狱中，他下定决心以死明志，并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当时人广泛传诵。只可惜，他最终沦为汉奸。
各样的政治参与方式都表明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情怀，可能其中不乏因个人利益而浑水摸鱼的。但总的来说，当时大部分的留日学生都是怀着爱国热情寻求救国良方。
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是一部奇书，但是它至今还被误读，必须正本清源：首先，该书是一部以民国初年留日学生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但书中所写并不都是留日学生，还包括当时在日的多种类型的中国人。第二，作者所描写、批评的，不是留日学生和其他在日中国人的主流，而是少数消极颓废的留日学生和其他中国人的病态反映。作者的态度是恨其不争，意在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少数颓废的中国人振作起来，认真学习以务正业，爱国报国。第三，作者的艺术书写是成功的，他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把留学生活写入小说中，而且表达了谴责的态度，《留东外史》是一部有价值的开创了新的留学生题材和章回体体裁的“留学生小说”。第四，由于作者愤激的心情所致，《留东外史》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有一定的不和谐，留日学生一心向学的主流和爱国主义本质，他是清楚的，在总结四种人物类型时也注意到了。但是，作者的写作重心太过偏重于对少数留日学生和中国人颓废行为的批评，而对留日学生的主流和爱国本质太过忽略，造成一些误读和误解。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