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农问题”是乡土中国所有问题的集结点与重心，而这其中，“农民”又是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所在。如何认识农民，如何实现农民自身主体的现代性，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力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在新世纪急剧变化的新时代历史文化语境中，梁鸿以其独特的乡村记忆、乡村情感来阐释“中国梁庄”系列非虚构写作的脉络、肌理与内在症结。作为这一问题的“自叙传”式书写，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思想架构与内在的情感逻辑，有助于从情感深处理解今日中国之农民。
　　关键词：乡土文学;乡土中国;梁鸿;梁庄;农民
　　《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其中天津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辗转了很多人，打电话给我说，我一定要给你打电话，因为你写的是我的村庄的故事。这本书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并不在于我写了梁庄的什么什么，而是，你读完以后，想到的是你自己的村庄。你想回自己的家看一看，我自己的村庄发生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想读这本书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城市建设是我们国家多年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乡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这当然是跟我们的政策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也跟我们的观念有关系。我现在就想通过讲“梁庄”的几个故事来谈一谈我的想法，来看一看，在中国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的观念内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先讲一对父女的故事。父亲叫昆生，是我们村庄一个非常孤僻的人，他带着全家住在墓地边的空地里。我每次到墓地给母亲上坟，都会找他，和他聊会儿天说会儿话。有一次，在聊完之后，我拿出一百块钱，想给他。这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动作。他双手合在一起，然后朝手掌心吐了几口唾沫，努力把他纠结在一起的头发梳理整齐，梳成一个大背头，然后双手接过我的钱。我的动作本来比较随意，看到他这样做这个动作后，我也郑重起来，双手把钱捧着，给了他。这其实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在那一刹那，他希望自己是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一个流浪汉来看待。首先他尊重他自己，他也要求你尊重他。在我们的生活内部，我们经常会忽略这种细节。我们常常给流浪汉一点钱，表达我们的同情，好像由此我们的人格得到了完善。但其实没这么简单。我采访了我们的村支书，采访了村里很多人，所有的人都是嘲笑他的。
　　为什么？在我们社会里面，一个人对社会有价值才是人。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低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那么重要的人。但这恰恰是我们的问题。人的生命本身是应该有价值的，哪怕他是一个小偷，一个流浪汉，或者是一个痴呆的人。因为人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是把人当作有用和无用来区分和判断的。这是我们文化特别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隐蔽的因子。我觉得在人性的深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都有特别丰富的向度，他还是希望跟人有交流，大家是平等的关系。这些生活中的小事情恰恰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具有象征性的。在那种时刻，人与人之间关系才真正有大的建构。
　　在城市拆迁之中，我们经常说的，“你们不懂我才懂”“我是来帮你们的”，这样的话一般都是无效的。因为你不懂他们在想什么。只有你将心比心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他在想什么。只有你也把他作为一个平等的，和任何人——不管是企业家、超级富豪还是保安、保洁或做小生意的——都一样的人，你才能真正懂得他。
　　我自己非常看重《出梁庄记》。它所处理的是一个庞杂的问题，是农民与城市关系的问题。涉及到的生活中的不同层面。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走访了有二十多个城市。最后呈现了《出梁庄记》这本书，是以七个城市为中心，每一个城市以一种职业为中心，然后辐射其他职业。比如说我到西安采访了三轮车夫，我的几个堂哥在西安蹬三轮。我以采访他们为中心，然后辐射其他老乡。
　　写《出梁庄记》，对我来说是一次一次的震惊。如果说《中国在梁庄》是情感的不断闪回和一种内在的震惊，《出梁庄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育。我采访了西安蹬三轮的，青岛的电镀厂的，内蒙的校油泵的，东莞的服装厂的等等很多很多梁庄人在外的生活状况。
　　 在西安打工的堂哥住在一个名叫垃圾巷的地方。如果用一种思辨的方式来思考你的生活，生活内部矛盾一定是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你的面前。我堂哥一直要去接我，结果我们一直接不上头。我就嘲笑他，我说你生活了20年，怎么不认识这个地方呢？我堂哥说：“我虽然在这个地方住了20年，但是这个地方变化太大了。当年我来的时候，我们是住在大雁塔附近的。算是比较中心的地方，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外搬，搬到最偏远的地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象征。我们的城市不断发展，我们要求农民市民化，我们的农民在不断地进城，在顽强地生活。但是你发现，我堂哥在这20年离城中心越来越远。我们所有的城市拆迁之后建的都是高楼，要么是高档小区，要么是高档商场，都是为我们这些中产阶级服务的。我们很少盖廉租房，随着城市的扩张，他们只能离城市越来越远。那个城中村也正在开始拆迁。他们要到哪里去呢？肯定是要到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只能住便宜的地方。他不可能住到我们小区里面，这是非常微妙的一个错位。我们的城市在不断扩张，我们在不断建设，建设更多的房屋，但是这一群人并没有被容纳进去。他们只是城市的劳动者而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經常有人说这些农民太愚昧了，挣点钱，不知道城里买房子，不知道投资。反而跑到家里建一个房子。这样简单的判断，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在城里面没感觉是家。他每天走在街上都要面临着被罚的危险，他怎么可能把这个地方当作他的家了？当他在梁庄盖一栋房子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尊严的，他那怕他一年只住十天，这十天里面他是极端快活的。他可以请朋友吃饭，这是我的家，有身份有尊严，有自我。任何一个人都有身份的要求，就像我们在一个单位里面同事尊重我，我特别高兴。同事看不起我，我特别伤心。农民也是一样的，他也希望得到认同。家里面的房子虽然是空的，但是那是他价值的象征，是他自我存在的象征。简单地说农民那么愚昧，这句话是不公平的。 　　还有一对夫妇，住在西安的另外一个要拆迁的城中村。当时是快谈妥了，拆迁是按照封面面积来算的，所以很多原住民要把房子加固一下，把他们的走廊全部封闭起来了扩张拆迁的面积。这对老乡夫妇就完全住在没有光亮的房间里，住了20年。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在西安买房子？前些年如果你买了，可能现在已经有两套房了。他说我干嘛要在西安买房子？我每天早上就卖个菜都吓得不得了，连路都不让我走。他们两夫妻非常勤劳，每天早上四、五点就到郊区去进菜，然后拉到西安的一个菜市场去卖。经常被人骂臭卖菜的。我问他房子现在涨了这么多，你当初没买房会觉得亏吗？他说那也没什么亏，就算亏我也不会在这买房子。我又问既然你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住好一点的房子？怎么这么吝啬？他说其实不是我吝啬。我每天卖不完的菜还得拿出来晾一晾。小区怎么可能让你晾呢？所以这里面有他有自己很多想法，不能简单地用“狭隘”这个词来涵盖他的生活。
　　我在西安时碰到一个年轻人，他18岁，我在拍摄他的时候，他躲避我的鏡头，他看到我的镜头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他满含羞愤。我马上把我的相机收起来了。他的父亲是一个老三轮车夫，朝他喊：“儿子，儿子，民中过来过来，咱爷俩照个相。”一个18岁的少年，是拉平板车的，他穿得非常时髦，染了黄头发，穿着黑T恤，下身穿牛仔裤，脚穿平板拖鞋。他如此的对他的职业充满了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是谁给他的？为什么在中国一个劳动者不能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
　　为什么一个收垃圾的，一个保洁阿姨，一个保安，他们不能过很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每一种劳动都有尊严，我们的劳动是被分了三六九等的。就像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那么羞耻？他肯定看到过他的父亲被抓的那个场景，他老乡被抓的场景，也许他曾经被反扭着胳膊按在地上。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他也想谈恋爱，也想保留一点面子。他的父亲可能完全已经适应了，但他还没有适应。他的日常生活让他意识到他的职业是羞耻的，是被别人看不起的。这是我们的行为给他的这样一个理解。所以他才满脸羞愤。后来一直想采访他，但是他一直不愿被采访，最后还是通过他的父亲和他聊了一会儿。聊天时，我就发现他其实非常活跃，他在他的年轻小老乡里面是一个头儿。他在我面前非常沉默，不愿意多讲，但是他跟他们那些同伴们打电话的时候，非常地斩钉截铁，说话也非常利索，带指令性，完全两面的。
　　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说他们没素质。素质是培养出来的。我们生活如果没有给他们空间培养素质，他是没办法有素质的。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修身养性，因为我们有这个空间，有这个时间。但是这些“蹬三轮的”，他们是没有空间和时间的。并且他们是不断被羞辱的，就像我的大堂哥一样。所以，他用他的方式来反抗。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包含了我们的文化，那些农民其实就是我们文化的实体，是活的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你要首先看到人，其次才是物，有人有物之后才是生活。文化的内部一定包含人的存在，就像我们的村庄。村庄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村庄永远是破败的。哪怕盖了一千个好的房屋，它依然是废墟，因为没有人生活。
　　2008年，奥运会有一个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非常有问题的，它背后就包含一个对立的隐性理解：农村是相对落后的。这包含的歧视是非常致命的，如果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里面，不包含我们的文化传承，不包含我们的人，不包含我们独特的语言，不包含我们建筑，那何来传统？我们建的都是一样的灰色楼房，我们走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楼房最整齐，全是一模一样的。
　　当我们在重新构建我们城市空间的时候，也许不一定都要建高档小区、高级商场，我们为最普通人留下一个角落。因为普通人的生活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生活。但为什么城市打工者或农民工被作为“低端人群”？还是因为他们达不到我们成功学的标准，他们的价值不够大。这又回到我的开头，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按照成功与否来分门别类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当代生活最根本的弊病。
　　在对城市的发展制定政策的时候，如果能考虑到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我想这个城市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面目。所以，从内心深处，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也许一切都还应该再认真思考一下，也许还可以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