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新鞋你要是不穿，终其一生也不知道合不合脚。
　　1987年1月，我新兵训练结束后，从四川广元来到眉山市，进入一支英雄的部队。和我一起分到班里的还有另外两名战友，其中一名姓曾。小曾很机灵，很热情，高高帅帅的。他是四川仁寿县人，家离部队驻地很近。
　　每逢周末，小曾的妈妈会从仁寿赶来探望他看。那是一位非常慈善的老人。我和小曾的关系特别好，他妈妈来了，我便会让母子俩坐着好好聊聊天，而我则是跑前跑后地倒茶、端水、打饭，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在远离家乡和家人的异地，小曾和他妈妈亲情温暖、慰藉着我的心。这样一来二去的，大家都熟络了。
　　记得有一次，曾妈妈来了以后，拉着我的手不让走，叫我陪她聊聊天。其实，我也不想走，就顺势坐到了曾妈妈身边。曾妈妈开始问我家长里短，我实话实说，告诉她我家里贫穷，真不知道当几年兵回去以后，该做点儿什么事情，也许连找媳妇都成了难事。我们家乡当兵回去的，有好几个都成光杆司令了，大家见面以后还相互敬礼，打趣说：“司——令——好！”阿姨听后哈哈大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次走后，第二个周四便收到一封来信，地址是：四川省仁寿县清水乡元坝村四组。我打开信一看，字迹娟秀、工整，有两页纸。后边落款是曾妈妈的名字。信的大意是，阿姨特别喜欢我，说我做人做事稳重，今后一定会做出很大的成绩来。同时介绍说她还有个女儿，比我战友小1岁（我战友当时19岁），正在上技校，毕业后还可以找个工作。如果我今后想在四川安家的话，他们会帮我把家安得妥妥的，让我好好生活。看完信，我整个人像是飞起来了一样，走路的姿势都有点儿飘飘悠悠的。感觉地球突然变得太小了，天空也变得太蓝了。脸上仿佛有千只蚂蚁在爬。
　　要知道，在我们贵州大山里讨个媳妇，比登天还难。
　　这事我一直憋在心里，没有跟小曾讲，也不好意思讲。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又是一个周末，曾妈妈带着女儿来到部队。两个人说是来看望小曾的，我却猜想她们可能是来看我的。我的心忍不住一阵一阵狂跳不止，思维和身体在那一刻，不知道往哪儿安放才妥当。走出门又绕回来，回来又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别说坐下来，整个人风摆杨柳似的，完全不是平时训练的水平。一心想说句话展示一下自己的魅力，嘴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粘着，吐不出半个字来。整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圈一圈地转着，怎么也转不出兴奋、激动、忐忑、不安的漩涡。我搜肠刮肚，拼命地回想平日里抄录在学习笔记上的能够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的话，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彻底失忆
　　经过曾妈妈的一番介绍，我知道她的名字叫曾娟。曾娟的身高171厘米，站起来感觉比我高（我174厘米）。脸型长得像赵雅芝。她没有化妆，但是，肌肤白皙，水灵透亮。嘴唇上一抹天然红，比唇膏的颜色还正。笑起来，腮的两边还略带小酒窝，好像可以装下腼腆。一排整齐的牙齿，白得没有污染，很是晃眼睛。直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透露着文化人的内涵。两只黑莓子一样的大眼睛在镜片后面“忽闪、忽闪”地启合，带着羞涩的穿透力。她想看我，但是又不好意思正眼多看，憋得一张俏脸如同桃花般嫣红。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没有绑扎，瀑布般紧贴着后背顺下，畅意又畅爽的样子。她穿着一身淡灰色的小翻领套装，领口处露出雪白衬衣，显得干净而雅洁。她的话不多，只是轻轻浅浅地笑，整个人看起来，既稳重又漂亮。
　　我想我得抓住这次机会，留住这位姑娘。我鼓足勇气，闷头来了一声：“你好！”
　　她愣了一下，羞红了脸，低下头轻轻地回了一句：“你好！”
　　我像是遭到雷电的击打，瞬间就蒙了。再说啥呢？我只能沉默。这沉默像一块石头沉入大海，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把石头捞起来！半晌，我忍不住又说了一句：“你读技校啊？”她“嗯”了一声，问：“你怎么知道我读技校的？”
　　我心里一惊：看来曾妈妈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告诉曾娟啊！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的问题，忍不住去看坐在一边的曾妈妈。曾娟也感觉到了什么，目光也投向母亲。曾妈妈有点不好意思，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微笑着说：“我向程勇介绍的。”
　　曾娟认认真真地看了我一眼，娇羞地笑道：“你们训练好苦啊，脸都晒得黑黑的。”说这话时，她的语调轻如细丝。“是的，我们每天都要训练，不管刮风下雨。”就在这样断断续续的对话中，已经快到中午饭时间了，我极殷勤、极主动地跳起来，说：“阿姨，你们先聊，我去打饭。您想吃什么？”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吃啥？不就是食堂里做的那几样饭菜吗？真是越不想丢人，越丢人！好在曾妈妈和曾娟没有难为我，说吃啥都行。倒是小曾，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笑。
　　吃过午饭，曾妈妈和曾娟要回去了。我和小曾送他们到营区外的公路上搭车，临别时，阿姨对我和曾娟说：“你们今后用书信联系吧！”
　　曾娟搀扶着妈妈乘上公共汽车，很快就消失在公路的尽头。小曾叫了我两次见叫不动，扔下我走了。我在原地足足呆痴了半个小时，才恍恍惚惚回到营区。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日子像宿醉一样倒着过，感觉我这辈子打光棍的可能性为零了。做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像是亲吻啊、拥抱啊之类的，频频出现在梦里。白天总是心神不宁，直接影响着训练。一天晚上，连队点完名以后，指导员讲话：“依据条令规定，坚决禁止士兵在部队驻地谈恋爱，如果有人膽敢违反，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一听，心里惊慌起来，感觉指导员像是在说我一样。我想，既然部队有规定，我就得坚决执行。况且我才当兵第一年，年纪轻轻的，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和学习？后来的几天，我心里一直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经过再三的权衡之后，我决定给曾妈妈写封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现在还年轻，不想谈恋爱。信寄出去以后，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责和不安。我担心她会生气，失望，不原谅我。她老人家是给了我母爱的人啊！几天之后，我收到曾妈妈的回信。她说没关系的，谈恋爱又不要你们现在就结婚，可以等退伍后再成家。如果你有勇气承接，那你就坚持到最后。看着回信，我忽然觉得，岁月的航船正绕过我青春期的最后一个岬角，美好的明天正向我走来。 　　就这样，每个星期天，她们母女俩都要来部队看望小曾和我这个未来的家人。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在小曾的掩护之下，享受着甜蜜的亲情和爱情。她们每次来都要给我带一些吃的食品或者布鞋之类的东西，我照单全收。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是一年。第二年我当上班长，工作比以前更忙了，没有更多时间写信。曾娟每个星期都有信来，那些娓娓话语，温暖着我的心。又是一个星期天，曾娟和阿姨来看我俩，给我带来了一件她自己编织的绿色毛衣。捧着毛衣，我高兴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从小到大，我就不曾穿过毛衣。所有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在我的诗歌和文章中，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贫穷”。可见，贫穷在我的记忆里是多么深刻。多年以后，那件毛衣，在我休假回家时，我母亲清洗干净放在木箱子里，直到今天。
　　我和曾娟倾心相爱以后，曾媽妈便不再经常到部队了，只有曾娟每个星期来看望我和她哥哥。少女情怀总是诗，曾娟也不例外。她打着看望小曾的旗号到部队，其实是来看我。如果足够细心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她的眼神中发现难以掩饰的炽烈和依恋。所以，她每次来部队，我都是喜忧参半。我渴望见到她，又担心被领导觉察。我们俩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在连队宿舍后边的晒衣场上偷偷摸摸地简单交谈一阵儿就依依不舍地分开。每次她离开的时候，我都要和小曾一起送她。我的心里饱尝着甜蜜的苦涩。哪得人间双全法，不负使命不负她？
　　1989年3月，我留在营区带新兵，小曾随部队去外地执行任务了。她依然每个星期天来看我，我越来越害怕这事被领导知道。所以她每次来，我都讲，你别来了，我们部队有规定，如果领导知道了，我会被处理……终于有一次，她噙着眼泪走了。小曾归队以后，她也很少来。偶尔收到她的来信，也不似从前那般热情。
　　她最后一次来看我，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吃完晚饭后，班里的战士们问我：“班长，是你的女朋友啊？好漂亮哟！”我哪里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我战友的妹妹。曾娟的脸上立刻笼罩了无边的失望。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她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只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心里着急呀！连队哪有她住的地方！一个班13名战士，分两个房间，全是通铺。况且，一个女孩来部队住，这不更引起领导对我的注意和不满吗？我的心里在渴望她走，也在渴望着她留。无边的矛盾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是谁说过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可以平复一切冲动？反正，那一天的那一时刻，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时间暂时平复了冲动，却加深了挫败感。最终我还是轻轻说了声：“送你走吧，曾娟，时间不早了。”
　　她慢慢起身，我送她到部队外的公路上搭车，一路上我看见她一直在擦眼泪。嘴唇翕动着，好像有话要说，却一直没有说出口。
　　“别哭了，曾娟。”我只能用如此空乏的词语来劝慰她。
　　她上车了。她一直在哭。她在伤心的哭泣中离开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她，我就去看汽车。
　　汽车在黄昏中顺着公路越走越远，最后，缩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在一个冷清的下午，我收到她的来信。“程勇：我非常理解你们部队的规定，也理解你的心情，今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你多保重……”
　　看着信，我的心像一台破旧的机器轰然散架。我知道一切的诠释已经再无必要，青春年少的我无力也无法留住我的爱情。我抬头望着天空，太阳锋芒毕露，逼迫我流下苦涩的泪水。
　　许多年过去了，在一片灿烂星空下，我偶尔会轻轻念出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