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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区域与城乡互动发展的纽带之一，是统筹西北地区区域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还需分析清楚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点，然后进行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模式选择，提出相应的农村城镇化、培育西北4个城市群带、大尺度的空间转移三种措施，设计出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的移制度保障。
关键词：城乡统筹；城市化；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3－0025－04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三省二区，是我国目前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贫困面相对较广。当前这些地区除了面临贫困以外，还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三农”问题严重、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是“五个统筹”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首先面临的挑战。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自然环境恶劣，荒漠化占国土面积的1/4，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人口和城镇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并且集中在有效的承载空间——绿洲上，即依托于绿洲农业发展起来的绿洲城镇是干旱与半干旱地区人类活动最为集中、人地关系最为敏感的区域。［1］
如何在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下统筹西北地区城乡发展，从而协调我国区域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帮助西北农村人口摆脱高度贫困，有利于保护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更好地建设西北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加速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和谐发展。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转移是区域与城乡互动发展的纽带之一，通过积极引导与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加速城乡与区域发展，尤其是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发展，可以说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统筹西北地区区域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点分析
（一）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基数大，转移速度慢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人口快速增长期。1949-1982年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5.96‰，高出全国同期水平37.6个百分点。1982-1999年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5.37‰，但人口增长速度仍高出全国同期水平14.6个百分点。［2］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导致西北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西北人口占全国的6.88%，到2004年，已上升到7.23％。按目前生育水平估计，2015年西北地区人口总量将突破１亿。1997年，西北五省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为2 426.8万，2004年为2 423.7万，只减少了3.1万，可见西北地区近些年第一产业人数基本保持不变，转移速度比较缓慢。
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西北五省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平均为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量的农牧民滞留在土地上，在基本消费需求和发展性消费需求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对土地、草场等农牧业资源的作用强度日趋加大，从而加重了资源的负荷，进而使西北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可见，西北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转移一部分农业人口，才能解决环境问题。
表12004年底西北地区三产从业人数万人
（二）以二、三产业为主的西北地区城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城市作为二、三产业的聚集地，必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城市化进程的演进，出现劳动力的空间移动。这是由著名的“配弟——克拉克定理”所决定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3］经典的理论是没有错的，但在现实中，关键是西北地区的城镇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大部分缺乏活力，在市场经济“效益优先”的利益驱使下，除了国家在“兼顾公平”原则下的项目援助和财政转移外，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下，很难吸引到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另外，西北地区城市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城市比较分散，城市之间联系性不强，在城市竞争上不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及“环渤海”能够发挥聚集优势，西北城市主要是“单打独斗”，而21世纪将预示着城市单独发展时代的结束，未来的竞争将是城市群、城市带及城市密集区之间的竞争。因此，基于竞争力分析，未来西北地区城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三）少数民族人数众多，固有的民族习惯与风俗不利于转移
西北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共有47个民族成份，从地域空间上看，新疆的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哈密等城市和屯垦区，少数民族按人数多少依次是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民族；甘肃少数民族有回族、藏族、东乡、裕固、保安、蒙古等，主要分布在临夏（回）、甘南（藏）两个自治州和肃北、肃南等县城；青海少数民族中以藏族和回族人口最多，藏族主要分布在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自治州，回族及土族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宁市及海东地区；宁夏主要以回族为主，主要分布在固原、银南两个地区；陕西少数民族分布较少，回族主要分布在关中、陕南各城市中。［4］民族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由于少数民族人们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己经习惯于当地的生活条件，即使是比较恶劣的地区，倘若在没有外界巨大刺激（包括经济刺激、环境刺激、政策刺激等）的条件下，一般他们是不会主动迁移的。
（四）劳动力素质比较低，自身方面的因素限制了劳动力转移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大部分城市产业结构将面临调整和升级，这就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低素质的劳动力将越来越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自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据统计，2004年甘肃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有3 214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近千人，在西北五省区位居倒数第一位；全国文盲半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0.95%，西北五省区中文盲半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为：陕西11.91%，甘肃20.33%，青海23.45%，宁夏17.57%，新疆6.94%，可见在西北五省区中除新疆外，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人力资源不仅仅包括高级人才，也包括初级、中级人才。目前在西北这样特定的环境下，我们要纠正“只有精英才是人才”这种认识的偏向，必须使整个社会劳动力基础素质普遍得到提高，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劳动力素质的差距，从而盘活劳动力流动市场。
二、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模式选择
（一）农村城镇化，劳动力就近转移
农村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村城镇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因此，推进农村城镇化健康发展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途径。
西部地区的农村城镇化要注意三点：首先要看这个城镇是否具有“宜居性”，城镇发展一定要顺应自然条件，选择相对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对虽有基础设施建设或重要矿产开采，但自然条件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仍不宜作为重要的城镇发展区，将来也就不能担当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其次，必须说明，西北地区并不是所有的小城镇地区都可以采取农村城镇化的战略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如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对“孪生姐妹”一样，小城镇发展只有得到产业的支持，才能够发挥集聚作用，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西部地区有些地区在市场经济宏观背景下，没有农村城镇化的可能，因此这些地区不主张采取农村城镇化模式。另外，西北地区的农村城镇化也不宜采取“沿海”模式，假如西北地区小城镇工业“遍地开花”，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将迅速恶化，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二）积极培育西北4个城市群带，加速人口集聚作用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受自然条件特别是水资源的限制，城镇空间的分布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形成人口高度聚集的地域特征。西北地区城市主要分布在以下4个区域：（1）新疆天山北麓山前绿洲分布区，东起木垒，西至乌苏；（2）银川平原区域；（3）兰州—西宁区域；（4）关中地区。这些地区是现在及将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要积极培育以各区域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合理分布的城镇体系，共享城市及区域的各项资源。充分发挥以上4个城市群带的城镇集聚能力，吸纳当地的剩余劳动力。
（三）劳动力“打工东南下”，采取大尺度的空间转移
发展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在本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只要没有强制力的因素阻挠，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在相当时期里势在必然，并成为剩余劳动力寻找新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5］因此，在目前西北地区城市普遍不能对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吸纳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从西北流向东南沿海这种大空间的转移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市场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必然规律。当然，相当一段时间内，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侯鸟”式的迁徙，这种迁徙对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保障
（一）在西北地区建立便捷方便的“转移通道”
“转移通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建立方便快捷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使得劳动力能够方便快捷的出行；二是指建立完善的城镇就业服务体系，形成包括信息发布、就业咨询、职业介绍、跟踪服务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及时向劳动者提供信息，减少盲目流动。
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必须要以资金做依托。由于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现实，各级劳动部门也没有投入较大人力、资金来进行日常培训、就业咨询、职业介绍、跟踪服务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因此，国家应该进一步让“东部反哺西部”，加大财政转移力度，设立专项资金进行建设。
（二）从“打工东南下”到“孔雀东南飞”，积极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体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多•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则是贫困的关键”。［6］西北地区人口无论在素质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必须提高西北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使劳动力成为一技之长的“孔雀”，才有可能使他们不像“侯鸟”一样往返迁徙，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西北地区人口数量，这也是从根本上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
西安作为西北地区城市的“龙头”，地处亚欧大陆桥中段，在西北地区城市中优势明显，具有东联西进的地缘优势，而且西安也是教育资源比较强的城市之一，因此，国家应该把西安打造成西北劳动力转移的“加工基地”，起到“劳动力聚核”的作用，积极发展各种面向市场辐射东南沿海城市的职业培训机构，树立“西安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市场的第一极”市场品牌，形成面对沿海企业的“定单式培训”，走“培训主导型”的转移模式。
（三）给剩余劳动力公平的发展机会，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农村内部讲，中央明确提出土地家庭联产责任制30年不变，土地就是农民工的“最低社会保障”，假如他们在城市不能立足与发展，就会重新回到土地上。当然，从长远看，这不利于农民工的真正转移，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劳动力的真正转移呢？笔者认为只有从城市内部来解决，除了解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外，最重要的还是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同工不同酬，工种受限制，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拖欠工资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这些问题各媒体上均有大量报道。因此国家必须出台相应的强制政策，制定农民工从事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让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四）打造“鲤鱼跳农门”的平台，完善西北地区农村义务教育
一些没有转移的劳动力仍然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同时，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实现“鲤鱼跳农门”，去城镇生活和工作。可以说，那些贫穷地区的农村儿童不是智商低，而是在“人生起跑线”上已经输了。可见，加快普及西北地区义务教育，使西北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享有同东部地区的孩子一样“公平”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从长远看，这是转移人口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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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统筹；城市化；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3－0025－04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三省二区，是我国目前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贫困面相对较广。当前这些地区除了面临贫困以外，还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三农”问题严重、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是“五个统筹”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首先面临的挑战。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自然环境恶劣，荒漠化占国土面积的1/4，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人口和城镇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并且集中在有效的承载空间——绿洲上，即依托于绿洲农业发展起来的绿洲城镇是干旱与半干旱地区人类活动最为集中、人地关系最为敏感的区域。［1］
如何在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下统筹西北地区城乡发展，从而协调我国区域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帮助西北农村人口摆脱高度贫困，有利于保护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更好地建设西北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加速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和谐发展。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转移是区域与城乡互动发展的纽带之一，通过积极引导与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加速城乡与区域发展，尤其是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发展，可以说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统筹西北地区区域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点分析
（一）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基数大，转移速度慢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人口快速增长期。1949-1982年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5.96‰，高出全国同期水平37.6个百分点。1982-1999年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5.37‰，但人口增长速度仍高出全国同期水平14.6个百分点。［2］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导致西北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西北人口占全国的6.88%，到2004年，已上升到7.23％。按目前生育水平估计，2015年西北地区人口总量将突破１亿。1997年，西北五省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为2 426.8万，2004年为2 423.7万，只减少了3.1万，可见西北地区近些年第一产业人数基本保持不变，转移速度比较缓慢。
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西北五省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平均为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量的农牧民滞留在土地上，在基本消费需求和发展性消费需求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对土地、草场等农牧业资源的作用强度日趋加大，从而加重了资源的负荷，进而使西北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可见，西北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转移一部分农业人口，才能解决环境问题。
表12004年底西北地区三产从业人数万人
（二）以二、三产业为主的西北地区城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城市作为二、三产业的聚集地，必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城市化进程的演进，出现劳动力的空间移动。这是由著名的“配弟——克拉克定理”所决定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3］经典的理论是没有错的，但在现实中，关键是西北地区的城镇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大部分缺乏活力，在市场经济“效益优先”的利益驱使下，除了国家在“兼顾公平”原则下的项目援助和财政转移外，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下，很难吸引到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另外，西北地区城市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城市比较分散，城市之间联系性不强，在城市竞争上不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及“环渤海”能够发挥聚集优势，西北城市主要是“单打独斗”，而21世纪将预示着城市单独发展时代的结束，未来的竞争将是城市群、城市带及城市密集区之间的竞争。因此，基于竞争力分析，未来西北地区城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三）少数民族人数众多，固有的民族习惯与风俗不利于转移
西北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共有47个民族成份，从地域空间上看，新疆的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哈密等城市和屯垦区，少数民族按人数多少依次是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民族；甘肃少数民族有回族、藏族、东乡、裕固、保安、蒙古等，主要分布在临夏（回）、甘南（藏）两个自治州和肃北、肃南等县城；青海少数民族中以藏族和回族人口最多，藏族主要分布在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自治州，回族及土族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宁市及海东地区；宁夏主要以回族为主，主要分布在固原、银南两个地区；陕西少数民族分布较少，回族主要分布在关中、陕南各城市中。［4］民族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由于少数民族人们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己经习惯于当地的生活条件，即使是比较恶劣的地区，倘若在没有外界巨大刺激（包括经济刺激、环境刺激、政策刺激等）的条件下，一般他们是不会主动迁移的。
（四）劳动力素质比较低，自身方面的因素限制了劳动力转移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大部分城市产业结构将面临调整和升级，这就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低素质的劳动力将越来越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自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据统计，2004年甘肃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有3 214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近千人，在西北五省区位居倒数第一位；全国文盲半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0.95%，西北五省区中文盲半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为：陕西11.91%，甘肃20.33%，青海23.45%，宁夏17.57%，新疆6.94%，可见在西北五省区中除新疆外，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人力资源不仅仅包括高级人才，也包括初级、中级人才。目前在西北这样特定的环境下，我们要纠正“只有精英才是人才”这种认识的偏向，必须使整个社会劳动力基础素质普遍得到提高，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劳动力素质的差距，从而盘活劳动力流动市场。
二、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模式选择
（一）农村城镇化，劳动力就近转移
农村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村城镇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因此，推进农村城镇化健康发展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途径。
西部地区的农村城镇化要注意三点：首先要看这个城镇是否具有“宜居性”，城镇发展一定要顺应自然条件，选择相对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对虽有基础设施建设或重要矿产开采，但自然条件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仍不宜作为重要的城镇发展区，将来也就不能担当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其次，必须说明，西北地区并不是所有的小城镇地区都可以采取农村城镇化的战略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如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对“孪生姐妹”一样，小城镇发展只有得到产业的支持，才能够发挥集聚作用，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西部地区有些地区在市场经济宏观背景下，没有农村城镇化的可能，因此这些地区不主张采取农村城镇化模式。另外，西北地区的农村城镇化也不宜采取“沿海”模式，假如西北地区小城镇工业“遍地开花”，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将迅速恶化，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二）积极培育西北4个城市群带，加速人口集聚作用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受自然条件特别是水资源的限制，城镇空间的分布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形成人口高度聚集的地域特征。西北地区城市主要分布在以下4个区域：（1）新疆天山北麓山前绿洲分布区，东起木垒，西至乌苏；（2）银川平原区域；（3）兰州—西宁区域；（4）关中地区。这些地区是现在及将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要积极培育以各区域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合理分布的城镇体系，共享城市及区域的各项资源。充分发挥以上4个城市群带的城镇集聚能力，吸纳当地的剩余劳动力。
（三）劳动力“打工东南下”，采取大尺度的空间转移
发展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在本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只要没有强制力的因素阻挠，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在相当时期里势在必然，并成为剩余劳动力寻找新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5］因此，在目前西北地区城市普遍不能对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吸纳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从西北流向东南沿海这种大空间的转移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市场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必然规律。当然，相当一段时间内，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侯鸟”式的迁徙，这种迁徙对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保障
（一）在西北地区建立便捷方便的“转移通道”
“转移通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建立方便快捷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使得劳动力能够方便快捷的出行；二是指建立完善的城镇就业服务体系，形成包括信息发布、就业咨询、职业介绍、跟踪服务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及时向劳动者提供信息，减少盲目流动。
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必须要以资金做依托。由于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现实，各级劳动部门也没有投入较大人力、资金来进行日常培训、就业咨询、职业介绍、跟踪服务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因此，国家应该进一步让“东部反哺西部”，加大财政转移力度，设立专项资金进行建设。
（二）从“打工东南下”到“孔雀东南飞”，积极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体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多•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则是贫困的关键”。［6］西北地区人口无论在素质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必须提高西北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使劳动力成为一技之长的“孔雀”，才有可能使他们不像“侯鸟”一样往返迁徙，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西北地区人口数量，这也是从根本上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
西安作为西北地区城市的“龙头”，地处亚欧大陆桥中段，在西北地区城市中优势明显，具有东联西进的地缘优势，而且西安也是教育资源比较强的城市之一，因此，国家应该把西安打造成西北劳动力转移的“加工基地”，起到“劳动力聚核”的作用，积极发展各种面向市场辐射东南沿海城市的职业培训机构，树立“西安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市场的第一极”市场品牌，形成面对沿海企业的“定单式培训”，走“培训主导型”的转移模式。
（三）给剩余劳动力公平的发展机会，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农村内部讲，中央明确提出土地家庭联产责任制30年不变，土地就是农民工的“最低社会保障”，假如他们在城市不能立足与发展，就会重新回到土地上。当然，从长远看，这不利于农民工的真正转移，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劳动力的真正转移呢？笔者认为只有从城市内部来解决，除了解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外，最重要的还是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同工不同酬，工种受限制，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拖欠工资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这些问题各媒体上均有大量报道。因此国家必须出台相应的强制政策，制定农民工从事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让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四）打造“鲤鱼跳农门”的平台，完善西北地区农村义务教育
一些没有转移的劳动力仍然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同时，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实现“鲤鱼跳农门”，去城镇生活和工作。可以说，那些贫穷地区的农村儿童不是智商低，而是在“人生起跑线”上已经输了。可见，加快普及西北地区义务教育，使西北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享有同东部地区的孩子一样“公平”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从长远看，这是转移人口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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