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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让胡耀邦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耀邦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
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耀邦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耀邦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耀邦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怀疑毛泽东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耀邦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大多是站在胡耀邦的一边。
叶剑英和邓小平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正就是必然。
胡耀邦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耀邦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耀邦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耀邦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耀邦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
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做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春天，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耀邦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在1979年，邓小平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耀邦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耀邦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回忆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央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耀邦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耀邦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左、右”周旋：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耀邦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耀邦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予中央的支持。这份承“上”启“下”、“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耀邦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包产到户”。
其时胡耀邦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耀邦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耀邦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地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耀邦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耀邦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耀邦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之后，胡耀邦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耀邦的肯定。
尊重人的需求：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耀邦在陕西任省委书记，他在大学里讲话说，“男女关系问题怎么能是阶级斗争呢？男女就是有关系啊，我们反对的是生活腐化堕落。”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很多地方还在“以粮为纲”，而江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种粮食收的没有种子多，胡耀邦说，种柑橘吧，退田还林。他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称为“盲流”，有人主张“清走”，胡耀邦回应说，人口流动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耀邦看来，一个社会，应允许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样性，比如对美好和快乐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1980年的剧本创作会上，胡耀邦甚至在讲话时激动地站起来，“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总书记后，胡耀邦曾专门表态说，“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他说，“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时人们对穿着和发式还很敏感，曾经出现过纠察队员满大街剪喇叭裤的情况。满妹回忆说，自己的二嫂烫了头发，回家吃饭时问：“头发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说：“可以嘛。”
胡耀邦提倡女孩子化妆，穿裙子。为了做表率，胡耀邦带头穿西装。当流行歌曲刚在内地流传时，有人颇有微词，就像率先穿西装一样，胡耀邦又在中央率先表态，“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他在火车上把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抄下来，回家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唱。
1983年，中国开展了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时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发现了一张袒胸露背的照片，后来发现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耀邦听闻后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给搞掉了。胡耀邦召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人谈话，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多年后，这些都已经变成中国最正常不过的认识。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耀邦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耀邦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耀邦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让胡耀邦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耀邦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
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耀邦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耀邦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耀邦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怀疑毛泽东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耀邦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大多是站在胡耀邦的一边。
叶剑英和邓小平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正就是必然。
胡耀邦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耀邦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耀邦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耀邦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耀邦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
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做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春天，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耀邦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在1979年，邓小平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耀邦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耀邦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回忆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央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耀邦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耀邦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左、右”周旋：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耀邦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耀邦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予中央的支持。这份承“上”启“下”、“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耀邦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包产到户”。
其时胡耀邦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耀邦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耀邦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地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耀邦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耀邦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耀邦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之后，胡耀邦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耀邦的肯定。
尊重人的需求：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耀邦在陕西任省委书记，他在大学里讲话说，“男女关系问题怎么能是阶级斗争呢？男女就是有关系啊，我们反对的是生活腐化堕落。”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很多地方还在“以粮为纲”，而江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种粮食收的没有种子多，胡耀邦说，种柑橘吧，退田还林。他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称为“盲流”，有人主张“清走”，胡耀邦回应说，人口流动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耀邦看来，一个社会，应允许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样性，比如对美好和快乐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1980年的剧本创作会上，胡耀邦甚至在讲话时激动地站起来，“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总书记后，胡耀邦曾专门表态说，“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他说，“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时人们对穿着和发式还很敏感，曾经出现过纠察队员满大街剪喇叭裤的情况。满妹回忆说，自己的二嫂烫了头发，回家吃饭时问：“头发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说：“可以嘛。”
胡耀邦提倡女孩子化妆，穿裙子。为了做表率，胡耀邦带头穿西装。当流行歌曲刚在内地流传时，有人颇有微词，就像率先穿西装一样，胡耀邦又在中央率先表态，“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他在火车上把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抄下来，回家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唱。
1983年，中国开展了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时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发现了一张袒胸露背的照片，后来发现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耀邦听闻后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给搞掉了。胡耀邦召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人谈话，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多年后，这些都已经变成中国最正常不过的认识。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耀邦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耀邦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耀邦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