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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里，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热映，大有延续数年前“微博打拐”舆论热潮之势，再次引发民间对“打拐”、“寻找失踪儿童”等社会议题的关注。
电影人与影迷们或许更乐于讨论公益行动中的感人故事，但在学术界、公益界等业内人士看来，一个个鲜活的公益行动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情怀。在关注打拐行动的同时，他们也关注这现代公益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当下，风云变幻，众说纷纭，现代公益的走向并不明晰。
10月19日，在广东一家NGO（天祥关爱）的成立典礼上，本刊记者见到了数年前因发起微博“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而为人所熟知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聊起了他的观影感受、公益初心以及他对国家宏观政策、公益发展趋势的看法。
给《亲爱的》挑刺，买卖应该同罪
中国财富：以拐卖儿童为主题的电影《亲爱的》最近很受欢迎，你看了吗？感觉如何？
于建嵘：我专门去看了这部电影，感觉还可以。它把人性激发了出来，使人们关心这个问题。原来中国从来没有把拐卖失踪儿童当回事，当它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通过回忆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这很好，而这个片子的意义在于再一次唤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中国财富：在你看来，电影里关于寻找拐卖儿童的呈现是否写实？与你在打拐中遇到的情况一样吗？
于建嵘：还是比较写实的，真实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电影里说到被拐卖儿童的家长自发组成了一个团队，互相帮助去找小孩，在现实中，我们的志愿者也帮助了很多家长成立了这种组织，比如我们的“寻子之家”。
中国财富：如让你给这部电影挑刺的话，你有什么看法？
于建嵘：关于打拐，我们一直倡导“买卖同罪”。我们强调的是法律的一面，强调没有买就没有卖，如果同意买、同情买的话，我觉得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个片子恰恰反映了人性的一面，它同情买孩子的家长。作为艺术表现来说，我觉得是挺好的，但在现实倡导中，我觉得还是不能同情买家。
中国财富：从政策倡导层面，你认为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打拐？
于建嵘：首先，要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丢了孩子马上去救，一发生问题就要马上迅速采取行动。这一点现在做得不够，社会的联合快速配合行动欠缺。中国有最严格的户口管制制度，但也有很大的漏洞，所以有那么多失踪儿童。美国曾经因为三个儿童的失踪案例而修改整个政策，目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一旦出事，所有的部门都会马上行动起来，高速公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会立即介入，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太重视这个问题。
其次，要建立儿童的数据库，不是建立丢了的孩子的数据库，而是建立所有孩子的数据库，出生之后就要建立数据库。但是这个有争议，有人认为它侵犯了隐私。如果公安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商业利益。但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买家进行严打是没有争议的。
这个社会需要公益
中国财富：近几年你本人越来越多地关注、参与公益活动，身体力行，对你而言，又是如何理解“公益”的？
于建嵘：我认为公益对中国社会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个社会需要一个社会文化活动，而所谓的公益活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社会文化的不足，这是我理解的公益。我这几年一直在关心社会公益，不是因为我本人有多大的财力或者多大的爱心，我更多的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理解公益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中共执政前三十年搞阶级斗争，激发了人性斗的一面；后三十年以钱为纲，肯定了人性贪的一面。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更需要有平等竞争、守规包容的精神文化。这在西方国家，靠新教伦理。而在我们这个普遍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靠什么？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人性呼声的活动，越来越需要对讲究包容、讲究平等的公益活动的理解，我们需要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股力量，我认为，杨斌的天祥关爱体现了这个理念。她觉得在这个社会没有绝对的敌人，当今天她的被告人犯法了，我们不应该把他作为人性的一面抛开，这种对人性的关爱，就是公益。
我特别高兴参加天祥这个活动，杨斌邀请我担任顾问的时候，我说，做好事的人很多，但能够从社会基本理念理解公益的人不多。对公益要有更高的认识，这个认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转型、对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支持她，我当然要支持她。
中国财富：有学者认为，公益领域相对离政治远一些，不那么敏感；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于建嵘：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信心，法治是大势所趋。我对公民社会的前景是看好的。不用怕，该做的还是做，该说的还是说。
判断政治，要从执政者的核心利益出发。解释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即“凭什么执政”，有四种方法，一是打天下坐天下；二是权力来源于上天，皇权；三是家国天下，血缘；四是所谓民主。理解了这个问题，你就能理解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新一届政府必须大力推进改革，特别需要民意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方向可能有点模糊，但大的方向不会变。
电影人与影迷们或许更乐于讨论公益行动中的感人故事，但在学术界、公益界等业内人士看来，一个个鲜活的公益行动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情怀。在关注打拐行动的同时，他们也关注这现代公益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当下，风云变幻，众说纷纭，现代公益的走向并不明晰。
10月19日，在广东一家NGO（天祥关爱）的成立典礼上，本刊记者见到了数年前因发起微博“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而为人所熟知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聊起了他的观影感受、公益初心以及他对国家宏观政策、公益发展趋势的看法。
给《亲爱的》挑刺，买卖应该同罪
中国财富：以拐卖儿童为主题的电影《亲爱的》最近很受欢迎，你看了吗？感觉如何？
于建嵘：我专门去看了这部电影，感觉还可以。它把人性激发了出来，使人们关心这个问题。原来中国从来没有把拐卖失踪儿童当回事，当它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通过回忆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这很好，而这个片子的意义在于再一次唤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中国财富：在你看来，电影里关于寻找拐卖儿童的呈现是否写实？与你在打拐中遇到的情况一样吗？
于建嵘：还是比较写实的，真实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电影里说到被拐卖儿童的家长自发组成了一个团队，互相帮助去找小孩，在现实中，我们的志愿者也帮助了很多家长成立了这种组织，比如我们的“寻子之家”。
中国财富：如让你给这部电影挑刺的话，你有什么看法？
于建嵘：关于打拐，我们一直倡导“买卖同罪”。我们强调的是法律的一面，强调没有买就没有卖，如果同意买、同情买的话，我觉得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个片子恰恰反映了人性的一面，它同情买孩子的家长。作为艺术表现来说，我觉得是挺好的，但在现实倡导中，我觉得还是不能同情买家。
中国财富：从政策倡导层面，你认为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打拐？
于建嵘：首先，要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丢了孩子马上去救，一发生问题就要马上迅速采取行动。这一点现在做得不够，社会的联合快速配合行动欠缺。中国有最严格的户口管制制度，但也有很大的漏洞，所以有那么多失踪儿童。美国曾经因为三个儿童的失踪案例而修改整个政策，目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一旦出事，所有的部门都会马上行动起来，高速公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会立即介入，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太重视这个问题。
其次，要建立儿童的数据库，不是建立丢了的孩子的数据库，而是建立所有孩子的数据库，出生之后就要建立数据库。但是这个有争议，有人认为它侵犯了隐私。如果公安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商业利益。但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买家进行严打是没有争议的。
这个社会需要公益
中国财富：近几年你本人越来越多地关注、参与公益活动，身体力行，对你而言，又是如何理解“公益”的？
于建嵘：我认为公益对中国社会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个社会需要一个社会文化活动，而所谓的公益活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社会文化的不足，这是我理解的公益。我这几年一直在关心社会公益，不是因为我本人有多大的财力或者多大的爱心，我更多的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理解公益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中共执政前三十年搞阶级斗争，激发了人性斗的一面；后三十年以钱为纲，肯定了人性贪的一面。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更需要有平等竞争、守规包容的精神文化。这在西方国家，靠新教伦理。而在我们这个普遍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靠什么？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人性呼声的活动，越来越需要对讲究包容、讲究平等的公益活动的理解，我们需要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股力量，我认为，杨斌的天祥关爱体现了这个理念。她觉得在这个社会没有绝对的敌人，当今天她的被告人犯法了，我们不应该把他作为人性的一面抛开，这种对人性的关爱，就是公益。
我特别高兴参加天祥这个活动，杨斌邀请我担任顾问的时候，我说，做好事的人很多，但能够从社会基本理念理解公益的人不多。对公益要有更高的认识，这个认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转型、对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支持她，我当然要支持她。
中国财富：有学者认为，公益领域相对离政治远一些，不那么敏感；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于建嵘：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信心，法治是大势所趋。我对公民社会的前景是看好的。不用怕，该做的还是做，该说的还是说。
判断政治，要从执政者的核心利益出发。解释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即“凭什么执政”，有四种方法，一是打天下坐天下；二是权力来源于上天，皇权；三是家国天下，血缘；四是所谓民主。理解了这个问题，你就能理解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新一届政府必须大力推进改革，特别需要民意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方向可能有点模糊，但大的方向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