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总感觉到班内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这不，班会课到了，是讨论“作业与学业”的话题，还是讨论“讲究卫生与夏季流行病”的话题呢?一直走到教室门口，我还在犹豫着。唉!干脆，让同学们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咱也“民主”一把。
　　刚进教室，我立刻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头：同学们—个个紧闭双唇，正襟危坐，目光一会儿射向我，—会儿又射向黑板，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我往黑板上一看，“我要打工”四个大字赫然入目。好啊!十几岁的毛孩子也想打工了!不过转念一想，也难怪学生。今年春节，打工族们回乡探亲，要么手拿一两千元的手机，要么开着私家车，得意的神情吸引着众多羡慕的眼球，就连我这个吃财政饭的教师也禁不住怦然心动，何况是这些年少幼稚的学生呢?
　　我快速思考着“怎么办”的同题。最后决定让大家发言。
　　“老师，我崇拜的偶像是比尔·盖茨，他旗下的微软公司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电脑产品公司。2005年他以500亿美元资产连续又一次坐上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头把交椅。我听说，比尔·盖茨为了打工大学没上完就退学了。我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我认为中学上完上不完也没有多大关系，比比尔·盖茨提前几年，也算是笨鸟先飞了。”
　　“老师，我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想算一笔账：上三年高中需要两万元，别说考不上大学，就是考上大学，四年，又得四万。毕业后找工作、买房子等等十万八万不说事儿；几加几不加也跟二十万说话了。我们家一年的总收入也就是万儿八千的，凑齐这笔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二十年。所以我想出去打工，一来可以省去这笔费用，二来又可挣些钱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在看似简单的数字后，隐藏着多么沉重的社会问题与教育问题呀!我想辩驳却又觉得难以张口。
　　“老师，我也想出去打工。”班里一位因治病家庭返贫的女同学也站起来说话了。“我妈是长期病号，为了看病家里值钱的东西早卖光了，还欠了一圈子债，我爸每天侍候着我妈……”她的声音有些变调了，“我想……我不出去打工俺家咋办呢?……”她呜呜地哭了起来，教室里一片唏嘘声，就连一向硬朗的我眼睛也湿润了。
　　再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了。
　　我也许可以用“天方夜谭”来打发第一位同学的豪言壮语，用“责任与义务”来应对第二位同学的现实主义，还可以用款款爱心来抚慰不幸的第三位同学。那么我用什么去直面他们还不太成熟的自立意识呢?“你们年龄还小，正是学习知识的好时候，等学好本领再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这样公式化的说教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怎么办?我的大脑在急速地转着圈儿。突然，脑子里电光一闪，我开口发问：“你们去打工，怎样才能比别人多挣钱呢?”
　　“学电脑!”“当老板!”“跟外国人做生意!”……一时间，教室里七嘴八舌，亢奋的话语里分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神气。
　　此时，我走到同学们中间，深沉地对他们说：“同学们，不管你们出于何种目的，你们都想到了打工——也就是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去创造生活，我很为你们高兴。打工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挣钱。那么，老师也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多挣钱，挣比别人多十倍甚至百倍的钱。能上福布斯富豪榜更好。但，是一”我拉长声音，“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比别人技高一筹。”
　　“不假!”“不假!你学电脑，英语学不好不行!”“你呢!跟外国人做生意不会英语更不行!你还得会谈判，掌握世贸规则哩!”……听着同学们的相互插科打诨，我知道他们已经领会了我的意思。
　　“同学们，尽管老师从心底里希望你们人人都能考上大学。但考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你们自己究竟要做些什么，一定要自己心中有数。大家说说吧!”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神情变得深沉、庄严起来。
　　“那么，请大家掏出日记本，把你所想的东西写下来吧!”我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仍然埋头“沙沙”地写着。我尽管不知道他们具体写了些什么，但相信这一节班会课要比讨论“作业与学业”或者“讲究卫生与夏季流行病”的话题更有意义。
　　第二天，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责编　若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