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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严重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日益加深,气候变化议题逐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由于气候问题具有影响面广、渗透性强的特点,其责任界定、任务分配将直接影响到各主权国家的重大利益布局,因此有关议题成为国际政坛利益角逐的矛盾焦点,导致国际环境合作困境。
本文首先对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地位进行了介绍,进而从利益集团、南北矛盾和主权壁垒三个角度对当前的国际环境合作困境进行了详尽解释,并通过“囚徒困境”的原理对国际环境合作困境的成因和实质进行了分析,最终指出:实现国际环境合作的前提是要建立公正客观的外部监督机制,明确合作回报和不合作成本,只有这样,有关国家才能真正从责任和道德出发,适当让渡主权,为谋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采取协调统一行动,从而有效缓解气候问题。
[关键词] 气候问题 国际环境合作及其困境 囚徒困境 国际关系
2009年12月7-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简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此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代表,包括119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然而,尽管与会各方都热切期望达成有效协议,此次大会最终仅以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黯然收场,毫无悬念,国际环境合作困境再一次呈现眼前。
一、气候变化议题逐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议程
由于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仍然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斗争就必然表现在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国际环境合作领域。气候问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极强的渗透性,“与一国尤其是大国的发展空间、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关系空前密切”,关系到主权国家的重大利益布局,因此,每一个涉及气候问题的多边场合,便成为众多主权国家利益博弈的角斗场,各主权国家不仅极力就气候变化议题本身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和主动权,而且,部分国家也企图借气候问题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施加更有利己方的影响,力求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严重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日益加深,气候变化议题逐渐占据了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针对气候问题进行的国际环境合作及其困境也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课题。
二、国际环境合作困境背后的政治内涵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内容,气候问题的有效缓解离不开最广泛充分的国际环境合作,而破解国际环境合作困境的关键,是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与政治格局形态的客观分析与正确判断。
(一)三大集团的利益之争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在对全球气候恶化将威胁全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命题取得共识的前提下,进一步明晰各方责任,量化减排任务,从而为在未来有效缓解气候问题制定协调各方行动的可行方案。然而,大会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与会各方为各自利益争论不休,拒不让步。
纵观与会的194个国家或地区,按照利益关切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利益集团,三者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现阶段发展目标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在气候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主张。
1、欧盟是国际环境治理最为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欧盟国家在低碳技术和绿色经济方面素来具有优势,部分欧盟国家也切实面临着气候变暖的威胁,因此,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一贯激进,其所制定的减排标准也最为严格。如此次大会,欧盟便承诺如果能够达成气候变化协议,以1990年排放水平为基准,欧洲将在2050年前削减高达95%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在2020年前将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不难看出,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积极态度除了环境治理本身的需求外,更明显表现出欲借气候问题在国际环境治理领域重新确立自己领导地位的企图。
2、以美国为首的多碳集团在减排目标上不愿承担更多责任
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是全球碳排放的主力军,但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不愿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以美国为例,尽管奥巴马上台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了一些积极努力,但其只承诺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17%,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4%,这与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工业化国家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5%-40%的目标相去甚远。原因不言而喻,美国相当一部分國会议员担心有关环境治理的国际承诺会给美国利益带来深刻损害,同时,“由于国防部是美国政府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实体,美国政府如承诺较大的减排目标或者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毫无疑问会影响美国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
3、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即七十七国集团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同时出于自身发展的压力,强调在国际环境治理上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在减排上承担更多的义务,一些贫困国家进一步期待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协助完成减排目标。
(二)南北矛盾仍根深蒂固
从这次大会部分发达国家的表现来看,其是否真正具有国际环境合作的诚意和决心,十分令人怀疑。
正当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艰难求索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地球早已不是几百年前的那个地球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消耗与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大量排放,已经使发展这一原本最为简单朴素的愿望与权利不得不陷入道义上的两难困境。发达国家一方面对自身在经济腾飞之初造成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一方面又片面强调发展中国家对环境造成的现时危害,试图遏制住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刚刚加速的脚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大量重工业和战争污染的跨国境转移、绿色贸易壁垒等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泛滥,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
一些专家认为,对绿色低碳经济制高点的争夺,将成为影响新世纪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低碳经济和绿色科技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但是资金和技术都集中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变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却是昂贵的替代能源和森严的技术壁垒,而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还日趋成为向发展中国家要价的条件,甚至被利用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其它领域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正企图依靠其在绿色经济上的优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从而在新一轮的实力比拼中占据先机,维持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哥本哈根硝烟弥漫的背后实质是根深蒂固的南北矛盾。
(三)主权壁垒难以突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框架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启动,全球环境治理作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内容被逐渐强化,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生效,更以法律形式对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做了量化规定。
显而易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任何国家,特别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再复制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工业化道路,在环境保护范畴内,主权国家的行为无疑会受到各种各样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组织、国际法规、制度、条约乃至国际舆论的干涉与监督,环境资源的公共性要求所有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国家让渡部分主权。另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关系到一国的能源结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与消费方式,会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综合竞争力和国家利益,因此,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又不可避免地与让渡主权的要求发生碰撞,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环境合作困境。
三、冲破政治樊篱,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即使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承认全球气候恶化这一事实,并愿意通过彼此真诚合作来减缓这一趋势,最终能否达成一个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也是不确定的。事实表明,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似乎已陷入现实版的“囚徒困境”。受经济理性驱使,根据趋利避害原则行事的“经济人”(在环境合作领域则扩大到任何经济实体、利益集团乃至民族国家),各行其是,互不合作,使人类陷入全球环境恶化的困境之中。不同于“囚徒困境”的是,在气候问题上并没有类似检察官这样超然世外的第三方,全体人类都成为被囚困于地球上的囚徒,也就是说,如果参与博弈的各方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仅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很有可能加速极端利己主义的泛滥和人类行为在气候问题上的倒退,最终威胁全人类的生存。
相反,如果参与博弈的各方都能够从道德角度出发,放弃对利益最大化的极端追求,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环境恶化这一问题,彼此合作,承担应尽的责任,履行切实的义务,可能看似愚笨的利他行为,最终反而能够促成真正的利己结果,挽救人类自身的共同命运。“任何互相指责、推卸责任都于事无补,为了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只有一条,那就是进行广泛持续的合作。”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没有国际监督和制度控制的外部环境下,如何协调各方统一行动?仅靠主权国家自觉让渡主权,放弃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显然是不现实的。对彼此履约诚意的怀疑会阻止每一个主权国家首先采取行动,相互等待的结果使得合作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所以,突破困境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信任机制。“因此,首要问题是设计出一种有效的刺激机制,促使有关方面合作。很明显,国际环境问题需要国际性的环境政策和刺激措施。”这就需要一个完全超脱于主权国家利益的第三方,一个强大的外部权威能够从公正客观的角度,来建设和维护信任机制,并配合以有效的违约惩罚机制,从而确保集体行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这一点上,联合国似乎应该发挥更加积极和切实的作用。
博弈论专家通过实验表明,在“重复博弈”案例中,“鼓励合作,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清楚地表明你愿意回报”。如果说,一次又一次的多边谈判场合,提供了就环境问题进行重复博弈的机会,那么,明确合作收益和不合作成本就变得至关重要,只有參与博弈的利益各方都能够清晰地表达合作的善意,全球人类的集体行动才会朝向更为有利的方向迈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将于2010年11月29日到12月10日在墨西哥举行,届时,人类将再一次有机会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协调与磋商,努力争取一个突破性的成果。然而,所有一切的前提是:早已经伤痕累累的地球还会给人类挽救自己的机会吗?
参 考 文 献
[1]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载《外交评论》2009年12月,第6期。
[2]李海东:《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载《外交评论》2009年12月,第6期。
[3]李伯聪、李军:《关于囚徒困境的几个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
[4]肖巍:《从“囚徒困境”谈起——全球环境问题的一种方法论述评》,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英]载维·皮尔思、杰瑞米·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6][美]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冯宗宪等:《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壁垒―变动效应?影响分析?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8][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本文首先对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地位进行了介绍,进而从利益集团、南北矛盾和主权壁垒三个角度对当前的国际环境合作困境进行了详尽解释,并通过“囚徒困境”的原理对国际环境合作困境的成因和实质进行了分析,最终指出:实现国际环境合作的前提是要建立公正客观的外部监督机制,明确合作回报和不合作成本,只有这样,有关国家才能真正从责任和道德出发,适当让渡主权,为谋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采取协调统一行动,从而有效缓解气候问题。
[关键词] 气候问题 国际环境合作及其困境 囚徒困境 国际关系
2009年12月7-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简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此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代表,包括119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然而,尽管与会各方都热切期望达成有效协议,此次大会最终仅以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黯然收场,毫无悬念,国际环境合作困境再一次呈现眼前。
一、气候变化议题逐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议程
由于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仍然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斗争就必然表现在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国际环境合作领域。气候问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极强的渗透性,“与一国尤其是大国的发展空间、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关系空前密切”,关系到主权国家的重大利益布局,因此,每一个涉及气候问题的多边场合,便成为众多主权国家利益博弈的角斗场,各主权国家不仅极力就气候变化议题本身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和主动权,而且,部分国家也企图借气候问题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施加更有利己方的影响,力求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严重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日益加深,气候变化议题逐渐占据了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针对气候问题进行的国际环境合作及其困境也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课题。
二、国际环境合作困境背后的政治内涵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内容,气候问题的有效缓解离不开最广泛充分的国际环境合作,而破解国际环境合作困境的关键,是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与政治格局形态的客观分析与正确判断。
(一)三大集团的利益之争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在对全球气候恶化将威胁全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命题取得共识的前提下,进一步明晰各方责任,量化减排任务,从而为在未来有效缓解气候问题制定协调各方行动的可行方案。然而,大会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与会各方为各自利益争论不休,拒不让步。
纵观与会的194个国家或地区,按照利益关切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利益集团,三者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现阶段发展目标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在气候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主张。
1、欧盟是国际环境治理最为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欧盟国家在低碳技术和绿色经济方面素来具有优势,部分欧盟国家也切实面临着气候变暖的威胁,因此,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一贯激进,其所制定的减排标准也最为严格。如此次大会,欧盟便承诺如果能够达成气候变化协议,以1990年排放水平为基准,欧洲将在2050年前削减高达95%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在2020年前将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不难看出,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积极态度除了环境治理本身的需求外,更明显表现出欲借气候问题在国际环境治理领域重新确立自己领导地位的企图。
2、以美国为首的多碳集团在减排目标上不愿承担更多责任
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是全球碳排放的主力军,但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不愿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以美国为例,尽管奥巴马上台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了一些积极努力,但其只承诺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17%,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4%,这与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工业化国家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5%-40%的目标相去甚远。原因不言而喻,美国相当一部分國会议员担心有关环境治理的国际承诺会给美国利益带来深刻损害,同时,“由于国防部是美国政府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实体,美国政府如承诺较大的减排目标或者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毫无疑问会影响美国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
3、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即七十七国集团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同时出于自身发展的压力,强调在国际环境治理上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在减排上承担更多的义务,一些贫困国家进一步期待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协助完成减排目标。
(二)南北矛盾仍根深蒂固
从这次大会部分发达国家的表现来看,其是否真正具有国际环境合作的诚意和决心,十分令人怀疑。
正当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艰难求索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地球早已不是几百年前的那个地球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消耗与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大量排放,已经使发展这一原本最为简单朴素的愿望与权利不得不陷入道义上的两难困境。发达国家一方面对自身在经济腾飞之初造成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一方面又片面强调发展中国家对环境造成的现时危害,试图遏制住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刚刚加速的脚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大量重工业和战争污染的跨国境转移、绿色贸易壁垒等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泛滥,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
一些专家认为,对绿色低碳经济制高点的争夺,将成为影响新世纪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低碳经济和绿色科技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但是资金和技术都集中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变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却是昂贵的替代能源和森严的技术壁垒,而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还日趋成为向发展中国家要价的条件,甚至被利用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其它领域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正企图依靠其在绿色经济上的优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从而在新一轮的实力比拼中占据先机,维持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哥本哈根硝烟弥漫的背后实质是根深蒂固的南北矛盾。
(三)主权壁垒难以突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框架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启动,全球环境治理作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内容被逐渐强化,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生效,更以法律形式对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做了量化规定。
显而易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任何国家,特别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再复制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工业化道路,在环境保护范畴内,主权国家的行为无疑会受到各种各样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组织、国际法规、制度、条约乃至国际舆论的干涉与监督,环境资源的公共性要求所有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国家让渡部分主权。另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关系到一国的能源结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与消费方式,会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综合竞争力和国家利益,因此,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又不可避免地与让渡主权的要求发生碰撞,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环境合作困境。
三、冲破政治樊篱,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即使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承认全球气候恶化这一事实,并愿意通过彼此真诚合作来减缓这一趋势,最终能否达成一个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也是不确定的。事实表明,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似乎已陷入现实版的“囚徒困境”。受经济理性驱使,根据趋利避害原则行事的“经济人”(在环境合作领域则扩大到任何经济实体、利益集团乃至民族国家),各行其是,互不合作,使人类陷入全球环境恶化的困境之中。不同于“囚徒困境”的是,在气候问题上并没有类似检察官这样超然世外的第三方,全体人类都成为被囚困于地球上的囚徒,也就是说,如果参与博弈的各方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仅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很有可能加速极端利己主义的泛滥和人类行为在气候问题上的倒退,最终威胁全人类的生存。
相反,如果参与博弈的各方都能够从道德角度出发,放弃对利益最大化的极端追求,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环境恶化这一问题,彼此合作,承担应尽的责任,履行切实的义务,可能看似愚笨的利他行为,最终反而能够促成真正的利己结果,挽救人类自身的共同命运。“任何互相指责、推卸责任都于事无补,为了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只有一条,那就是进行广泛持续的合作。”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没有国际监督和制度控制的外部环境下,如何协调各方统一行动?仅靠主权国家自觉让渡主权,放弃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显然是不现实的。对彼此履约诚意的怀疑会阻止每一个主权国家首先采取行动,相互等待的结果使得合作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所以,突破困境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信任机制。“因此,首要问题是设计出一种有效的刺激机制,促使有关方面合作。很明显,国际环境问题需要国际性的环境政策和刺激措施。”这就需要一个完全超脱于主权国家利益的第三方,一个强大的外部权威能够从公正客观的角度,来建设和维护信任机制,并配合以有效的违约惩罚机制,从而确保集体行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这一点上,联合国似乎应该发挥更加积极和切实的作用。
博弈论专家通过实验表明,在“重复博弈”案例中,“鼓励合作,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清楚地表明你愿意回报”。如果说,一次又一次的多边谈判场合,提供了就环境问题进行重复博弈的机会,那么,明确合作收益和不合作成本就变得至关重要,只有參与博弈的利益各方都能够清晰地表达合作的善意,全球人类的集体行动才会朝向更为有利的方向迈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将于2010年11月29日到12月10日在墨西哥举行,届时,人类将再一次有机会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协调与磋商,努力争取一个突破性的成果。然而,所有一切的前提是:早已经伤痕累累的地球还会给人类挽救自己的机会吗?
参 考 文 献
[1]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载《外交评论》2009年12月,第6期。
[2]李海东:《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载《外交评论》2009年12月,第6期。
[3]李伯聪、李军:《关于囚徒困境的几个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
[4]肖巍:《从“囚徒困境”谈起——全球环境问题的一种方法论述评》,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英]载维·皮尔思、杰瑞米·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6][美]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冯宗宪等:《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壁垒―变动效应?影响分析?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8][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