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是孔子及其传人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儒学一旦成为“显学”，“读书求仕”则成为学子的信条，皓首穷经也就成了“敲门砖”。于是，“官本位”——以官职高低为尺度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自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价值观念。诸如，重视“官阶”，官大一级压死人。羡慕“官府”，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好打“官腔”，废话连篇如出一辙。梦寐“官位”，为“儒林外史”添故事。“官僚”麇集，且形成“主义”，定然要染上“官场”恶习，生发“官邪”，官商联袂，官官相护……好端端的大千世界，被“搅得周天寒彻”。
　　日前，读2008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深入推进教育公平》，一则以喜，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一则以忧，我国高校的行政化弊端还相当严重。据业界专家们的分析，主要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办学成本增大，公信力下降。窃以为，这也正是老百姓对近年来教育改革不尽满意的缘由罢。
　　“高等教育的很多荒谬源于教育的体制问题”——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如是说。据《中国青年报》披露：大学有办成“一级政府”的趋势。目前，全国“副部级高校”已有43座之多，86位副部级的书记和校长也就应运而生。熊丙奇教授经过计算，“一所大學大概有处长、副处长150名左右，副处级干部30人左右，科技干部大约有1000人”。于是，高校出现了“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可谓“过江名士多如鲫”，却“少有俊杰群流中”。
　　著名的教育思想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传诸后世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国时下的许多高校，则以校园规模、标志性建筑和经费多少为炫耀指标。据悉，现下我国高校中拥有5000亩校园的大学已经不下10所，高校的贷款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如此高昂的办学成本，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校长们的《漏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难道忘诸脑后了吗?
　　“官本位”让高等学府变味，成为“官升一级的台阶”和“追求仕途的驿站”。在“县升市”风潮的影响之下，高等学府也未能“免俗”，玩起了“专升本”和“学院”改“大学”的“登龙术”。“水涨船高”，书记、校长都能浮成“副部级”，处级自然也就成为副局级，坐享其成，何乐而不为！
　　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行政权力”强奸“学术权威”。有了行政职衔，“一有百有”，万事亨通，所有的福利待遇迎刃而解。房子、票子、车子……一应俱全。鉴于此，谁还“耐得住寂寞”去钻研学问，都削尖了脑壳力争“官衔”。结果是“官宦”导致“官患”，“公鸡多了不下蛋”，官迷心窍，学府变成了“官府”。“近年来高校的民主管理风气日趋淡漠，教授与院长、学校领导的冲突加剧，招生腐败、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问题日益严重，高校的公信力持续下降。”熊丙奇教授“剑指高校行政化弊端”如是说，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对“官本位”的批判多有“重炮”，诸如：周光召院士语重心长地指出，“目前的官本位制度阻碍科学技术创新。现在以‘长’来决定权威，是官本位的复制，是阻碍科学技术创新的因素。”徐匡迪为新院士打预防针，“当院士不是中进士，不要有官本位。”一位学者提出“学妖”的概念——“决定一个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命运的，不是科学家、研究院、教授、学生，而是党委书记、院长、校长、所长，还有系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在近120年的历史中，培养出2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相关者，惟一的经验是：“经济学的‘圣杯’不是去华盛顿，与你的同事一起工作比去华盛顿更重要。”我们的高等学府当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