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帕特里克·朱弗（Patrick Jouve）是法国圣埃蒂安（Saint Etienne）Rue Louis Braille大街的一个玩具店老板，在自己的店面上涂鸦了很多象棋盘和弹力球。不过，政府规定如果这些涂鸦的长度超过11米，它们就成为了广告，朱弗需要为此支付1350美元的费用。他正在想办法应对政府的这一限制。
　　然而，另一方面，朱弗还在等待着政府拨付的一大笔养老金，这些钱可以帮他实现62岁回乡养老的计划。
　　沿着Rue Louis Braille大街往前走有一家面包店，面包师的妻子维吉妮·查格罗斯（Virginie Chargros）靠政府每月发放的404美元“家庭补贴”来贴补家里3个小孩的开销。她和丈夫每周工作6天，每个月收入约为2200美元。“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我们就不能给家人一些‘小享受’了。”查格罗斯说。
　　政府在法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从制定工作场所的法规到发放健康、教育补助。然而现在，这一现象却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步履蹒跚，不知道是否还可以继续维持二战后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这种“一辈子”的社会福利项目所需的费用越来越高，一点一点耗尽了法国政府提高必要的税收来为这些项目埋单的能力，从而给来自社会党的奥朗德总统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法国的创新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遭到了质疑，投资者因为政府法规和高昂的税收而选择退缩。
　　不过，在这个位于巴黎东南方523公里的中型城市里，人们只是无意识地把教育、工作习惯和对福利的渴望变成了自己生命中的固有元素。
　　“你不能剥夺美国人的枪，同样地，你也就不可能剥夺法国人的社会福利。”25岁的路易斯·帕里斯（Louis Paris）说。帕里斯的家也在Rue Louis Braille大街上，这是圣埃蒂安一个典型的街区，有很深的工人阶级根基，历史上一直倾向于社会党。
　　“他们不会支持的。”目前失业的帕里斯说。帕里斯大学毕业后得到了一份提供救济金的全职工作，不过在失去这份工作后他还一直在找新的工作。
　　这条以盲文发明者路易斯·布莱叶（Louis Braille）名字命名的街道上发生的种种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连续几任总统在社会福利方面都只进行了谨慎的改革。
　　这条街上的第一个街区看起来相对繁荣一些，其中最大的一座建筑物之一是中央政府出资的当地保健福利金办公室。第二个街区里有8个空置的店面，见证着过去4年的经济萧条。
　　这个城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是2.5万美元，大约为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一半，比法国的平均值略低一点。然而，这个数字却并不能体现到底有多少东西是政府埋单的。
　　在法国，大部分的儿童保健和高等教育都是由政府拨款，而且国民普遍可以享受，医疗服务也是如此。这三项服务在大部分美国家庭的支出中是花费最多的几项。
　　在法国，医疗保健的花费是由对工人和雇主所收的税收来负担；工人每月收入的10%用来支付医疗保险。根据法国政府的数据，对雇主来说，工资税总额可高达48%，也就是说如果一名员工1个月工资为1000美元，那么雇主就要支付1480美元。
　　有了雇主所缴纳的这些税金，员工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两年的失业保险。一对夫妇如果有不止一个孩子，那么除第一个孩子以外，每个孩子每个月都可以得到一笔钱，金额最低为生第二个孩子所得到的176美元；大部分工薪族每年有5周的假期，不过很多专业人员和企业家却远休不了这么多假。
　　即使是对社会福利项目的微小削减引起的反对都很激烈。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减少了一些社会保障金支付，缩小了可领取失业救济金和最低工资福利的人群范围，不过由于引起了成千上万人的抗议，这些方案都没能实施。
　　奥朗德在一个要求人们多工作18个月才能领取退休金的方案上遇到了很强烈地反对。削减预算的压力和根基深厚的政府福利项目之间的紧张对立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影响。
　　今年31岁的萨拉·瑞威特（Sarah Revet）也住在这里，她在生了小孩之后又回到当地政府办公室工作。同时，由于有一个3岁的孩子，瑞威特还享受着政府补贴的学前福利金，另外还有政府发放的家庭福利，这使她可以给自己另一个1岁的孩子请保姆。
　　然而，由于预算削减，瑞威特下岗了。此时的她并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因为她之前的工作只是暂时性的兼职工作。尽管如此，瑞威特仍然相信这个政府系统会确保穷人在安全保障网络的覆盖下。
　　同样住在这条街上的朱弗认为政府之所以会陷入这样一个可怕的困境在于公务员人数太多。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政府支出约占GDP的56%，而在德国和美国，这个数字分别为44%和40%。
　　“政府公务员太多了。”朱弗一边向顾客展示魔术棒一边说。当提到来他的店里量店面涂鸦长度的当地官员时，朱弗认为，“他们是在给自己找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