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母亲决定来一趟重庆。但行程比较曲折，要先送十岁的孙女———我弟弟的女儿到巴东某座深山的外婆家，然后转道来渝。
　　她没去过巴东，也没来过重庆。67岁之前，她去的最远的远方，就是150公里之外的汉口。除非不得已，她从不乘车，从不出门，她对车厢的机油味儿有一种近乎迷信的畏惧和排斥。坐汽车时，她总选择开窗的前排位子，让洞开的风呼呼地刮着脸。即使这样，她也是坐一次，吐一次。我见过那一幕。犹如一个惊恐的孩子：脸煞白，身子紧绷绷地蜷曲，一只手死死地攥着前面的金属把手。在她的胃部，翻滚的雷声在澎湃。
　　即便这般痛苦，她仍然动身了。因为孙女要去外婆家，而她父母都不在近旁；我也需要她，来照顾无人看管的孩子。
　　抵达巴东后，她借别人的电话报平安，同时告诉我，不坐火车了，要改乘轮船到重庆：“我还没坐过船咧！”我急了：“那我怎么接你呀？”但她砰地挂了电话。这是她的一贯风格。
　　7月20日早上，她告诉我，买了船票，晚上10点开船，航行两天三夜。事已至此，我只有叮嘱她下船立即找电话。但我也深知叮嘱是无用的。随后，我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停抱怨她的一意孤行，又满揣担忧。她在我的时间之外“漂流”。
　　好不容易挨到她抵达的日子，10点半。然而，11点、12点，直至下午2点，毫无讯息。其间，妻子和远在广东的弟弟不停打电话，问她到了没有。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我这才发现忘了问她乘坐哪班船。拨打重庆港，被告知不清楚上游船只信息。又拨打巴东船务公司，电话是空号。上网拼命搜索，但那艘“失踪”的船只毫无踪迹。
　　下午4点，同事们也行动起来，帮忙联系上交通局，辗转要到了船务公司老总的号码。正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是妻子，她几乎是跳起来告诉我：妈———到了！
　　没有语言能还原我当时的心情，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几天积郁交织的那种愠怒，还有不断累加的焦躁，在这时顿然消失。这时，母亲已跟我失去联系65个小时了！
　　回家后，妻子偷偷告诉我：“你知道吗？老太太那么瘦、那么矮，拖着一个大大的黑提箱，感觉雄赳赳气昂昂的！直接撞门就进来了！”
　　我问母亲：“你是怎么回家的？”“坐公共汽车来的呀！”她这样说的时候，感觉好骄傲。
　　船晚点了，出码头，她招了一辆出租车，结果被告知要100元，她吓了一跳，赶紧挥手让车走了。她走啊走，找到一个公交车站，问询路人，一位好心人带她上了一辆公交车，在加州站，又提醒她下了车，再转乘619路……于是，跌跌撞撞地，竟然一路转乘到了我家。
　　妻子突然冒了一句：“看来我们都低估了老太太。”是啊。这段对于旁人来说平常的旅途，对我来说却有那么多风险：这是母亲第一次去巴东，第一次爬山，第一次坐船，第一次来重庆，辗转从朝天门摸到渝北我的住处，也是第一次，她坐船坐车也不痛苦地呕吐……所有那些之前让我忧虑的问题，于她却好像根本就不是问题。甚而，我觉得她实际不是我自以为了解的那个懦弱的女人，那个惊慌于都市之大的老太太！
　　半夜了，我仍因白天预设的种种危险而失眠，而母亲已满足地酣眠。我弄明白一件事：一个人老了，同时也意味着生命慷慨地给了他任性与自由的权利。
　　这是一条我看不见的路途：在我不了解的这六十多个小时里，母亲不光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了我，还找到了自己———也许，就是她一直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