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罔替，这个词在古代很流行。老爸做了皇上，皇上的儿子就可以世袭，继续做皇上。皇上封某位大臣为王为侯，大臣的儿子也可以世袭，继续做什么王什么侯。这样以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就成为“很合道理的规矩”。于是乎，老爸英雄儿好汉，老爸窝囊儿软蛋，也就水到渠成地成为一种羞辱家风的托词。
　　老爸与儿子，有了一种扯不断的特殊继承关系。老爸的事业辉煌不辉煌，看有没有儿子来继承；老爸的能耐大不大。看有没有儿子来超越。凡俗子弟要翻身，拼了身家性命一搏，成功了，叫鲤鱼跳龙门，富贵家庭要光宗耀祖，添丁加雄就成必然，有了顶粱柱，不怕家不旺。
　　所以古代重男轻女，除了出苦力使然，还有一个层面的势力在作祟，那就是“世袭罔替”。世袭传男不传女，官场如此，绝技之家也是如此。这种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以致一般家庭，无男，怕断了香火，无后为继；皇家贵族，更是无儿如夺命。
　　唯有一个业种稍稍有些开明，又守规矩，又敢破规矩。那，就是文学。古代出了许多文学世家，也就是文学的“世袭”。但与官僚世袭、财富世袭略有不同，那就是传男也传女。
　　两汉时期，有个官位显赫的人，叫班况，生了三男一女，老大班伯是有名的学者，老二班施官拜谏大夫，老三班稚终官延陵郎，女儿班婕妤是一代才女。老三班稚又生了史学家班彪，而班彪之后也不简单，长子是《汉书》的作者班固，老二是军事家、外交家班超，小女是政治家、文学家、中国第一个女史学家班昭。班氏三代人，实现了一代不弱一代的愿望。
　　还有东汉蔡氏世家。蔡邕，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文学家蔡文姬。这对父女，从文，有继承，也有发展，可谓一代傲过一代。女儿蔡文姬之盛名。似乎远远盖过父亲蔡邕。
　　北宋“文学三苏”，想必大家都知道。老爸苏洵是北宋文学家；他的大儿子苏轼，宋代才华横溢的伟大文学家，至今留传下来2300多首诗、340余首词和大量优美的散文；其二儿子苏辙，擅长政论和史论。著有《上枢密韩太尉书》等。父子三人均跻身“唐宋八大家”行列，是响当当的文学世家的杰出典范。
　　古代文学的“世袭”，与其他世袭明显不同，不是一种权势、名位、财富的继承，而是才华的植入和产出。这种世袭是艰辛的世袭，随着才华的突出而兴盛。又随着才华的低迷而衰落。
　　古往今来，世袭的影子总跟在身后。在开明开放的现时，世袭罔替不会有制度性的再生，谁再拾起这玩意来，恐让人笑掉大牙，但不是说所有东西都不能世袭。在某一方面如意的人们，多多少少有点舍不得自己得到的，总想让下一代有所获益和传承，这就有了不成文的“官二代”“富二代”“戏二代”“文二代”之说。
　　这些“二代”的称谓，有远古“世袭”的成分在渗透，但不对等，不能同日而语。人们向好的愿望，部分因为某种偏差性的诱导，在利益与亲情的驱使下，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越“高端”的群体，越有传承与世袭的瓜葛。在世俗眼中的低下种类里，绝少有“二代”之说的。“农二代”和“工二代”流行吗？没有。相反，农民后代和工人后代大都选择拼命地逃离，费尽千辛万苦上大学，企图借机改变命运。
　　文学就介于上与下之间了。含文学养分的父母，明知道这条道很苦，却不阻止，甚或引导子女偏向虎山行。毕竟文学是高雅的，这是一门读心与攻心的手艺。孟子豪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意思是劳心者是当领导的，劳力者是被管理的对象。虽然专注于文学的人，算不上领导者，却也不是没有主见的卖力者。它属于脑力劳动的范畴。
　　另一方面，文学有其独特的感染力。欲感染大众。必先感染自己的亲近者。作家的子女是作家作品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从小耳濡目染，就会看出些道道，对此产生兴趣。若再有父母加力的作用。会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不是所有作家的子女都会成为作家，却有一部分作家的子女能成为作家。天赋这东西，是需要被激活的。没有激活的天赋。是才情第一死亡的悲剧。过早过量开采的天赋，也不会成为永生的幸福。循序渐进，似乎更持久些。渐进之中有突变，突变之后有恒流。这才是值得提倡的动能。
　　从现代的一些文学世家，也能看出些端倪。
　　王安忆，中国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女小说家之一，其母亲是经典名篇《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代著名作家；父亲是优秀的导演艺术家王啸平。这两代人，相比之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女诗人李小雨，其父李瑛，被誉为“诗坛常青树”，曾任《解放军文艺》社社长。诗的藤椅上，坐着两代人的追赶。作家老鬼，代表作《血色黄昏》，母亲是杨沫，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奠基中国文坛……
　　从古到今，文学的“世袭”，在有规律与没规律之间摇摆。多是一种心性的传导。有的有直接因果关系，有的上下互不粘连，只是一种内在的基因在推波助澜。世袭有极其出色的，也有黯然失色的，没有统一的答案。罗列在其上的，都是些范例。范例的背后，有多少苦苦挣扎的失败？有谁知道呢。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