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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24点建议
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寻求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新阶段改革的重大突破，化危机为转机，已成为当前最急迫的全局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两会前提出的24点建议。
2009年是我国改革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无论面临的挑战有多艰巨、困难有多严峻，只要深化改革，就能有效应对危机，破解难题，减少压力，促进发展。
在当前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同时，如何尽快推出并实施“一揽子”改革，集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建立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走出一条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对下一步改革的热切期盼。
一、金融危机与全面转型双重压力下的改革
如何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寻求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新阶段改革的重大突破，化危机为转机，已成为当前最急迫的全局性问题。
1.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改革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危机前所未有。从全球角度看，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是百年一遇的。从国内角度看，这场危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遭遇的最大挑战。
（2）危机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表现在整个经济领域，不仅外贸出口受到很大冲击，而且不同的企业、行业、地区都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危机还反映在社会领域，如失业和困难群体增多等一系列问题。
（3）危机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金融危机加剧的态势并没有缓和。从世界范围看，2009年，美国、欧洲、日本这三个经济体可能出现负增长，危机何时见底难以预料。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再寄希望于外部市场来缓和国内生产过剩的矛盾并不现实。
2.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趋加深，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需要全面提速
（1）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是实体经济。主要表现为出口大幅度下滑，造成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萎缩。
（2）实体经济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集中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严重滞后。进入发展型阶段，在客观上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然而，新世纪以来，我国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反而得到一定的加强，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
（3）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通过出口化解国内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空间大大缩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
3.面对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突出的体制性矛盾
（1）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1995年我国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由于资源要素等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在体制上缺乏应有的激励和约束，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
（2）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进入新世纪，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全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这一矛盾不解决，消费低迷的状况就很难从根本上改观。
（3）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滞后的矛盾。一是危机中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自身建设滞后的突出矛盾；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突出矛盾；三是扩大消费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之间的突出矛盾。
4.推进“一揽子”改革，为“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提供制度保障
（1）尽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对提振市场信心至关重要。给全社会强有力的信心，需要在一系列政策出台的同时，加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
（2）以市场化改革破解“保增长”难题。把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等领域，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能；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3）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当前扩大内需，重要的在于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
（4）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国际金融危机既对对外开放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带来历史性机遇。比如，可能在参与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建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可能加快等。
（5）应对危机需要加大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力度。从总体上看，政府进入了危机管理过程。提高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应对危机的合力，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等，从多方面对加大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二、以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以市场化改革在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的实质性突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实现标本兼治。
5.尽快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
（1）尽快出台资源价格改革方案。建立切实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代内与代际公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把推进资源税改革作为近期资源价格改革的重点。
（2）在成品油价格改革基础上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坚持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建立弹性良好、竞争充分与监管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建立健全能源供给成本公开与监管制度；建立资源储备体系，进一步增强政府的能源供给调控能力和能源价格间接干预能力。
（3）加快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尽快启动环境产权改革，刺激环保投资，把环保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6.实质性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1）防止产业振兴中的“国进民退”。把打破垄断作为危机中提高产业投资效率的关键举措，进一步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2）在重点行业实现反垄断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加快推进铁路体制改革，深化民航改革，积极推进邮政开放进程。
（3）把打破行政垄断作为反垄断的重点。加快推进结构重组，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建立独立的反垄断机构，提高行政垄断行为的被追究率；破除各类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壁垒。
7.扩大社会投资，关键在于进一步打破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1）当务之急是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短期重在采取应急措施，中长期重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具体地，应加大民营企业融资的直接政策支持；加快制度创新，从根源上消除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2）尽快完善对民营经济的财税支持体系。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减轻税收负担；完善相关税制，维护合法权益；加大财政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3）打破“玻璃门”，为扩大民营经济投资创造条件。尽快出台“非公36条”的具体实施细则；制定引导民营资本发展的产业规划和投资目录；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
（4）支持鼓励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完善健全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制环境；鼓励民营企业大力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充分利用财政补贴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8.启动农村消费重在深化农村改革
（1）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统筹规划，尽快出台土地流转规划；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加快试点，启动农村宅基地流转。
（2）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鼓励并支持发展以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为重点的农村普惠金融；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金融服务力度。
（3）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以市场供求决定为主、政府经济调节为辅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缩小与国际粮价的差距；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对消费者的保护制度；实施“绿箱”政策，对粮食生产给予相应补贴。
9.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1）加大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力度，充分发挥财政在引导投资中的作用。全面落实增值税转型；加快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制调整；发挥财政支出作用，引导创业投资；利用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高新技术扩大投资。
（2）“收租、分红、减税”，建立国家与国有企业正常的利益分配机制。尽快向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收取资源使用租金，建立全口径财政收入体系；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分红机制；加大对企业的减税力度。
（3）以发行地方债为突破口，加快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为地方债奠定制度基础；培育地方稳定财源，发挥地方政府在稳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10.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1）稳定资本市场，防止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把改革作为稳定资本市场信心的基础，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市场运行。
2）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把推进利率市场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加大贷款下浮幅度，合理选择改革路径，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3）在创新中加快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竞争度，鼓励金融创新进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夯实金融创新基础；支持民间金融合法合规发展。
三、以社会变革化解经济压力
跳出经济看经济，不仅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改进社会政策。着眼全局、立足长远，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形成以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1.采取积极社会政策，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双向传导和相互强化
（1）以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为重点，全面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积极开发新的就业岗位，稳定与扩大就业机会；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并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力度。
（2）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尽快出台政策以稳定市场、稳定收入水平；加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专项救助和失业救济等基本社会保障力度。
（3）公共政策出台要充分考虑社会心理因素，要正视危机，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提高政府公信力，政策出台应注重公正性，强化公众参与，注重稳定社会预期，。
12.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为形成以消费为基础的发展方式提供支撑和保障
（1）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作为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力度，未来10年，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结构，让更多的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采取减税、分红等方式，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实现“藏富于民”；采取税收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等措施加强再分配，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3）规范和稳定资本市场运作，保护与增加公民财产性收入。加强住房保障，构建多层次的住房市场；推进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加大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和信息公开，避免因市场不规范运作，造成居民财产的损失。
13.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1）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农民自身发展权益。未来5～10年，应当按照“完善体系、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2）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新阶段全面统筹城乡发展开启“窗口”。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发展现代农业、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重大任务，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落实。
（3）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以构建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有利于启动农村大市场，还可以为农村土地流转、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完善乡村治理等多方面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14.构建利益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为有效推进社会体制及相关领域改革创造条件
（1）加强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构建利益均衡机制。保护城乡征地拆迁、工人下岗失业、劳资关系、城市物业管理等方面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遏制房地产商、行业垄断企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国家的自主性与超越性。
（2）推进社会建设，形成有效的利益凝聚、诉求表达和协商谈判等利益均衡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构筑利益表达的重要机制；加强社会建设，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组织。
（3）树立稳定新思维，正确看待和处理因利益关系失衡而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是群体性的利益矛盾，要使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应构建公共治理框架，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水平。
四、国际金融危机与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把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着眼于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对外开放。
15.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1）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清醒认识当前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蔓延的态势，客观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影响，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理念破除贸易保护主义。
（2）立足当前，着力巩固和加强双边经贸关系。加大国际技术与设备采购力度；尽快制定中长期自由贸易谈判计划，充分利用经济特区优势，推进双边自由贸易进程。
（3）着眼未来，主动拓展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促进形成亚洲合作机制；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16.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维护国家利益
（1）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救援，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参与国际金融援助不仅有助于减轻危机对其它国家造成的困难，也能为自身带来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并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2）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在共同推动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控、协调机制上扮演重要角色，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并保留参与监管标准制定和修改的权利。
（3）主动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在IMF、世界银行、WTO等国际组织变革中，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17.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构建企业“走出去”的一整套战略体系
（1）鼓励、支持国内企业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走出去”。把资源、能源、高科技产业等特定产业作为战略重点，鼓励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
（2）利用全球资源价格下调机遇，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合理利用巨额外汇储备，采取并购国际资源类企业、加大国际战略资源采购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能源战略布局。
（3）积极稳妥地参与国际高端金融业。鼓励国内金融企业积极稳妥地走出去。在走出去的同时，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并加大国内体制改革与政策支持力度，为参与国际高端金融业奠定基础。
（4）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主动拓展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全面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支持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高新技术行业与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建立跨国研发联盟。
（5）加快企业“走出去”战略支持体系建设。放宽对跨国并购的审批；设立“收购基金”，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发挥经济外交的作用。
18.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阶段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给带来以国际铸币税收入为主的巨大收益，有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范和降低、汇率风险，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2）做实做好人民币的区域结算，为国际化奠定基础。通过边境贸易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通过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区域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利用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辐射作用。
（3）以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制度条件。加快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可交换；建立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负面影响的机制；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五、危机中的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
加快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既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在2020年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也是确保扩大内需、产业振兴与调整顺利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
19.以提高领导力、执行力和公信力为重点，全面加强政府在危机中的应对能力
（1）改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增强前瞻性和预见性。加强政府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运行监测、区域协调发展、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等职责；加强预算和税政管理、财税调节收入分配、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等职责；加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重大问题等职责。
（2）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执行机制，确保宏观调控效果。按照就业优先的原则，建立关于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建立资本市场稳定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
（3）从社会反映最突出的食品药品、垄断行业监管入手，建立严格的监管体制。以食品药品安全为突破口，完善对消费市场的监管机制；在落实4万亿投资的同时，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探索建立独立性、权威性、专业化的监管机构。
20.以政府为主导，调动市场与社会的积极性，形成化解危机的合力
（1）政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创业政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政府投资应优先考虑能够拉动社会投资的项目；在企业重组中，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
（2）以加大公共服务投资为契机，放开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放宽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的准入限制；创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体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3）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危机中的积极作用。鼓励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为企业排忧解难；鼓励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困难群体救助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政社分开，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21.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克时艰
（1）除特殊项目外，尽可能将一些投资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规范土地审批权的下放；下放一般性社会领域的投资审批权限。
（2）建立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促进地方政府增加民生投资。按照公共服务的属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做到中央地方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逐步实现中央地方公共服务职责规范化和法制化。
（3）采取多种渠道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探索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发债制度；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实质性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
（4）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为目标，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乡财县管乡用。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探索的基础上，中央宜出台相关鼓励和支持的政策，以有效地解决“省直管县”财政中显现出来的新矛盾。在“乡财县管乡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县财政对乡镇财政的指导管理，将过去乡镇预算外资金、自筹资金和统筹资金全部纳入乡镇财政管理，拓宽财政管理领域，增强乡镇财政能力。
2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1）建立政府应对危机重大决策民主程序，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明确政府行为准则，推动科学决策；依法规定各类行政决策主体的决策权限，严格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进一步拓宽民主决策渠道，探索建立重大决策市民听证会制度。
（2）建立完善应急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建立突发事件反应机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对公众的危机教育。
（3）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建立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问责制。
（4）以决策、执行、监督严格分开为重点，实质性推进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的大部制改革重在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
23.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
（1）以政府支出透明为重点，建设“阳光政府”。明确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政务公开的第一责任人；加快政务公开立法，使政务公开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立政务公开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2）采取综合措施削减行政成本。减少行政开支，杜绝浪费；强化预算约束，规范财政支出；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
（3）以完善政府财政监督为重点，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加大人大对部门预算和预算执行的监督；加强人大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在危机中加大反腐败力度。
24.尽快建立高层次、综合性的改革协调机构
从改革的总体态势看，新阶段的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从经济领域看，投资消费失衡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从城乡角度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同时，新阶段改革需要解决政策与体制、体制与体制之间、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之间的配套问题。结构性改革各项任务的推进，都有赖于政府转型。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既涉及政策体系的创新，又涉及制度结构的变革，还涉及到包括政府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企业利益在内的利益关系调整。为此，在中央层面建立一个研究、统筹、协调、组织试点，专司改革的高层次综合机构尤为重要。
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寻求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新阶段改革的重大突破，化危机为转机，已成为当前最急迫的全局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两会前提出的24点建议。
2009年是我国改革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无论面临的挑战有多艰巨、困难有多严峻，只要深化改革，就能有效应对危机，破解难题，减少压力，促进发展。
在当前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同时，如何尽快推出并实施“一揽子”改革，集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建立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走出一条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对下一步改革的热切期盼。
一、金融危机与全面转型双重压力下的改革
如何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寻求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新阶段改革的重大突破，化危机为转机，已成为当前最急迫的全局性问题。
1.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改革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危机前所未有。从全球角度看，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是百年一遇的。从国内角度看，这场危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遭遇的最大挑战。
（2）危机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表现在整个经济领域，不仅外贸出口受到很大冲击，而且不同的企业、行业、地区都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危机还反映在社会领域，如失业和困难群体增多等一系列问题。
（3）危机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金融危机加剧的态势并没有缓和。从世界范围看，2009年，美国、欧洲、日本这三个经济体可能出现负增长，危机何时见底难以预料。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再寄希望于外部市场来缓和国内生产过剩的矛盾并不现实。
2.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趋加深，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需要全面提速
（1）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是实体经济。主要表现为出口大幅度下滑，造成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萎缩。
（2）实体经济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集中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严重滞后。进入发展型阶段，在客观上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然而，新世纪以来，我国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反而得到一定的加强，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
（3）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通过出口化解国内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空间大大缩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
3.面对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突出的体制性矛盾
（1）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1995年我国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由于资源要素等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在体制上缺乏应有的激励和约束，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
（2）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进入新世纪，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全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这一矛盾不解决，消费低迷的状况就很难从根本上改观。
（3）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滞后的矛盾。一是危机中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自身建设滞后的突出矛盾；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突出矛盾；三是扩大消费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之间的突出矛盾。
4.推进“一揽子”改革，为“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提供制度保障
（1）尽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对提振市场信心至关重要。给全社会强有力的信心，需要在一系列政策出台的同时，加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
（2）以市场化改革破解“保增长”难题。把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等领域，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能；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3）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当前扩大内需，重要的在于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
（4）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国际金融危机既对对外开放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带来历史性机遇。比如，可能在参与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建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可能加快等。
（5）应对危机需要加大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力度。从总体上看，政府进入了危机管理过程。提高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应对危机的合力，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等，从多方面对加大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二、以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以市场化改革在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的实质性突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实现标本兼治。
5.尽快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
（1）尽快出台资源价格改革方案。建立切实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代内与代际公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把推进资源税改革作为近期资源价格改革的重点。
（2）在成品油价格改革基础上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坚持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建立弹性良好、竞争充分与监管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建立健全能源供给成本公开与监管制度；建立资源储备体系，进一步增强政府的能源供给调控能力和能源价格间接干预能力。
（3）加快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尽快启动环境产权改革，刺激环保投资，把环保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6.实质性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1）防止产业振兴中的“国进民退”。把打破垄断作为危机中提高产业投资效率的关键举措，进一步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2）在重点行业实现反垄断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加快推进铁路体制改革，深化民航改革，积极推进邮政开放进程。
（3）把打破行政垄断作为反垄断的重点。加快推进结构重组，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建立独立的反垄断机构，提高行政垄断行为的被追究率；破除各类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壁垒。
7.扩大社会投资，关键在于进一步打破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1）当务之急是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短期重在采取应急措施，中长期重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具体地，应加大民营企业融资的直接政策支持；加快制度创新，从根源上消除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2）尽快完善对民营经济的财税支持体系。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减轻税收负担；完善相关税制，维护合法权益；加大财政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3）打破“玻璃门”，为扩大民营经济投资创造条件。尽快出台“非公36条”的具体实施细则；制定引导民营资本发展的产业规划和投资目录；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
（4）支持鼓励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完善健全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制环境；鼓励民营企业大力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充分利用财政补贴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8.启动农村消费重在深化农村改革
（1）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统筹规划，尽快出台土地流转规划；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加快试点，启动农村宅基地流转。
（2）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鼓励并支持发展以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为重点的农村普惠金融；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金融服务力度。
（3）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以市场供求决定为主、政府经济调节为辅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缩小与国际粮价的差距；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对消费者的保护制度；实施“绿箱”政策，对粮食生产给予相应补贴。
9.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1）加大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力度，充分发挥财政在引导投资中的作用。全面落实增值税转型；加快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制调整；发挥财政支出作用，引导创业投资；利用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高新技术扩大投资。
（2）“收租、分红、减税”，建立国家与国有企业正常的利益分配机制。尽快向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收取资源使用租金，建立全口径财政收入体系；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分红机制；加大对企业的减税力度。
（3）以发行地方债为突破口，加快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为地方债奠定制度基础；培育地方稳定财源，发挥地方政府在稳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10.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1）稳定资本市场，防止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把改革作为稳定资本市场信心的基础，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市场运行。
2）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把推进利率市场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加大贷款下浮幅度，合理选择改革路径，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3）在创新中加快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竞争度，鼓励金融创新进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夯实金融创新基础；支持民间金融合法合规发展。
三、以社会变革化解经济压力
跳出经济看经济，不仅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改进社会政策。着眼全局、立足长远，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形成以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1.采取积极社会政策，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双向传导和相互强化
（1）以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为重点，全面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积极开发新的就业岗位，稳定与扩大就业机会；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并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力度。
（2）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尽快出台政策以稳定市场、稳定收入水平；加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专项救助和失业救济等基本社会保障力度。
（3）公共政策出台要充分考虑社会心理因素，要正视危机，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提高政府公信力，政策出台应注重公正性，强化公众参与，注重稳定社会预期，。
12.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为形成以消费为基础的发展方式提供支撑和保障
（1）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作为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力度，未来10年，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结构，让更多的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采取减税、分红等方式，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实现“藏富于民”；采取税收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等措施加强再分配，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3）规范和稳定资本市场运作，保护与增加公民财产性收入。加强住房保障，构建多层次的住房市场；推进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加大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和信息公开，避免因市场不规范运作，造成居民财产的损失。
13.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1）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农民自身发展权益。未来5～10年，应当按照“完善体系、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2）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新阶段全面统筹城乡发展开启“窗口”。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发展现代农业、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重大任务，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落实。
（3）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以构建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有利于启动农村大市场，还可以为农村土地流转、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完善乡村治理等多方面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14.构建利益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为有效推进社会体制及相关领域改革创造条件
（1）加强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构建利益均衡机制。保护城乡征地拆迁、工人下岗失业、劳资关系、城市物业管理等方面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遏制房地产商、行业垄断企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国家的自主性与超越性。
（2）推进社会建设，形成有效的利益凝聚、诉求表达和协商谈判等利益均衡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构筑利益表达的重要机制；加强社会建设，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组织。
（3）树立稳定新思维，正确看待和处理因利益关系失衡而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是群体性的利益矛盾，要使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应构建公共治理框架，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水平。
四、国际金融危机与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把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着眼于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对外开放。
15.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1）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清醒认识当前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蔓延的态势，客观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影响，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理念破除贸易保护主义。
（2）立足当前，着力巩固和加强双边经贸关系。加大国际技术与设备采购力度；尽快制定中长期自由贸易谈判计划，充分利用经济特区优势，推进双边自由贸易进程。
（3）着眼未来，主动拓展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促进形成亚洲合作机制；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16.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维护国家利益
（1）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救援，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参与国际金融援助不仅有助于减轻危机对其它国家造成的困难，也能为自身带来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并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2）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在共同推动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控、协调机制上扮演重要角色，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并保留参与监管标准制定和修改的权利。
（3）主动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在IMF、世界银行、WTO等国际组织变革中，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17.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构建企业“走出去”的一整套战略体系
（1）鼓励、支持国内企业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走出去”。把资源、能源、高科技产业等特定产业作为战略重点，鼓励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
（2）利用全球资源价格下调机遇，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合理利用巨额外汇储备，采取并购国际资源类企业、加大国际战略资源采购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能源战略布局。
（3）积极稳妥地参与国际高端金融业。鼓励国内金融企业积极稳妥地走出去。在走出去的同时，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并加大国内体制改革与政策支持力度，为参与国际高端金融业奠定基础。
（4）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主动拓展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全面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支持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高新技术行业与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建立跨国研发联盟。
（5）加快企业“走出去”战略支持体系建设。放宽对跨国并购的审批；设立“收购基金”，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发挥经济外交的作用。
18.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阶段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给带来以国际铸币税收入为主的巨大收益，有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范和降低、汇率风险，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2）做实做好人民币的区域结算，为国际化奠定基础。通过边境贸易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通过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区域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利用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辐射作用。
（3）以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制度条件。加快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可交换；建立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负面影响的机制；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五、危机中的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
加快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既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在2020年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也是确保扩大内需、产业振兴与调整顺利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
19.以提高领导力、执行力和公信力为重点，全面加强政府在危机中的应对能力
（1）改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增强前瞻性和预见性。加强政府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运行监测、区域协调发展、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等职责；加强预算和税政管理、财税调节收入分配、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等职责；加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重大问题等职责。
（2）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执行机制，确保宏观调控效果。按照就业优先的原则，建立关于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建立资本市场稳定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
（3）从社会反映最突出的食品药品、垄断行业监管入手，建立严格的监管体制。以食品药品安全为突破口，完善对消费市场的监管机制；在落实4万亿投资的同时，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探索建立独立性、权威性、专业化的监管机构。
20.以政府为主导，调动市场与社会的积极性，形成化解危机的合力
（1）政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创业政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政府投资应优先考虑能够拉动社会投资的项目；在企业重组中，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
（2）以加大公共服务投资为契机，放开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放宽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的准入限制；创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体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3）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危机中的积极作用。鼓励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为企业排忧解难；鼓励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困难群体救助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政社分开，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21.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克时艰
（1）除特殊项目外，尽可能将一些投资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规范土地审批权的下放；下放一般性社会领域的投资审批权限。
（2）建立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促进地方政府增加民生投资。按照公共服务的属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做到中央地方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逐步实现中央地方公共服务职责规范化和法制化。
（3）采取多种渠道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探索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发债制度；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实质性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
（4）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为目标，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乡财县管乡用。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探索的基础上，中央宜出台相关鼓励和支持的政策，以有效地解决“省直管县”财政中显现出来的新矛盾。在“乡财县管乡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县财政对乡镇财政的指导管理，将过去乡镇预算外资金、自筹资金和统筹资金全部纳入乡镇财政管理，拓宽财政管理领域，增强乡镇财政能力。
2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1）建立政府应对危机重大决策民主程序，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明确政府行为准则，推动科学决策；依法规定各类行政决策主体的决策权限，严格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进一步拓宽民主决策渠道，探索建立重大决策市民听证会制度。
（2）建立完善应急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建立突发事件反应机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对公众的危机教育。
（3）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建立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问责制。
（4）以决策、执行、监督严格分开为重点，实质性推进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的大部制改革重在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
23.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
（1）以政府支出透明为重点，建设“阳光政府”。明确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政务公开的第一责任人；加快政务公开立法，使政务公开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立政务公开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2）采取综合措施削减行政成本。减少行政开支，杜绝浪费；强化预算约束，规范财政支出；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
（3）以完善政府财政监督为重点，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加大人大对部门预算和预算执行的监督；加强人大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在危机中加大反腐败力度。
24.尽快建立高层次、综合性的改革协调机构
从改革的总体态势看，新阶段的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从经济领域看，投资消费失衡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从城乡角度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同时，新阶段改革需要解决政策与体制、体制与体制之间、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之间的配套问题。结构性改革各项任务的推进，都有赖于政府转型。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既涉及政策体系的创新，又涉及制度结构的变革，还涉及到包括政府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企业利益在内的利益关系调整。为此，在中央层面建立一个研究、统筹、协调、组织试点，专司改革的高层次综合机构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