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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一条“北大才子卖肉”的新闻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引发了一场“读书是否有用”的社会大讨论。陆步轩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引发无数人对中国教育的声讨和反思。然而十年后,陆步轩重新站起,不但与校友合伙开办屠夫学校,还将卖猪肉——这个看似简单的活计提升到理论高度,撰写了《猪肉营销讲义》,甚至重新登上母校——北京大学的职业素养大讲堂。
人们想知道,十年里,在陆步轩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促使他从生活的低谷中振作,从跌倒的地方、曾经的伤心地华丽转身?带着诸多疑问,本刊特约记者近日采访了陆步轩,听他讲述自己跌宕起伏的婚姻生活。
遭遇挫折,穷困潦倒时,
她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叫陆步轩,1965年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一个偏僻的乡村。10岁时母亲意外故去,单亲家庭加上闭塞的环境、穷困的生活造就了一个外表自卑、木讷,内心躁动、反叛的“书呆子”。小学成绩优异,毕业考取全区(当时的行政区划,几个乡镇划为一个区)重点班;初中学习平平,未能考取中专而跳出“农门”;高中放弃重点,选择离家较近的普通中学刻苦读书;1985年,以超出分数线120多分的成绩,考取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了十里八乡乡亲们仰慕的“公家人”、“文曲星”。
其时国家统包分配,顶尖大学名牌专业,依照常理,接下来的生活似乎是少年得志、衣锦还乡、平步青云……可惜,生活没有既定的模式。
1989年我大学毕业,昔日“天之骄子”一夜之间变成“时代弃儿”。在遭遇M次婉拒、N次退档后,无奈被分配至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面对一个当时停产、濒临破产的百十人小厂——我的饭碗我的家,叹口气,跺跺脚,粮户关系一放,头也不回地离开——不如流浪。
峰回路转,不久,我被借调到长安县计经委——柴配厂的上级机关,党办秘书,兼团专干,管理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借调人员”通常是“临时工”的雅称,可谓“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累”。这种“二等公民”的日子混了两年,恰逢邓小平同志南巡,国家号召在职人员停薪留职办企业,前途渺茫的我,作为唯一一个身强力壮者,被计经委退居二线的副主任选中,与一帮老头、老太太一起创办经济实体。
在一没场地、二没资金“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色纸厂、化工厂相继诞生,新特医药经营部也在筹备之中。表面的浮华掩盖了内在的虚幻,也赢得了我的第一次婚姻。转眼之间,我已二十有八,进入大龄青年的行列。她——一个身材高挑、唇红齿白、清纯可爱的女孩走进我的生活。1994年5月28日,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因无自有住房,加之大龄晚婚,为了不委屈她,我倾其所有,甚至不惜债台高筑,金银首饰应有尽有、进口家电一应俱全。结婚那天,单位领导亲自主婚,亲朋好友都来捧场。领导勉励我们:“干好公家的事业,过好自己的日子!”
不料领导一句很好的勉励辞,后来竟一语成谶,完全变成了反语。
企业在“疲软”的市场环境中苦苦支撑,我们的婚姻仿佛也渐渐地感染上了“疲软”。婚后,她如变了一个人似的,讲究档次,追求消费,随心所欲,全然不顾创业的艰辛,往往我一个月的工资花不了两三天,生活常常捉襟见肘。不得已,拆东墙补西墙;怀孕、流产后,更是变本加厉,而且喜怒无常,于是由吵架演化为冷战,乃至分居。终于,婚后不到两年,伴随着企业的倒闭,我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心平气和地去民政局以“红卡”换回了“绿卡”。
那时,因“海水”呛人,创业受挫,当年的创业伙伴纷纷“上岸”,而我却因为是“借调人员”,加之年轻,“创办实体表现突出”再也没能回到体制内。
有人说,事业与婚姻往往是一对孪生姐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婚姻的失败,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城市没工作,农村没土地,家无隔夜炊,身无换洗衣。其时心绪糟到了极点,整日无所事事,完全忘记了日和夜。起居无规律,逐渐患上了失眠症。为了缓解睡不着的痛苦,又学会了打麻将。
浑浑噩噩中,我遇到了现在的妻——一位朴实的农村姑娘陈晓英。她是长安韦曲镇人,父母都是农民,家中姐妹好几个。初中毕业,不甘于关中农村传统的生活模式的她就外出打工。现代都市多姿多彩的生活与闭塞落后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高不成,低不就,以至于到了二十八岁,依然待字闺中,而二十四岁的妹妹紧随其后,眼看就要步入剩女的行列,成为老大难问题。
我听信父亲的忠告:“居家过日子要实实在在,花里胡哨的靠不住。”就这样,我们一个无产阶级“二锅头”,一个农村剩女“老大难”,省掉繁文缛节,与她的妹妹和妹夫一起举行了“集体婚礼”。
我的这次婚事办得潦草,家里也根本没什么准备。家具还是以前的旧家具,电器只有前妻没看上的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恰应了《芙蓉镇》里的一副对联:“一套旧家具,两个新夫妻。”由于长期单身,我的房间乱七八糟,书堆得满地都是。陈晓英“入驻”我家后,先把家具全部用油漆重新刷了一遍,然后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添置了录像机和电冰箱。这样,一个像模像样的“家”就被打造出来了。
从俯视到平视,再到仰视,
妻让我刮目
在单位,咱是小人物,从未有过一官半职,不知道为官的滋味。为了过把官瘾,婚后,我牢牢地抓住家政大权,施展家长的权威,说一不二;她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我喜烟,她从不干涉;我嗜酒,餐桌必备。即使打麻将,也只许她拉把椅子,拿上毛衣,静静地干活、观战。无论输赢,端茶递烟,添衣送饭;不得指东道西,胡言乱语,更不能有半句怨言。对我这些“霸王条款”,妻笑眯眯全盘接受。妻的温柔贤淑,让我在人前挣足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