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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旨在对汉英和英汉交替传译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进行描述性研究。首先基于吉尔（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做出假设，汉语为母语者，汉英传译比英汉传译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亦即英汉传译比汉英传译口语性偏移更显著。然后确定衡量口语性/书面性特征的10项参数，以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的转写稿为例，通过对各参数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交传方向性与口语性/书面性偏移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为进一步探究其原因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用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和顺应论等理论给出可能的解释。
关键词：交替传译；方向性；口语性/书面性偏移；描述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4-0071-09
1. 文献综述
1.1 相关研究综述
口语性特别强调即席发言的意义，是口译的一个本质特征。口语性/书面性偏移这一现象由Shlesinger （1989）首次提出。口语性偏移是指译语的口语性特征比原语更显著，而书面性偏移则是指译语的书面性特征比原语更显著。本文将口语性-书面性偏移视作一个连续体，也就是说书面性偏移增强就意味着口语性偏移减弱。Shlesinger （1989）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并发现英语-希伯来语同声传译过程中，口语-书面语连续体的幅度变窄。该结果表明同声传译的过程会改变一篇讲话的口语程度，也就是说同声传译会将一篇口语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书面，将书面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口语，缩短其在口语-书面语连续体上的变化幅度。鲍刚（2005）也曾探讨过口译的口语性，他的论点和Shlesinger的口译“中和作用”（equalizing effect）有类似的地方，但没有对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作出区分。北京外国语大学周亚楠（2014）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振兴（2015）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分析不同语料，研究了在英汉同声传译中，口译对译语语篇口语性特征和书面性特征的影响，得出了与Shlesinger类似的结论。
既然同传可以使篇章的书面性/口语性发生偏移，那么笔者借此提出问题：对于交替传译来说，是否存在类似的偏移现象？导致偏移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对此，洪磊，王斌华（2011）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汉英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描述性研究》的论文，论述了汉英交替传译中出现的偏移现象，得出的结论表明交替传译中也存在与同声传译中相一致的偏移趋势，并在结语中提出可以就不同口译方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录音转写稿为案例，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的偏移与其方向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性研究，并探讨导致此种偏移的可能原因。
1.2 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分析使用的参数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衡量篇章口语性/书面性的特征参数。Shlesinger （1989）选择了四个参数作为衡量篇章口语性的基础，即计划程度（degree of planning）、共享的内容和知识（shared content and knowledge）、词汇（lexis）和参与程度（degree of involvement）。Shlesinger （1989）提出的参数一是计划程度，一般情况下书面语中高于口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书面语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更高且书面语中不流畅的地方较少，而口语不流畅的地方则较多。参数二是共享的内容和知识，口语的理解对语境承载的背景知识的依赖性更大，而书面语的理解对语境中的背景知识的依赖性相对较小。参数三是词汇，一些词汇口语性较强，多在口语中出现，而另一些词汇则书面性较强，多出现在书面语中，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或减弱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在分析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时也应当加以考虑。参数四是参与程度，如果一个语篇越是强调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其口语性就越强。
而洪磊，王斌华（2011）则选取了十个汉、英语共有的、较有代表性的口语/书面语特征作为衡量篇章口语性的标准。他们将这些特征分为两大类：语言表达类和语法类。表达类的口语性特征包括有：有声停顿（filled pauses）；更正（correction）；冗余啰嗦（redundancy）；语气助词（modal particles）。语法类特征包括名词化（nominalization），从属连词（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并列连词（coordinating conjunction），句子结构破碎（broken sentences），插入语（parentheses）和语法错误（grammatical mistakes）。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以及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现场真实语料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录音转写材料进行案例分析。交替传译中既有汉英方向的传译，也有英汉方向的传译。译员是中国人，为汉语母语者，是一名职业译员。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列出了10项与口语性、书面性相关的特征，并将它们用作研究中衡量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程度的标准。统计这10项标准在交替传译原文和译文的出现频次，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各项标准在译文与原文中出现的频次，从频次变化的显著与否可以看出英汉交替传译和汉英交替传译中分别出现的口语性或书面性偏移，以期探讨交替传译方向性与书面性/口语性偏移间的关系。
3. 语篇口语性/书面性分析使用的参数
以下10个参数为本研究所选取的作为衡量语篇口语/书面性的标准：有声停顿、更正、冗余、语气助词、名词化、从属连词、并列连词、句子结构破碎、词汇和语法错误。
Shlesinger提到的四大参数包含的内容较多，很难进行量化。另外，各参数之间也存在重叠。不过可以在各大参数的基础上细化成具体的可以量化的参数。洪磊、王斌华（2011）选取的参数是英、汉语中共有的，易量化分析，而且与本文研究的问题相呼应。他们选取的10个参数作为衡量语篇口语/书面性的标准，是英汉语中共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笔者旨在研究交替传译方向性与偏移现象之间的关系，选择的参数应兼顾中英文各自的特点。因此，综合Shlesinger与洪磊、王斌华提出的参数得出本文的10个语篇口语/书面性的衡量标准。 对这些衡量标准做进一步概念阐述。有声停顿，通常被视为言语产出过程中不流畅的一种表现，如：“um”，“那个”等。更正，是因为口译员在很快的时间内作出的反应可能出现偏差，此时译员便会改口进行更正。如：“It helps you to help us to..”冗余啰嗦，是当译员想要获取更多思考或反应时间采取的一种方法或导致的结果。如：“Mr. Salami has made it very clear.”语气助词，译员在口语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语气助词，以表达他们的心情或态度，如“oh”， “呢”等。名词化，书面语中大量的名词化使得书面语具有比口语更高的词汇密度。比如说，“congratulate”通过名词化，可以变得更加书面，即“extend my congratulation to you.”从属连词，一篇明显书面化的讲话通常含有许多从属连词，其作用是使得句子结构更加清晰有条理。常见的从属连词包括“since”， “因为”，“就像”等。并列连词，口语中大多的句子都是由“and”，“so”等并列连词连接起来的，在限时的压力下，大多的讲话人在口语都会更多地使用并列连词连接句子。句子结构破碎和语法错误均是衡量篇章口语性的重要指标。词汇，一些词汇具有较强的口语色彩，而另一些词汇则具有较强的书面色彩，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或减弱语篇的口语性。“拿任何一种语言的书面语和口语来比较，书面语总是更精密更丰富的。”（胡明揚，1957：27）所以，书面语要求在恰当传递信息的基础上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而且表达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如：相比于“告诉大家”，“透露给大家”书面性更强些。
本文将以上述特征参数作为衡量标准，通过统计比较各个特征参数在原文和译文中出现频次的分布，考察交替传译过程中译语较源语口语性/书面性是否发生偏移。在这10项特征中，名词化，从属连词和词汇（主要指书面词汇）体现书面性，其他7个特征都是口语性的特征。按方向性分为汉英和英汉交替传译两组，译语与源语相比，如果口语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增加，书面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减少，就意味着交传使篇章的口语性增强，发生了口语性偏移；而如果书面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增加，口语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减少，就意味着篇章的书面性增强，发生了书面性偏移。
4. 交替传译中语篇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实证研究
4.1 研究假设
Gile （1995）提出的认知负荷模型或称为精力分配模式（An Effort Model），最初是针对同声传译提出来的，之后才发展出交传中的精力分配模式。交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理解阶段，也就是听和记笔记，精力分配模式可表示为Interpreting = L + N + M + C. 二是言语产出阶段，模式为Interpreting = Rem + Read + P + C. 当处理能力（Processing Capacity）中听和分析所需的精力增加时，就需要减少笔记量以腾出足够的精力。也就是说，在进行交传时，每一阶段每一环节的精力分配都会影响到口译效果。总结以上两个阶段的精力分配模式并进行简化可以得出一个公式： Interpretation = L + M + P + C. 其中L指聆听并分析的精力；M是记忆精力；P是产出精力；C是协调精力。延续以上思路，比较交替传译中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口译方向，基于以上提出的10个标准，根据Gile提出的精力分配模式，以汉语为母语者聆听汉语，听取，分析并记忆汉语时分配的精力较少，便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产出和协调上。因此可假设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在汉译英时可以花费多一些精力修饰自己的语言使其变得更书面。反过来说，在英译汉时，目的语与源语相比变得更口语。总结一下就是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4.2 案例分析
用于本研究的案例为2000年在广东举办的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录音的转写稿。笔者转写时根据本研究特点，尽量还原录音的原貌，把讲话者和译员的语气词都进行了一定形式的标注，以便在分析时能够顺利完整地提取出具有书面性或口语性特征的参数，在进行案例分析时也可以清楚地发现各类偏移现象形成的原因。本文所分析的转写稿一共约20个交替传译模块，每个传译模块均包括发言人和专业译员的讲话。这20个传译模块中，11个为汉译英方向，8个为英译汉方向，一共7000多词。
4.2.1 汉译英
交替传译汉译英方向一共分析11个模块。统计了上述10个口语/书面性特征在原文和译文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后，得出结果如下：
表1 汉英传译口语/书面性特征参数频次变化①
类别
频次 源语 目标语 偏移趋势 显著水平（P）
有声停顿 67 6 0.000
更正 10 29 0.002
冗余啰嗦 10 10 =
语气助词 25 1 0.000
名词化 4 7 0.366
从属连词 5 8 0.405
并列连词 7 31 0.000
句子结构破碎 5 0
书面词汇 1 4 0.180
语法错误 7 20 0.012
各项口语性/书面性特征在原文中的出现频次和译文中的出现频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从更正，并列连词和语法错误这三个特征来看，译文比原文口语性增强，而且变化也比较明显。而从剩下的特征来看，几乎都显示译文比原文的书面性增强，以有声停顿，语气助词两个特征最为明显。这样一来，整个篇章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许多。从某些特征来看，结论符合之前的假设，以汉语为母语者，目的语与源语相比有书面性偏移。而从另外的一些特征来看，目的语与源语相比有口语性偏移。但是，如果将这些特征分成口语性特征和书面性特征两组，且考虑到各参数偏移的显著水平（P<0.05）的话，书面性特征包括名词化、从属连词和书面词汇，三者偏移均不显著。其余为口语性特征，偏移显著的特征参数在源语中频次之和为116，译语频次之和为87。结果表明，汉英传译方向译语较源语书面性增强，发生了书面性偏移。 接着笔者对偏移显著的一些特征参数进行实例分析：有声停顿，语气助词，并列连词。如：
（1）那么也想请王岐山副省长介绍一下广东省在开展这项合作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And the next question is to Vice Governor Wang Qishan on the Guangdong side， what preparation has Guangdong don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 for the re-organisation fund？
有声停顿这一特征的书面性偏移最为显著，从（1）中来看，是由于源语中有声停顿非常密集，讲话人即兴发言中带有很多的有声停顿如“那么”等，而译语则尽量避免这种有声停顿。源语的有声停顿“那么”有时也会由译语中的“And”代替，and在本文被归类到并列连词，因此并列连词这一口语性参数的频次增加，减弱整体的书面性偏移。事实上，有声停顿“那么”和并列连词and起着相似的作用，那就是缓和说话速度，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再如：
（2）那么，因为这个um人数呢，我们去年呢，是20位，今年是25位。
We notice that last year there are 20 people advisors， right now the advisory board has been enlarged to 25.
大量语气助词“呢”出现在（2）中文发言中，译语则几乎完全避免了语气助词的出现，使得译语听起来更加顺畅一些。因此，结果使得口语性特征频次减少，出现书面性偏移。其中原因可能是译员为了避开发言人不好的说话习惯，将语气助词剔除，使译语听起来顺畅流利，更容易让听众接受。虽然英语中也有相应的语气助词，如“oh”，“uh”等，但是中文原文中的语气助词主要起到舒缓语气，给说话者提供思考时间和引出话题的作用，译员在翻译时只需要达到促进双方交流这一目的即可。如果译员将这些语气助词一一对应翻译过来，将会耽误很长的时间，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应该在促进双方交流的基础上尽可能节省时间。
4.2.2 英译汉
汉译英一共分析8个模块。统计了上述十个口语/书面性特征在原文和译文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后，得出结果如下：
表2 英汉传译口语/书面性特征参数频次变化②
类别
频次 源语 目标语 偏移趋势 显著水平（P）
有声停顿 34 30 0.617
更正 6 7 0.782
冗余啰嗦 4 5 0.739
语气助词 2 74 0.000
名词化 4 4 =
从属连词 13 3 0.012
并列连词 23 5 0.001
句子结构破碎 2 2 =
书面词汇 5 3 0.480
语法错误 8 4 0.248
同样地，各项口语性/书面性特征在原文中的出现频次和译文中的出现频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有三个特征显示译语相比于源语有书面性偏移，两个特征显示无偏移，五个特征显示具有口语性偏移。整体来说，偏移现象比较复杂。但是，笔者同样将其分成两组进行分析，即书面性特征和口语性特征。就书面特征而言，偏移显著参数（P<0.05）在源语中频次总和为13，译语中频次总和为3。就口语特征来说，源语频次总和是25，译语频次总和为79。结果均表明英汉传译方向译语较源语口语性增强，发生口语性偏移。
接着笔者对偏移最显著的特征进行具体例句分析：语气助词。如：
（3）a. Over the past year， um we have worked with the province.
一年来呢我们与广东省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b. We have had meetings with the Guangdong Development Bank.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重组基金呢是跟发展广东省发展银行做的。
（3）a和b中，英文发言中几乎没有语气助词，而汉译中则出现了大量的“呢”，这也说明之前发言人说话时带有很多语气助词并不是发言人的个人原因，而是有章可循的，这一现象可以用汉语独有的特点进行分析，因为汉语与英语不同，其表达人际关系的手段更加丰富，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语气助词的使用，语气助词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人际关系。在此汉语译文例句中，可以发现“呢”的频繁使用有其特点，即“呢”一般用于不同的意群之间，因为这样能够让听众更清楚发言人想要传达的信息，更好地促进发言人，译员和听众的人际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何译语较源语发生了口语性偏移。值得注意的是，源语和译语中出现的有声停顿“um”次数相当。这样一来，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汉译的口语性偏移。
对偏移较为显著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从属连词。如：
（4）As province described its plans， um we have a variety of di-laboratory scientists um visit the province and went into collaboration with people in university and in industry.
同时呢我们也协助了广东省的一些项目跟计划，我们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有许多名科学家呢来了广东进行考察，他们与这里的大学和企业进行了合作。
（4）原文中使用的从属连词在译文中并没有直接翻出来，译员根据自己理解的语境意义将其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没有拘泥源语的句式，所以从属连词这一特征减弱。此外，鉴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区别，英文是一种形合的语言，依靠逻辑联结词形成篇章，而中文是意合的语言，从属连词使用频次较少。原文的主语只有一个，而译语三个主语，可以明显感觉到其口语性偏移。 4.3 研究结果
从以上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研究结果与之前的假设相符。微观上看，本文所选择的10个参数在原文和译文中出现频次发生的偏移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并不是全部往同一个方向偏移。不过总体上来说，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进行汉英交替传译时，译语较源语有书面性偏移；进行英汉交替传译时，译语较源语有口语性偏移。谈到交替传译的方向性与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关系，可以总结出，在书面性-口语性连续体上，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5. 对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的归因分析
结合之前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解释以上研究结果。宏观上来看，上文研究假设中采用了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因此笔者试着用该理论解释偏移的原因。从精力分配模式出发推导出，以汉语为母语者聆听汉语，记忆汉语时分配的精力较少，便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产出和协调上。因此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在汉译英时可以修饰一下自己的语言使其变得更书面。反过来说，在英译汉时同理，目的语与源语相比变得更口语。总结一下就是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微观上来看，分析中提到汉译英中有声停顿在源语中特别多而在译语中几乎没有，或者说是转化成了and这个并列连词。该现象仍然可以用精力分配模式解释：有声停顿与and都能够减慢语速，以提供更多的精力用于产出。译员通过增强译文的口语性特征以获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分析中还提到，汉英交替传译中，语气助词“呢”在源语中普遍存在，而译语中几乎没有语气助词，此现象可以顺应论解释。Verschueren（2000）认为，使用语言就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顺应性就是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源语中的语气助词如果照搬到译语中会影响对话的流畅性，不通顺的口译令听众感到费解。而且，语气助词对发言人来说有舒缓语气，争取更多思考时间和引出话题等作用，而译员需要考虑的是促进双方交流，则不用依靠英语语气助词来达到这些目的。综上，译语将语气助词这一口语特征弱化了。另一方面，英译汉中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语气助词和从属连词，英语中无语气助词，而汉语中聚集了大量的“呢”。同时，汉译英中汉语源语也存在大量的语气助词“呢”。从属连词在英文原文中使用较多，而在中文译文中这一特征弱化了。因此，这些现象可以用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来解释。王力（ 1984： 310 ）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提出意合和形合两个概念：“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要；西方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但这不是说汉语没有形合，汉语中有的一些形合手段在英语中是没有的，如：汉语中的语音重叠和语气词等。因此英语中较少有各种语气词，而汉语口语中就特别容易带入语气词，从而增强其汉语的口语性。此外，英语更多用语言形式手段显性地连接起来，汉语则倾向于通过逻辑关联和意义关联进行连接。因此英语中的从属连词较多，而汉语中这一特征减弱，从而增强汉语的口语性。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对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口译语料所做的个案分析，在对转写稿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交替传译方向性与的口语/书面语偏移现象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表明，在书面性-口语性连续体上，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笔者试着用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Verschueren的顺应论，和王力的形合意合理论来解释该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基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提出了创新性的不同见解。Shlesinger （1989）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曾证明，同声传译会将一篇口语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书面，将书面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口语。洪磊，王斌华（2011）将这一结论拓展到了汉英交替传译中，证明该结论依然适用。但是前人的研究都是基于口译单向的研究，也许是限于时间与精力的原因，没有对口译的方向性与书面性/口语性偏移现象联系起来分析。本研究着眼于交传的方向性与偏移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了其中的规律，希望能对口译研究有一定的贡献，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但是分析的案例有限，需要今后大规模现场语料的描述性研究加以进一步论证该结论。此外，分析的角度可以更加多样化，就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可以研究对除交替传译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翻译。就交替传译方向性而言，可以探究交替传译的方向性与某些特殊现象间的关系。研究的方向有很多，这需要我们留心观察，增强对问题的敏感性，以获取更加好的视角。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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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磊、王斌华.汉英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描述性研究—以两场记者会现场口译为案例[J].中国翻译，2011，（2）： 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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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楠.英汉同声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A Descriptive Study of Orality/Literacy Shift in 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Based on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D Province
DENG Shuhui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descriptive study on orality/literacy shift in 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I）. First， based on the Effort Model proposed by Gile， a hypothesis is put forward that for an interpreter， whose active language is Chinese， Chinese-English CI has larger extent of literacy shift than English-Chinese CI. Next， in order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10 parameters are determined to evaluate the orality or literacy of the research materials， which are the transcript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D Province. By counting the parameters’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respectively， we can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ity/literacy shift and directionality of CI.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firm the hypothesis above.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asons behind， we carefully study the transcripts and find that，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Effort Model proposed by Gile， Adaptation Theory put forward by Verschueren and Theory of Hypotaxis and Parataxis by Wang Li.
Key words： CI； directionality； orality/literacy shift； a descriptive study
作者简介：邓淑慧，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通讯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邮编510420
E-mail：[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胡德香）
关键词：交替传译；方向性；口语性/书面性偏移；描述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4-0071-09
1. 文献综述
1.1 相关研究综述
口语性特别强调即席发言的意义，是口译的一个本质特征。口语性/书面性偏移这一现象由Shlesinger （1989）首次提出。口语性偏移是指译语的口语性特征比原语更显著，而书面性偏移则是指译语的书面性特征比原语更显著。本文将口语性-书面性偏移视作一个连续体，也就是说书面性偏移增强就意味着口语性偏移减弱。Shlesinger （1989）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并发现英语-希伯来语同声传译过程中，口语-书面语连续体的幅度变窄。该结果表明同声传译的过程会改变一篇讲话的口语程度，也就是说同声传译会将一篇口语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书面，将书面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口语，缩短其在口语-书面语连续体上的变化幅度。鲍刚（2005）也曾探讨过口译的口语性，他的论点和Shlesinger的口译“中和作用”（equalizing effect）有类似的地方，但没有对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作出区分。北京外国语大学周亚楠（2014）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振兴（2015）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分析不同语料，研究了在英汉同声传译中，口译对译语语篇口语性特征和书面性特征的影响，得出了与Shlesinger类似的结论。
既然同传可以使篇章的书面性/口语性发生偏移，那么笔者借此提出问题：对于交替传译来说，是否存在类似的偏移现象？导致偏移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对此，洪磊，王斌华（2011）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汉英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描述性研究》的论文，论述了汉英交替传译中出现的偏移现象，得出的结论表明交替传译中也存在与同声传译中相一致的偏移趋势，并在结语中提出可以就不同口译方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录音转写稿为案例，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的偏移与其方向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性研究，并探讨导致此种偏移的可能原因。
1.2 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分析使用的参数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衡量篇章口语性/书面性的特征参数。Shlesinger （1989）选择了四个参数作为衡量篇章口语性的基础，即计划程度（degree of planning）、共享的内容和知识（shared content and knowledge）、词汇（lexis）和参与程度（degree of involvement）。Shlesinger （1989）提出的参数一是计划程度，一般情况下书面语中高于口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书面语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更高且书面语中不流畅的地方较少，而口语不流畅的地方则较多。参数二是共享的内容和知识，口语的理解对语境承载的背景知识的依赖性更大，而书面语的理解对语境中的背景知识的依赖性相对较小。参数三是词汇，一些词汇口语性较强，多在口语中出现，而另一些词汇则书面性较强，多出现在书面语中，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或减弱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在分析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时也应当加以考虑。参数四是参与程度，如果一个语篇越是强调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其口语性就越强。
而洪磊，王斌华（2011）则选取了十个汉、英语共有的、较有代表性的口语/书面语特征作为衡量篇章口语性的标准。他们将这些特征分为两大类：语言表达类和语法类。表达类的口语性特征包括有：有声停顿（filled pauses）；更正（correction）；冗余啰嗦（redundancy）；语气助词（modal particles）。语法类特征包括名词化（nominalization），从属连词（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并列连词（coordinating conjunction），句子结构破碎（broken sentences），插入语（parentheses）和语法错误（grammatical mistakes）。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以及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现场真实语料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录音转写材料进行案例分析。交替传译中既有汉英方向的传译，也有英汉方向的传译。译员是中国人，为汉语母语者，是一名职业译员。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列出了10项与口语性、书面性相关的特征，并将它们用作研究中衡量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程度的标准。统计这10项标准在交替传译原文和译文的出现频次，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各项标准在译文与原文中出现的频次，从频次变化的显著与否可以看出英汉交替传译和汉英交替传译中分别出现的口语性或书面性偏移，以期探讨交替传译方向性与书面性/口语性偏移间的关系。
3. 语篇口语性/书面性分析使用的参数
以下10个参数为本研究所选取的作为衡量语篇口语/书面性的标准：有声停顿、更正、冗余、语气助词、名词化、从属连词、并列连词、句子结构破碎、词汇和语法错误。
Shlesinger提到的四大参数包含的内容较多，很难进行量化。另外，各参数之间也存在重叠。不过可以在各大参数的基础上细化成具体的可以量化的参数。洪磊、王斌华（2011）选取的参数是英、汉语中共有的，易量化分析，而且与本文研究的问题相呼应。他们选取的10个参数作为衡量语篇口语/书面性的标准，是英汉语中共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笔者旨在研究交替传译方向性与偏移现象之间的关系，选择的参数应兼顾中英文各自的特点。因此，综合Shlesinger与洪磊、王斌华提出的参数得出本文的10个语篇口语/书面性的衡量标准。 对这些衡量标准做进一步概念阐述。有声停顿，通常被视为言语产出过程中不流畅的一种表现，如：“um”，“那个”等。更正，是因为口译员在很快的时间内作出的反应可能出现偏差，此时译员便会改口进行更正。如：“It helps you to help us to..”冗余啰嗦，是当译员想要获取更多思考或反应时间采取的一种方法或导致的结果。如：“Mr. Salami has made it very clear.”语气助词，译员在口语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语气助词，以表达他们的心情或态度，如“oh”， “呢”等。名词化，书面语中大量的名词化使得书面语具有比口语更高的词汇密度。比如说，“congratulate”通过名词化，可以变得更加书面，即“extend my congratulation to you.”从属连词，一篇明显书面化的讲话通常含有许多从属连词，其作用是使得句子结构更加清晰有条理。常见的从属连词包括“since”， “因为”，“就像”等。并列连词，口语中大多的句子都是由“and”，“so”等并列连词连接起来的，在限时的压力下，大多的讲话人在口语都会更多地使用并列连词连接句子。句子结构破碎和语法错误均是衡量篇章口语性的重要指标。词汇，一些词汇具有较强的口语色彩，而另一些词汇则具有较强的书面色彩，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或减弱语篇的口语性。“拿任何一种语言的书面语和口语来比较，书面语总是更精密更丰富的。”（胡明揚，1957：27）所以，书面语要求在恰当传递信息的基础上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而且表达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如：相比于“告诉大家”，“透露给大家”书面性更强些。
本文将以上述特征参数作为衡量标准，通过统计比较各个特征参数在原文和译文中出现频次的分布，考察交替传译过程中译语较源语口语性/书面性是否发生偏移。在这10项特征中，名词化，从属连词和词汇（主要指书面词汇）体现书面性，其他7个特征都是口语性的特征。按方向性分为汉英和英汉交替传译两组，译语与源语相比，如果口语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增加，书面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减少，就意味着交传使篇章的口语性增强，发生了口语性偏移；而如果书面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增加，口语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减少，就意味着篇章的书面性增强，发生了书面性偏移。
4. 交替传译中语篇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实证研究
4.1 研究假设
Gile （1995）提出的认知负荷模型或称为精力分配模式（An Effort Model），最初是针对同声传译提出来的，之后才发展出交传中的精力分配模式。交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理解阶段，也就是听和记笔记，精力分配模式可表示为Interpreting = L + N + M + C. 二是言语产出阶段，模式为Interpreting = Rem + Read + P + C. 当处理能力（Processing Capacity）中听和分析所需的精力增加时，就需要减少笔记量以腾出足够的精力。也就是说，在进行交传时，每一阶段每一环节的精力分配都会影响到口译效果。总结以上两个阶段的精力分配模式并进行简化可以得出一个公式： Interpretation = L + M + P + C. 其中L指聆听并分析的精力；M是记忆精力；P是产出精力；C是协调精力。延续以上思路，比较交替传译中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口译方向，基于以上提出的10个标准，根据Gile提出的精力分配模式，以汉语为母语者聆听汉语，听取，分析并记忆汉语时分配的精力较少，便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产出和协调上。因此可假设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在汉译英时可以花费多一些精力修饰自己的语言使其变得更书面。反过来说，在英译汉时，目的语与源语相比变得更口语。总结一下就是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4.2 案例分析
用于本研究的案例为2000年在广东举办的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录音的转写稿。笔者转写时根据本研究特点，尽量还原录音的原貌，把讲话者和译员的语气词都进行了一定形式的标注，以便在分析时能够顺利完整地提取出具有书面性或口语性特征的参数，在进行案例分析时也可以清楚地发现各类偏移现象形成的原因。本文所分析的转写稿一共约20个交替传译模块，每个传译模块均包括发言人和专业译员的讲话。这20个传译模块中，11个为汉译英方向，8个为英译汉方向，一共7000多词。
4.2.1 汉译英
交替传译汉译英方向一共分析11个模块。统计了上述10个口语/书面性特征在原文和译文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后，得出结果如下：
表1 汉英传译口语/书面性特征参数频次变化①
类别
频次 源语 目标语 偏移趋势 显著水平（P）
有声停顿 67 6 0.000
更正 10 29 0.002
冗余啰嗦 10 10 =
语气助词 25 1 0.000
名词化 4 7 0.366
从属连词 5 8 0.405
并列连词 7 31 0.000
句子结构破碎 5 0
书面词汇 1 4 0.180
语法错误 7 20 0.012
各项口语性/书面性特征在原文中的出现频次和译文中的出现频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从更正，并列连词和语法错误这三个特征来看，译文比原文口语性增强，而且变化也比较明显。而从剩下的特征来看，几乎都显示译文比原文的书面性增强，以有声停顿，语气助词两个特征最为明显。这样一来，整个篇章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许多。从某些特征来看，结论符合之前的假设，以汉语为母语者，目的语与源语相比有书面性偏移。而从另外的一些特征来看，目的语与源语相比有口语性偏移。但是，如果将这些特征分成口语性特征和书面性特征两组，且考虑到各参数偏移的显著水平（P<0.05）的话，书面性特征包括名词化、从属连词和书面词汇，三者偏移均不显著。其余为口语性特征，偏移显著的特征参数在源语中频次之和为116，译语频次之和为87。结果表明，汉英传译方向译语较源语书面性增强，发生了书面性偏移。 接着笔者对偏移显著的一些特征参数进行实例分析：有声停顿，语气助词，并列连词。如：
（1）那么也想请王岐山副省长介绍一下广东省在开展这项合作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And the next question is to Vice Governor Wang Qishan on the Guangdong side， what preparation has Guangdong don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 for the re-organisation fund？
有声停顿这一特征的书面性偏移最为显著，从（1）中来看，是由于源语中有声停顿非常密集，讲话人即兴发言中带有很多的有声停顿如“那么”等，而译语则尽量避免这种有声停顿。源语的有声停顿“那么”有时也会由译语中的“And”代替，and在本文被归类到并列连词，因此并列连词这一口语性参数的频次增加，减弱整体的书面性偏移。事实上，有声停顿“那么”和并列连词and起着相似的作用，那就是缓和说话速度，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再如：
（2）那么，因为这个um人数呢，我们去年呢，是20位，今年是25位。
We notice that last year there are 20 people advisors， right now the advisory board has been enlarged to 25.
大量语气助词“呢”出现在（2）中文发言中，译语则几乎完全避免了语气助词的出现，使得译语听起来更加顺畅一些。因此，结果使得口语性特征频次减少，出现书面性偏移。其中原因可能是译员为了避开发言人不好的说话习惯，将语气助词剔除，使译语听起来顺畅流利，更容易让听众接受。虽然英语中也有相应的语气助词，如“oh”，“uh”等，但是中文原文中的语气助词主要起到舒缓语气，给说话者提供思考时间和引出话题的作用，译员在翻译时只需要达到促进双方交流这一目的即可。如果译员将这些语气助词一一对应翻译过来，将会耽误很长的时间，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应该在促进双方交流的基础上尽可能节省时间。
4.2.2 英译汉
汉译英一共分析8个模块。统计了上述十个口语/书面性特征在原文和译文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后，得出结果如下：
表2 英汉传译口语/书面性特征参数频次变化②
类别
频次 源语 目标语 偏移趋势 显著水平（P）
有声停顿 34 30 0.617
更正 6 7 0.782
冗余啰嗦 4 5 0.739
语气助词 2 74 0.000
名词化 4 4 =
从属连词 13 3 0.012
并列连词 23 5 0.001
句子结构破碎 2 2 =
书面词汇 5 3 0.480
语法错误 8 4 0.248
同样地，各项口语性/书面性特征在原文中的出现频次和译文中的出现频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有三个特征显示译语相比于源语有书面性偏移，两个特征显示无偏移，五个特征显示具有口语性偏移。整体来说，偏移现象比较复杂。但是，笔者同样将其分成两组进行分析，即书面性特征和口语性特征。就书面特征而言，偏移显著参数（P<0.05）在源语中频次总和为13，译语中频次总和为3。就口语特征来说，源语频次总和是25，译语频次总和为79。结果均表明英汉传译方向译语较源语口语性增强，发生口语性偏移。
接着笔者对偏移最显著的特征进行具体例句分析：语气助词。如：
（3）a. Over the past year， um we have worked with the province.
一年来呢我们与广东省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b. We have had meetings with the Guangdong Development Bank.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重组基金呢是跟发展广东省发展银行做的。
（3）a和b中，英文发言中几乎没有语气助词，而汉译中则出现了大量的“呢”，这也说明之前发言人说话时带有很多语气助词并不是发言人的个人原因，而是有章可循的，这一现象可以用汉语独有的特点进行分析，因为汉语与英语不同，其表达人际关系的手段更加丰富，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语气助词的使用，语气助词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人际关系。在此汉语译文例句中，可以发现“呢”的频繁使用有其特点，即“呢”一般用于不同的意群之间，因为这样能够让听众更清楚发言人想要传达的信息，更好地促进发言人，译员和听众的人际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何译语较源语发生了口语性偏移。值得注意的是，源语和译语中出现的有声停顿“um”次数相当。这样一来，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汉译的口语性偏移。
对偏移较为显著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从属连词。如：
（4）As province described its plans， um we have a variety of di-laboratory scientists um visit the province and went into collaboration with people in university and in industry.
同时呢我们也协助了广东省的一些项目跟计划，我们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有许多名科学家呢来了广东进行考察，他们与这里的大学和企业进行了合作。
（4）原文中使用的从属连词在译文中并没有直接翻出来，译员根据自己理解的语境意义将其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没有拘泥源语的句式，所以从属连词这一特征减弱。此外，鉴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区别，英文是一种形合的语言，依靠逻辑联结词形成篇章，而中文是意合的语言，从属连词使用频次较少。原文的主语只有一个，而译语三个主语，可以明显感觉到其口语性偏移。 4.3 研究结果
从以上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研究结果与之前的假设相符。微观上看，本文所选择的10个参数在原文和译文中出现频次发生的偏移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并不是全部往同一个方向偏移。不过总体上来说，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进行汉英交替传译时，译语较源语有书面性偏移；进行英汉交替传译时，译语较源语有口语性偏移。谈到交替传译的方向性与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关系，可以总结出，在书面性-口语性连续体上，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5. 对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的归因分析
结合之前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解释以上研究结果。宏观上来看，上文研究假设中采用了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因此笔者试着用该理论解释偏移的原因。从精力分配模式出发推导出，以汉语为母语者聆听汉语，记忆汉语时分配的精力较少，便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产出和协调上。因此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在汉译英时可以修饰一下自己的语言使其变得更书面。反过来说，在英译汉时同理，目的语与源语相比变得更口语。总结一下就是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微观上来看，分析中提到汉译英中有声停顿在源语中特别多而在译语中几乎没有，或者说是转化成了and这个并列连词。该现象仍然可以用精力分配模式解释：有声停顿与and都能够减慢语速，以提供更多的精力用于产出。译员通过增强译文的口语性特征以获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分析中还提到，汉英交替传译中，语气助词“呢”在源语中普遍存在，而译语中几乎没有语气助词，此现象可以顺应论解释。Verschueren（2000）认为，使用语言就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顺应性就是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源语中的语气助词如果照搬到译语中会影响对话的流畅性，不通顺的口译令听众感到费解。而且，语气助词对发言人来说有舒缓语气，争取更多思考时间和引出话题等作用，而译员需要考虑的是促进双方交流，则不用依靠英语语气助词来达到这些目的。综上，译语将语气助词这一口语特征弱化了。另一方面，英译汉中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语气助词和从属连词，英语中无语气助词，而汉语中聚集了大量的“呢”。同时，汉译英中汉语源语也存在大量的语气助词“呢”。从属连词在英文原文中使用较多，而在中文译文中这一特征弱化了。因此，这些现象可以用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来解释。王力（ 1984： 310 ）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提出意合和形合两个概念：“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要；西方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但这不是说汉语没有形合，汉语中有的一些形合手段在英语中是没有的，如：汉语中的语音重叠和语气词等。因此英语中较少有各种语气词，而汉语口语中就特别容易带入语气词，从而增强其汉语的口语性。此外，英语更多用语言形式手段显性地连接起来，汉语则倾向于通过逻辑关联和意义关联进行连接。因此英语中的从属连词较多，而汉语中这一特征减弱，从而增强汉语的口语性。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对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口译语料所做的个案分析，在对转写稿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交替传译方向性与的口语/书面语偏移现象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表明，在书面性-口语性连续体上，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笔者试着用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Verschueren的顺应论，和王力的形合意合理论来解释该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基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提出了创新性的不同见解。Shlesinger （1989）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曾证明，同声传译会将一篇口语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书面，将书面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口语。洪磊，王斌华（2011）将这一结论拓展到了汉英交替传译中，证明该结论依然适用。但是前人的研究都是基于口译单向的研究，也许是限于时间与精力的原因，没有对口译的方向性与书面性/口语性偏移现象联系起来分析。本研究着眼于交传的方向性与偏移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了其中的规律，希望能对口译研究有一定的贡献，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但是分析的案例有限，需要今后大规模现场语料的描述性研究加以进一步论证该结论。此外，分析的角度可以更加多样化，就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可以研究对除交替传译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翻译。就交替传译方向性而言，可以探究交替传译的方向性与某些特殊现象间的关系。研究的方向有很多，这需要我们留心观察，增强对问题的敏感性，以获取更加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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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criptive Study of Orality/Literacy Shift in 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Based on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D Province
DENG Shuhui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descriptive study on orality/literacy shift in 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I）. First， based on the Effort Model proposed by Gile， a hypothesis is put forward that for an interpreter， whose active language is Chinese， Chinese-English CI has larger extent of literacy shift than English-Chinese CI. Next， in order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10 parameters are determined to evaluate the orality or literacy of the research materials， which are the transcript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D Province. By counting the parameters’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respectively， we can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ity/literacy shift and directionality of CI.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firm the hypothesis above.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asons behind， we carefully study the transcripts and find that，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Effort Model proposed by Gile， Adaptation Theory put forward by Verschueren and Theory of Hypotaxis and Parataxis by Wang Li.
Key words： CI； directionality； orality/literacy shift； a descriptive study
作者简介：邓淑慧，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通讯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邮编510420
E-mail：[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