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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武汉期间，林语堂的文化活动是他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内的“时代+个人生存体验”的结合。大起大落的时代激流“轰毁”了他的“思路”，因其先天气质与国民党的“清党行为” 的双重影响，此后，他不再相信政治。林语堂有失望，也有收获，他秉持公平参与、人道关怀的意识，评判历史和现实的异化性生活图景，完成了从“恨意”走向自由主义的转折。之后的林语堂，坚持要做一个与任何公權力都保持距离的独立思想者，必要时，选择委婉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关键词：林语堂;时事述译;心路历程;非典型政治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3-0089-05
1927年3月27日中午，林语堂应邀在上海华懋饭店演讲东西文化的沟通、中国人的源流与个性等。演讲结束后，他坐江轮溯流而上至武汉，担任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后又兼任《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8月28日，他在《民众论坛》发表英文文章《汉口，再见》告别武汉，前后在武汉生活不到半年。这一短暂的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对林语堂而言，完成了对“时事的兴趣”到对“革命深感厌倦”的转折，也开启了由北京、厦门期间的“名士”到上海十年“隐士”的过渡，呈现出非典型政治人物的特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林语堂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然而，对林语堂武汉时期文化活动的研究成果，似乎还不多见。本文重在梳理相关文化活动的史料，以文本为依据，探寻林语堂在武汉期间的心路历程。
一、文学活动
从现有的资料看，林语堂到武汉后所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闲话与谣言》，收入《剪拂集》，之前未见公开发表。此前，《京报副刊》第454号刊登了岂明（周作人）的《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孟菊安的《“不下于开枪杀人者”的“闲话”》、董秋芳的《可怕与可杀》等文章，分别描述了杨德群女士遇难前后的情况，愤怒驳斥了陈源（陈西滢）的《闲话》。林语堂有感于那些谣言制造者们的无耻，提笔写作了《闲话与谣言》。在文章中林语堂将那些以“狗屁”“献给他们的大人……以求取得主人之欢心”的“走狗”们①，骂得狗血淋头，承续了他《语丝》时期的“骂人”风格。
林语堂在武汉期间，用中、英文撰写的主要文章如下：5月21日《天才乎——文人乎——互捧乎——自捧欤？》，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第58号;5月28日《谈北京》，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第65号;6月13日《萨天师语录》（一），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第80号;7月1日《答小鹿论〈女士〉》，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第97号;7月7日《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逻辑答小鹿》，载于《中央副刊》第103号;8月2日“After the Communist Secession”（《共产党分裂之后》）;8月3日“Upton Close on Asia”（《厄普顿·克洛兹论亚洲》）;8月4、5日“Marxism， Sun-Yatsenism and Communism in China”（《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8月6日“The Signs of the Times”（《时代的标志》）;8月7日“The ‘Free City’ of Shanghai”（《上海的“自由城”》）;8月9日“Bourbonism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国民革命时期的波旁主义》）;8月10日“Russian Agrarian Laws”（《俄国的土地法》）;8月11日“On Making History”（《论历史创造》）;8月12日“Making China Safe the Kuomintang”（《使中国接受国民党政权》）;8月13日“A Berlitz School for Chinese”（《为中国人开办的一所采用贝立兹教学法的学校》）;8月14日“Anti-Sinoism： A Modern Disase”（《反汉族主义：一种现代病》）;8月16日“The Kuomintang Organism”（《国民党的组织机构》）;8月17日“The Call of the Siren”（《塞壬的诱惑》）;8月18日“‘North China’s’Alarming Development”（《〈字林西报〉事件的惊人进展》）;8月19日“V. K. Ting and Japan’s Latest Escapade”（《丁文江与日本的最新冒险行动》）;8月20日“The Drama of a Broken Aeroplane Wing of Britain”（《一架英国飞机段翼的戏剧性事件》）;8月21日“A Vanished Pleasure Garden”（《消失的乐园》）;8月23日“Mr.Kung’s Scheme for Cheking Militarism”（《龚浩先生阻止军国主义的计划》）;8月24日“More About the Shift-System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再论军事组织的变革体系》）;8月25日“A Footnote on Romanization”（《小论罗马字拼音》）;8月26日“Chinese Names”（《中国人的姓名》）;8月27日“Prohibited”（《被禁》）;8月28日“Farewell to Hankow”（《汉口，再见》）。②
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用中文书写的文章，内容方面以文化批判为主。《萨天师语录》（一），是林语堂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时，一组同题文章的续写，首发于《语丝》第55期（1925年11月30日出版）。后来收入《大荒集》时，这一组文章编在一起，《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6月13日发表的这一篇，改为《萨天师语录》（二）。
从8月2日开始，林语堂改为英文书写，这些文字先刊载于《民国论坛》（People’s Tribune），后来有的原文不动，有的略有删改，有的变换了题目，收入到《英文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内容多为社会批判与政治述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林语堂不再像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那样，谈汉字改革、谈拼音方案、谈学科建设。他的主要精力不再在学问上，除一篇“A Footnote on Romanization”（《小论罗马字拼音》）之外，再也没有探寻《平闽十八洞所载的古迹》的民俗调查、史料考证之类学术探讨文章，取而代之的是对时事动态、意识形态、国计民生等的关注。用“时事述译”定位界定他这一时期的书写，甚是恰当。 需要说明的是，林语堂所译《国民革命外纪》虽然是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但译者的“弁言”写于“一九二七、六、三十”。该书原著是英国作家、记者亚瑟·兰瑟姆，正文包括23章：英国对华政策;驻沪防军;上海头脑;中国革命的性质;长江途中;汉口;国民党;汉口政府中人物;陈友仁;俄国在华的目的;劳工与国民党;九江;刽子手;外人特权与中国内乱;几位中国武人;华人的怨恨不平;华人与外人;沿海北上;北京的信义;国民党的分裂;伍朝枢;中国之谜;国民党政纲。不辞辛苦地翻译，是因为这些正是身在武汉的林语堂或参与或感兴趣的 “时事”。
二、兴奋与困惑
林语堂到武汉的原因有四：一是刚刚辞去了厦大的教职，要一个栖身之所;二是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力邀精通英文，且对军阀痛恨、行事果敢的林语堂来助自己一臂之力;三是对武汉国民政府有所期望。那时北伐军气势正盛，攻无不克，北方的军阀势力已是穷途末路，这使林语堂欢欣鼓舞，陶醉于推翻军阀的幻想之中，“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光出现了”;四是还没有跳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利诱。
初到武汉，林语堂又恢复了在北京期间的那种激昂的斗争状态。他发表了《谈北京》，历数自己在北京经历的一切：痛悼“三一八”惨案、怒斥“闲话家”、成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列入“通缉名单”、加入南下的行列。“天安门大会的历史地，是五四运动的起发点，是学生们与警察巷战的故址，是三一八惨杀的屠场，是打狗运动的故都！……”③ 这种革命的热情、斗争的激情、献身的豪情等，在如今的武汉，在革命军中又找到了。“在武汉的革命军里，不知道有多少是去年的北京学生，但是我们此刻及过去总还是认为学生。虽然各人的任务此刻不同，北京学生的头衔总是依然不舍的。诚然我们可以血气方刚，不安本分，不肯读书救国自负的。诚然我们是梁任公所称的‘傻小子’，是丁在君之罢课自杀者，是鸟总长之不孝不悌之‘狂猖之徒’”。他批驳胡适所说的张作霖赞同的“主义”是“中国之自由”的观点：“张作霖的‘主义’是‘最后的中国之自由’就是天才，也须做过英皇委员，游过英岛，才能替我们发见。即此一点，已可以证明‘适之先生’并未负此一行也。”④从精神上看，林语堂选择去武汉，是在追寻自己精神归属的那个群体——那些敢于冒雨赤足游行的人，那些敢于在执政府门前流血的人。
1926年7月14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言》，剑指造成中国人民苦难的总根源——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克武汉后，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汉办公。3月，林语堂一下江轮，见到满街都是拥护三大政策的标语，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的工农运动，还在继续高涨。这种新气象对他的鼓舞几乎是无法形容的。参加武汉国民政府，这与他之前的从思想舆论上所进行的批判方式完全不同，按时兴的说法，应该是“投入了革命的怀抱”。从他对“卷土重来”、返回北京、打倒军阀的兴奋的幻想来看，此时的林语堂应该更认同这种实际的武力的批判。他所认同的还是那个敢于走上街头向警察投石块的自我。这种行动性的批判更有效。
任职期间，以陈友仁为首的外交部不畏帝国主义的势力，约见英国公使，抗议英军刺伤我民众。陈友仁先后与英方进行了16次谈判，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维护了主权。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中，第一次取得的胜利。在这一系列活动过程中，林语堂全力协助。当时部长下面就是秘书，任外交部英文秘书的林语堂，其职权相当于后来的次长或副部长，而与英国人打交道他又有语言的优势。林语堂在武汉期间以具体行动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贡献。
当然，作为文化人的林语堂，他仍然还是将自己当成一个自由独立的批评者。从续写《萨天师语录》这组文章可以看出，他那种对东方文明的嘲讽，在沉郁中带着诙谐格调，很明显是想找回在北京的那种“信口批评”的感觉。
林语堂起初在武汉确实找到了在北京的那种斗争的感觉，但是，惯于站在道义层面上而不是利益层面上看问题的他，在武汉也遇到了很多困惑。
首先是那些昨天一起并肩战斗的北京学生，今天成为了革命军的革命者，不仅身份变了，而且“已经学会闭嘴，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文雅而态度自然。他在办公室，把时间都花在喝茶及看报纸上”⑤。4月12日，上海有成千上万人被屠杀，报纸上这样的消息，却不能引起坐在办公室喝茶的“革命者”的反应。
其次是不少“革命者”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分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昨日是亲如一家的盟友、兄弟，今日成为被清理的“乱党”，斧钺相加。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次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发出了“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的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清党”。7月29日，汉口全市戒嚴，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7月30日，何键在汉口逮捕共产党人，仅市党部被捕者就达百余人，重要人员都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又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随着惨无人道的杀戮，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宁汉合流。林语堂也就辞去了外交部秘书和兼任的《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的职务。为什么？“做了六个月之后，我那时对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腻烦。”⑥ 在武汉，林语堂亲身经历了官场上的弱肉强食、明争暗斗，深深感到所谓“革命场所”简直就是“拼杀的战场”。政治上显得幼稚的林语堂，写过“After the Communist Secession”（《共产党分裂之后》）、“Mar-xism， Sun-Yatsenism and Communism in China”（《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等文章进行过分析，认为不管政治主张如何，杀自己的同胞总是不对的。事实上大权在握的人其实也受制于人，同时也想尽办法制约别人。中国历史上，像那些皇子皇孙，哪一个不是亲兄弟，可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握了，一旦到了财富面前，一下就变得六亲不认，于是同胞兄弟之间尔虞我诈，还有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的，这一出出诡计，一幕幕血腥的游戏，史书上记载多了，今天他又亲眼目睹了。林语堂不是天真的人，那些所谓理想、宗旨、血缘、派别，实在是靠不住的。还是墨子说得好，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势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诚。墨子是一个直爽人，说出了孔子和孟子都不敢说的话，可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墨子说，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要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要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可这句话，说了几千年了，还是一句空话。由此，林语堂才极端厌恶官僚政客，下决心永远脱离政治漩涡，喜爱革命，却不爱革命家的观念就此形成。 三、失望与收获
1926年10月中山大学由朱家骅出面发电报到厦门，请鲁迅、林语堂等去广州“指示一切”。林语堂却来到武汉，这说明他是有所选择、有所期待的。“汲水的村妇”应该是林语堂所渴望见到的文明之一：
她的两脚似小鹿一般飞跑;她的足趾还是
独立强健的。
她可与凉风为友，而不至于伤寒;她爱那
和暖的日光，而不至于中暑。
她在狂雨中飞奔，而不当天病死肺膜炎。
……
她有黛黑灵动的眼珠;赭赤的脸蛋。
她有挺直的高凸的胸膛，无愧的与野外山
水花木的曲线相辉映。
她有哈哈震耳的笑声，与远远地潺潺的河
水及林间的鸟语相和应。⑦
然而，武汉没有这样的健康与活力，他所供职的国民政府也造不出这样的文明。林语堂在武汉越来越感到失望，武汉也像萨天师所看见的东方大城的景象一样，到处都是“乞丐、穷民、醉汉、书生、奶奶、太太，佝偻的老妪，赤膊的小孩，汗流浃背的清道夫，吁吁喘气的拉车夫，号者似狂的卖报者，割舌吞剑的打拳者，沿途坐泣的流民，铁链系身的囚犯，荷枪木立的警察。”⑧ 一个自己最给予厚望的地方，反而成了自己心中最大的一个魅影。林语堂甚至由武汉而对湖北人印象都不好。后来，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还特意强调湖北人是 “九头鸟”。这个“九头鸟”是贬义的，是刁蛮、好斗的代名词。
在武汉风云剧变的生活中，林语堂既不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也不愿用国民党的“清党”立场来解释，却别出心裁地从生物学层面，将人分为“吃植物的”和“肉食者”。“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只会管自己的事，不会指使别人做事。而这次武汉之行则是吃植物者误入一群肉食者中。虽然没有被同化，也没有被吃，却目睹了吃肉的血腥。后来，他总结自己的这段经历时得出一条人生经验：“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欢那群人;否则，他就离去。”⑨ 人是离去了，但这种时代激流的强劲冲击波，也“轰毁”了他的“思路”。翻云覆雨的政治动荡，使他看不懂，弄不清，终于“对革命厌倦了”，也由此不再像“语丝”时代那样“无所顾忌”地反抗“一切专断与卑劣”了。随之而来的是做一个“自由主义”的自由者，时不时用“幽默”的外壳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
在武汉期间，林语堂认识的宋庆龄、谢冰莹这两位女性，对他后来女性观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当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分共”，准备向昔日盟友，尤其是湘鄂赣的工农群众下手时，那些党政要员及有影响的名人中，唯有宋庆龄女士敢于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坚决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原则。没有军政大权，个人安全也没有保障，但是，宋庆龄仍然以非凡的勇气和崇高的精神挺身而出，发出了不同于当权者的声音。所以林语堂这样评价宋庆龄：“她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无论从她是革命者，亦或是受现代教育的妇女，抑是自然而生的女性，也不论从中国的或外国的标准来看。”五年后的1932年，早就宣布不介入政治的林语堂，居然成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人之一，原因就是“同盟”是宋庆龄在上海组织的。
1926年12月16日，一个抗婚的女孩谢冰莹，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苦来到武汉，投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部，自觉地接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革命熔炉的冶炼。1927年5月谢冰莹作为军校第六期女生大队学员随中央独立师西征，在途中为防所写的战地速写丢失，寄给当时在武汉的《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孙以《行军日记》为题刊发在24日的副刊上。其后，又陆续发表了《一个可嘉而又好笑的故事》（5月25日）、《行军日记三节》（6月1日）、《寄自嘉鱼》（6月6日）、《说不尽的话留待下次再写》（6月21日）、《从峰口至新堤》（6月22日）。狂风淫雨之虐，枪林弹雨之险，睡门板稻草之苦，谢冰莹都不在话下，反倒觉得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就像暖和的晴日、美丽的花。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但林语堂被她那“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的热情所感动，随即将其译成英文在自己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英文版上连载。
女性、战争与革命都是属于现实人生的范畴，对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文学周边的因素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林语堂也不例外。他不仅为其翻译转载，以后又鼓励她结集出版，并欣然提笔作序：“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到‘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著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⑩ 纯粹的语言艺术并不能满足林语堂的阅读期待，只是其中洋溢的革命激情与武汉革命大本营的语境高度契合，才激动了他的心灵。谢冰莹从英姿飒爽的女兵转变为文墨传情的文坛新秀，林语堂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与其说是林语堂对谢冰莹的特别关注，不如说是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人生现实的人道关怀。
林语堂原本是从改造这个社会的“恨意”出发，去武汉寻找新的中国前途。不料，这里也像北京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也像他授课学校的许多女性学生参加示威活动被杀一样，那些有不同政见的人也被杀，而且是成群地被杀。已是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主张社会事务要公平参与，与人交往要抱有同情心。早在1925年所写的《论语丝问题》中，他就明确提出“公平参与”的看法。“公平参与”也可视为人文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林语堂“不忍”看到他人受苦。他也坚持认为不应该彻底毁灭对手。他主张就事论事，不要针对人。可以批评事件，但是不要对人采取（身体）攻击。一个国家要获得强大的力量，需要竞争，可是无论哪一种竞争，都必须遵守规则——无论是基督徒，亦或是自由主义者，皆秉持这种观念。夺权者也好，掌权者也罢，用仇恨作为掌控大众的工具，或是利用恨意来夺权或维护自己的权力，这会造成“愤怒的时代”。他为什么后来研究苏东坡，将苏东坡归类于心中无恨意的“民主人士”，就是要提供一个值得效法的模范，指引人生命努力的方向。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欠缺苏东坡伟大的特质：真与诚。缺乏这些，知识分子出于恐惧军权，便自我批判、自我检控、出卖道德灵魂或是随波逐流。苏东坡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对林语堂而言，就是站在人道的一面，他表示，一个作家不能轻易自毁名誉，他必须保持中立。这就是林语堂这个非典型政治人物的思考。 先天气质与耳闻目睹，短短几个月武汉革命政府的任职经历，彻底让林语堂不再相信任何政治谎言，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昔日那些投笔从戎的文化人，国共分裂之后有的成了通缉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1927年下半年去了上海。由于“他们从血的地狱里闯出来，火气太旺，不但毒咒屠杀他们的人，并且恶骂一切旁观的人”{11}。离开武汉之后，林语堂便走上了与“他们”不同的方向，开启了独具语堂特色的闲适、幽默、性灵之旅。虽然同在上海，他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只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已显然没有了那种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的斗士风格。后来，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其实，这种想法在对武汉的失望中已经产生。值得肯定的是，林语堂的武汉之旅，是自觉地把自身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内，通过文字来反映社会现实，同时也不断地训练、发展、完善自己，在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而真正的收获，是在这个潮流激荡又世事纷扰的时代，坚持做一个不太势利的文人。林语堂原本就不懂政治，后来更不愿参与政治，这与他武汉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也为之后去上海从事“大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 林语堂：《闲话与谣言》，《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② 参见郑锦怀：《林语堂学术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1—86页。
③ 林语堂：《谈北京》，《中央副刊》1927年5月28日。
④ 林语堂：《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欤——自捧欤？》，《中央副刊》1927年5月21日。
⑤⑦⑧ 林语堂：《萨天师语录》（一），《中央副刊》1927年6月13日。
⑥⑨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299页。
⑩ 林语堂：《冰莹〈从军日记〉序》，《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11} 司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第246页。
作者简介：陈煜斓，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漳州，363000;阮慧玲，闽南师范大学闽台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漳州，363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林语堂;时事述译;心路历程;非典型政治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3-0089-05
1927年3月27日中午，林语堂应邀在上海华懋饭店演讲东西文化的沟通、中国人的源流与个性等。演讲结束后，他坐江轮溯流而上至武汉，担任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后又兼任《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8月28日，他在《民众论坛》发表英文文章《汉口，再见》告别武汉，前后在武汉生活不到半年。这一短暂的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对林语堂而言，完成了对“时事的兴趣”到对“革命深感厌倦”的转折，也开启了由北京、厦门期间的“名士”到上海十年“隐士”的过渡，呈现出非典型政治人物的特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林语堂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然而，对林语堂武汉时期文化活动的研究成果，似乎还不多见。本文重在梳理相关文化活动的史料，以文本为依据，探寻林语堂在武汉期间的心路历程。
一、文学活动
从现有的资料看，林语堂到武汉后所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闲话与谣言》，收入《剪拂集》，之前未见公开发表。此前，《京报副刊》第454号刊登了岂明（周作人）的《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孟菊安的《“不下于开枪杀人者”的“闲话”》、董秋芳的《可怕与可杀》等文章，分别描述了杨德群女士遇难前后的情况，愤怒驳斥了陈源（陈西滢）的《闲话》。林语堂有感于那些谣言制造者们的无耻，提笔写作了《闲话与谣言》。在文章中林语堂将那些以“狗屁”“献给他们的大人……以求取得主人之欢心”的“走狗”们①，骂得狗血淋头，承续了他《语丝》时期的“骂人”风格。
林语堂在武汉期间，用中、英文撰写的主要文章如下：5月21日《天才乎——文人乎——互捧乎——自捧欤？》，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第58号;5月28日《谈北京》，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第65号;6月13日《萨天师语录》（一），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第80号;7月1日《答小鹿论〈女士〉》，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第97号;7月7日《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逻辑答小鹿》，载于《中央副刊》第103号;8月2日“After the Communist Secession”（《共产党分裂之后》）;8月3日“Upton Close on Asia”（《厄普顿·克洛兹论亚洲》）;8月4、5日“Marxism， Sun-Yatsenism and Communism in China”（《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8月6日“The Signs of the Times”（《时代的标志》）;8月7日“The ‘Free City’ of Shanghai”（《上海的“自由城”》）;8月9日“Bourbonism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国民革命时期的波旁主义》）;8月10日“Russian Agrarian Laws”（《俄国的土地法》）;8月11日“On Making History”（《论历史创造》）;8月12日“Making China Safe the Kuomintang”（《使中国接受国民党政权》）;8月13日“A Berlitz School for Chinese”（《为中国人开办的一所采用贝立兹教学法的学校》）;8月14日“Anti-Sinoism： A Modern Disase”（《反汉族主义：一种现代病》）;8月16日“The Kuomintang Organism”（《国民党的组织机构》）;8月17日“The Call of the Siren”（《塞壬的诱惑》）;8月18日“‘North China’s’Alarming Development”（《〈字林西报〉事件的惊人进展》）;8月19日“V. K. Ting and Japan’s Latest Escapade”（《丁文江与日本的最新冒险行动》）;8月20日“The Drama of a Broken Aeroplane Wing of Britain”（《一架英国飞机段翼的戏剧性事件》）;8月21日“A Vanished Pleasure Garden”（《消失的乐园》）;8月23日“Mr.Kung’s Scheme for Cheking Militarism”（《龚浩先生阻止军国主义的计划》）;8月24日“More About the Shift-System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再论军事组织的变革体系》）;8月25日“A Footnote on Romanization”（《小论罗马字拼音》）;8月26日“Chinese Names”（《中国人的姓名》）;8月27日“Prohibited”（《被禁》）;8月28日“Farewell to Hankow”（《汉口，再见》）。②
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用中文书写的文章，内容方面以文化批判为主。《萨天师语录》（一），是林语堂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时，一组同题文章的续写，首发于《语丝》第55期（1925年11月30日出版）。后来收入《大荒集》时，这一组文章编在一起，《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6月13日发表的这一篇，改为《萨天师语录》（二）。
从8月2日开始，林语堂改为英文书写，这些文字先刊载于《民国论坛》（People’s Tribune），后来有的原文不动，有的略有删改，有的变换了题目，收入到《英文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内容多为社会批判与政治述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林语堂不再像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那样，谈汉字改革、谈拼音方案、谈学科建设。他的主要精力不再在学问上，除一篇“A Footnote on Romanization”（《小论罗马字拼音》）之外，再也没有探寻《平闽十八洞所载的古迹》的民俗调查、史料考证之类学术探讨文章，取而代之的是对时事动态、意识形态、国计民生等的关注。用“时事述译”定位界定他这一时期的书写，甚是恰当。 需要说明的是，林语堂所译《国民革命外纪》虽然是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但译者的“弁言”写于“一九二七、六、三十”。该书原著是英国作家、记者亚瑟·兰瑟姆，正文包括23章：英国对华政策;驻沪防军;上海头脑;中国革命的性质;长江途中;汉口;国民党;汉口政府中人物;陈友仁;俄国在华的目的;劳工与国民党;九江;刽子手;外人特权与中国内乱;几位中国武人;华人的怨恨不平;华人与外人;沿海北上;北京的信义;国民党的分裂;伍朝枢;中国之谜;国民党政纲。不辞辛苦地翻译，是因为这些正是身在武汉的林语堂或参与或感兴趣的 “时事”。
二、兴奋与困惑
林语堂到武汉的原因有四：一是刚刚辞去了厦大的教职，要一个栖身之所;二是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力邀精通英文，且对军阀痛恨、行事果敢的林语堂来助自己一臂之力;三是对武汉国民政府有所期望。那时北伐军气势正盛，攻无不克，北方的军阀势力已是穷途末路，这使林语堂欢欣鼓舞，陶醉于推翻军阀的幻想之中，“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光出现了”;四是还没有跳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利诱。
初到武汉，林语堂又恢复了在北京期间的那种激昂的斗争状态。他发表了《谈北京》，历数自己在北京经历的一切：痛悼“三一八”惨案、怒斥“闲话家”、成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列入“通缉名单”、加入南下的行列。“天安门大会的历史地，是五四运动的起发点，是学生们与警察巷战的故址，是三一八惨杀的屠场，是打狗运动的故都！……”③ 这种革命的热情、斗争的激情、献身的豪情等，在如今的武汉，在革命军中又找到了。“在武汉的革命军里，不知道有多少是去年的北京学生，但是我们此刻及过去总还是认为学生。虽然各人的任务此刻不同，北京学生的头衔总是依然不舍的。诚然我们可以血气方刚，不安本分，不肯读书救国自负的。诚然我们是梁任公所称的‘傻小子’，是丁在君之罢课自杀者，是鸟总长之不孝不悌之‘狂猖之徒’”。他批驳胡适所说的张作霖赞同的“主义”是“中国之自由”的观点：“张作霖的‘主义’是‘最后的中国之自由’就是天才，也须做过英皇委员，游过英岛，才能替我们发见。即此一点，已可以证明‘适之先生’并未负此一行也。”④从精神上看，林语堂选择去武汉，是在追寻自己精神归属的那个群体——那些敢于冒雨赤足游行的人，那些敢于在执政府门前流血的人。
1926年7月14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言》，剑指造成中国人民苦难的总根源——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克武汉后，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汉办公。3月，林语堂一下江轮，见到满街都是拥护三大政策的标语，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的工农运动，还在继续高涨。这种新气象对他的鼓舞几乎是无法形容的。参加武汉国民政府，这与他之前的从思想舆论上所进行的批判方式完全不同，按时兴的说法，应该是“投入了革命的怀抱”。从他对“卷土重来”、返回北京、打倒军阀的兴奋的幻想来看，此时的林语堂应该更认同这种实际的武力的批判。他所认同的还是那个敢于走上街头向警察投石块的自我。这种行动性的批判更有效。
任职期间，以陈友仁为首的外交部不畏帝国主义的势力，约见英国公使，抗议英军刺伤我民众。陈友仁先后与英方进行了16次谈判，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维护了主权。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中，第一次取得的胜利。在这一系列活动过程中，林语堂全力协助。当时部长下面就是秘书，任外交部英文秘书的林语堂，其职权相当于后来的次长或副部长，而与英国人打交道他又有语言的优势。林语堂在武汉期间以具体行动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贡献。
当然，作为文化人的林语堂，他仍然还是将自己当成一个自由独立的批评者。从续写《萨天师语录》这组文章可以看出，他那种对东方文明的嘲讽，在沉郁中带着诙谐格调，很明显是想找回在北京的那种“信口批评”的感觉。
林语堂起初在武汉确实找到了在北京的那种斗争的感觉，但是，惯于站在道义层面上而不是利益层面上看问题的他，在武汉也遇到了很多困惑。
首先是那些昨天一起并肩战斗的北京学生，今天成为了革命军的革命者，不仅身份变了，而且“已经学会闭嘴，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文雅而态度自然。他在办公室，把时间都花在喝茶及看报纸上”⑤。4月12日，上海有成千上万人被屠杀，报纸上这样的消息，却不能引起坐在办公室喝茶的“革命者”的反应。
其次是不少“革命者”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分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昨日是亲如一家的盟友、兄弟，今日成为被清理的“乱党”，斧钺相加。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次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发出了“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的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清党”。7月29日，汉口全市戒嚴，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7月30日，何键在汉口逮捕共产党人，仅市党部被捕者就达百余人，重要人员都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又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随着惨无人道的杀戮，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宁汉合流。林语堂也就辞去了外交部秘书和兼任的《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的职务。为什么？“做了六个月之后，我那时对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腻烦。”⑥ 在武汉，林语堂亲身经历了官场上的弱肉强食、明争暗斗，深深感到所谓“革命场所”简直就是“拼杀的战场”。政治上显得幼稚的林语堂，写过“After the Communist Secession”（《共产党分裂之后》）、“Mar-xism， Sun-Yatsenism and Communism in China”（《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等文章进行过分析，认为不管政治主张如何，杀自己的同胞总是不对的。事实上大权在握的人其实也受制于人，同时也想尽办法制约别人。中国历史上，像那些皇子皇孙，哪一个不是亲兄弟，可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握了，一旦到了财富面前，一下就变得六亲不认，于是同胞兄弟之间尔虞我诈，还有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的，这一出出诡计，一幕幕血腥的游戏，史书上记载多了，今天他又亲眼目睹了。林语堂不是天真的人，那些所谓理想、宗旨、血缘、派别，实在是靠不住的。还是墨子说得好，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势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诚。墨子是一个直爽人，说出了孔子和孟子都不敢说的话，可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墨子说，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要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要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可这句话，说了几千年了，还是一句空话。由此，林语堂才极端厌恶官僚政客，下决心永远脱离政治漩涡，喜爱革命，却不爱革命家的观念就此形成。 三、失望与收获
1926年10月中山大学由朱家骅出面发电报到厦门，请鲁迅、林语堂等去广州“指示一切”。林语堂却来到武汉，这说明他是有所选择、有所期待的。“汲水的村妇”应该是林语堂所渴望见到的文明之一：
她的两脚似小鹿一般飞跑;她的足趾还是
独立强健的。
她可与凉风为友，而不至于伤寒;她爱那
和暖的日光，而不至于中暑。
她在狂雨中飞奔，而不当天病死肺膜炎。
……
她有黛黑灵动的眼珠;赭赤的脸蛋。
她有挺直的高凸的胸膛，无愧的与野外山
水花木的曲线相辉映。
她有哈哈震耳的笑声，与远远地潺潺的河
水及林间的鸟语相和应。⑦
然而，武汉没有这样的健康与活力，他所供职的国民政府也造不出这样的文明。林语堂在武汉越来越感到失望，武汉也像萨天师所看见的东方大城的景象一样，到处都是“乞丐、穷民、醉汉、书生、奶奶、太太，佝偻的老妪，赤膊的小孩，汗流浃背的清道夫，吁吁喘气的拉车夫，号者似狂的卖报者，割舌吞剑的打拳者，沿途坐泣的流民，铁链系身的囚犯，荷枪木立的警察。”⑧ 一个自己最给予厚望的地方，反而成了自己心中最大的一个魅影。林语堂甚至由武汉而对湖北人印象都不好。后来，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还特意强调湖北人是 “九头鸟”。这个“九头鸟”是贬义的，是刁蛮、好斗的代名词。
在武汉风云剧变的生活中，林语堂既不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也不愿用国民党的“清党”立场来解释，却别出心裁地从生物学层面，将人分为“吃植物的”和“肉食者”。“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只会管自己的事，不会指使别人做事。而这次武汉之行则是吃植物者误入一群肉食者中。虽然没有被同化，也没有被吃，却目睹了吃肉的血腥。后来，他总结自己的这段经历时得出一条人生经验：“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欢那群人;否则，他就离去。”⑨ 人是离去了，但这种时代激流的强劲冲击波，也“轰毁”了他的“思路”。翻云覆雨的政治动荡，使他看不懂，弄不清，终于“对革命厌倦了”，也由此不再像“语丝”时代那样“无所顾忌”地反抗“一切专断与卑劣”了。随之而来的是做一个“自由主义”的自由者，时不时用“幽默”的外壳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
在武汉期间，林语堂认识的宋庆龄、谢冰莹这两位女性，对他后来女性观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当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分共”，准备向昔日盟友，尤其是湘鄂赣的工农群众下手时，那些党政要员及有影响的名人中，唯有宋庆龄女士敢于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坚决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原则。没有军政大权，个人安全也没有保障，但是，宋庆龄仍然以非凡的勇气和崇高的精神挺身而出，发出了不同于当权者的声音。所以林语堂这样评价宋庆龄：“她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无论从她是革命者，亦或是受现代教育的妇女，抑是自然而生的女性，也不论从中国的或外国的标准来看。”五年后的1932年，早就宣布不介入政治的林语堂，居然成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人之一，原因就是“同盟”是宋庆龄在上海组织的。
1926年12月16日，一个抗婚的女孩谢冰莹，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苦来到武汉，投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部，自觉地接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革命熔炉的冶炼。1927年5月谢冰莹作为军校第六期女生大队学员随中央独立师西征，在途中为防所写的战地速写丢失，寄给当时在武汉的《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孙以《行军日记》为题刊发在24日的副刊上。其后，又陆续发表了《一个可嘉而又好笑的故事》（5月25日）、《行军日记三节》（6月1日）、《寄自嘉鱼》（6月6日）、《说不尽的话留待下次再写》（6月21日）、《从峰口至新堤》（6月22日）。狂风淫雨之虐，枪林弹雨之险，睡门板稻草之苦，谢冰莹都不在话下，反倒觉得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就像暖和的晴日、美丽的花。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但林语堂被她那“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的热情所感动，随即将其译成英文在自己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英文版上连载。
女性、战争与革命都是属于现实人生的范畴，对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文学周边的因素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林语堂也不例外。他不仅为其翻译转载，以后又鼓励她结集出版，并欣然提笔作序：“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到‘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著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⑩ 纯粹的语言艺术并不能满足林语堂的阅读期待，只是其中洋溢的革命激情与武汉革命大本营的语境高度契合，才激动了他的心灵。谢冰莹从英姿飒爽的女兵转变为文墨传情的文坛新秀，林语堂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与其说是林语堂对谢冰莹的特别关注，不如说是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人生现实的人道关怀。
林语堂原本是从改造这个社会的“恨意”出发，去武汉寻找新的中国前途。不料，这里也像北京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也像他授课学校的许多女性学生参加示威活动被杀一样，那些有不同政见的人也被杀，而且是成群地被杀。已是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主张社会事务要公平参与，与人交往要抱有同情心。早在1925年所写的《论语丝问题》中，他就明确提出“公平参与”的看法。“公平参与”也可视为人文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林语堂“不忍”看到他人受苦。他也坚持认为不应该彻底毁灭对手。他主张就事论事，不要针对人。可以批评事件，但是不要对人采取（身体）攻击。一个国家要获得强大的力量，需要竞争，可是无论哪一种竞争，都必须遵守规则——无论是基督徒，亦或是自由主义者，皆秉持这种观念。夺权者也好，掌权者也罢，用仇恨作为掌控大众的工具，或是利用恨意来夺权或维护自己的权力，这会造成“愤怒的时代”。他为什么后来研究苏东坡，将苏东坡归类于心中无恨意的“民主人士”，就是要提供一个值得效法的模范，指引人生命努力的方向。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欠缺苏东坡伟大的特质：真与诚。缺乏这些，知识分子出于恐惧军权，便自我批判、自我检控、出卖道德灵魂或是随波逐流。苏东坡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对林语堂而言，就是站在人道的一面，他表示，一个作家不能轻易自毁名誉，他必须保持中立。这就是林语堂这个非典型政治人物的思考。 先天气质与耳闻目睹，短短几个月武汉革命政府的任职经历，彻底让林语堂不再相信任何政治谎言，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昔日那些投笔从戎的文化人，国共分裂之后有的成了通缉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1927年下半年去了上海。由于“他们从血的地狱里闯出来，火气太旺，不但毒咒屠杀他们的人，并且恶骂一切旁观的人”{11}。离开武汉之后，林语堂便走上了与“他们”不同的方向，开启了独具语堂特色的闲适、幽默、性灵之旅。虽然同在上海，他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只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已显然没有了那种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的斗士风格。后来，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其实，这种想法在对武汉的失望中已经产生。值得肯定的是，林语堂的武汉之旅，是自觉地把自身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内，通过文字来反映社会现实，同时也不断地训练、发展、完善自己，在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而真正的收获，是在这个潮流激荡又世事纷扰的时代，坚持做一个不太势利的文人。林语堂原本就不懂政治，后来更不愿参与政治，这与他武汉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也为之后去上海从事“大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 林语堂：《闲话与谣言》，《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② 参见郑锦怀：《林语堂学术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1—86页。
③ 林语堂：《谈北京》，《中央副刊》1927年5月28日。
④ 林语堂：《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欤——自捧欤？》，《中央副刊》1927年5月21日。
⑤⑦⑧ 林语堂：《萨天师语录》（一），《中央副刊》1927年6月13日。
⑥⑨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299页。
⑩ 林语堂：《冰莹〈从军日记〉序》，《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11} 司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第246页。
作者简介：陈煜斓，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漳州，363000;阮慧玲，闽南师范大学闽台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漳州，363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