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一百三十卷，卷七是《项羽本纪》，卷八则为《高祖本纪》。项、刘二人，生前是对手，死后则在《史记》书中“比邻而居”。“比邻而居”也就罢了，司马迁还不时写些相仿的情节，刻意让两人作比对。有了比对，即便千载之后，两人彷彿都仍能较量一二，可热闹有趣呢！
　　这样的比对，有两人相似者，譬如，慷慨高歌。那时，项羽垓下被围，兵少食尽，夜闻汉军四面楚歌，遂对饮虞姬，抚着乌骓，悲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数年之后，刘邦在死前半载，硬撑着病体，东击黥布，回返长安途中，绕经沛县故里，对着家乡父老子弟，放怀纵酒，慷慨伤怀，泣下数行，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两人对比，也有截然不同者，譬如，迁都。项、刘二人打下天下之后，同样都有人劝定都关中。先是项羽因咸阳残破，又思衣锦还乡，于是不肯，定要回返彭城。说者见项羽不听，遂讥讽，“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二话不说，就把这人给烹了。至于刘邦，当初不论是他，或是众大臣，原都决意定都洛阳，而后先有刘敬力陈，继而有张良细剖，刘邦一听，字字句句，确实在理，于是便不顾其他反对意见，也不管自己原先想法，“是日驾，入都关中”。
　　太史公将项、刘对比，还有看来相似、却实不相同者，譬如，二人之纵观秦始皇。当时，项羽与叔父项梁避仇于江东，恰逢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叔侄俱往观之，当下，项羽就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至于刘邦，则是到咸阳徭役时，看见始皇帝出巡，年近半百的他，望着那阵仗、那排场、那凛凛威风，不禁喟然叹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就这样，一句“彼可取而代也”，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也”，寥寥数字，轻易就勾勒出项羽与刘邦迥然有别的生命气象。项羽悍而戾，刘邦宽裕而舒展。项羽目标明确、一步到位;刘邦不然，尽管心向往之，却搞不清楚到底要做啥，可是，随时随地又有份好意，有种欣欣然。这种莫知所以的欣欣然，就是孔子常说的“兴于诗”的那个“兴”字。
　　有时候，我们目的性太强，也太过急切，就好比有些老师，巴不得学生一天可以读十六个小时的书，越用功越好，但却忽略了如何能让学生活得更有力气、更有朝气，也更能意兴扬扬。那种凡事欣欣然的生命气象，不只刘邦有，也不只孔子有，那是每个中国人共有的文化基因。今天谈国学，首先，就是要找回这样子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