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最终导致清廷覆灭、民国诞生的新军起义，史称“辛亥革命”。就在这一年，南北两地出现了两份绘制十分精美的画报——广州的《平民画报》和北京的《菊侪画报》，总算给晚清的石印画报划上了一个不无遗憾但也颇为完满的句号。
　　《平民画报》1911年7月16日创刊于广州，旬刊，编辑兼发行人邓警亚，撰述画师为何剑士、潘达微等。此画报刊数不详，只知1912年10月改为《广州时事画报》;而我见到的最后一期《广州时事画报》，是1913年3月出版的第十一期。目前能看到的《平民画报》，乃收藏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三册（第三、第八、第十一期）。
　　《平民画报》与潘达微、高剑父、陈垣、何剑士等编辑、1905年9月创刊于广州的《时事画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初因拒约风潮而起的《时事画报》，后因“政府忌之愈深，欲施其剧烈手段，社友散避，而此画报遂黯然无声”，只好另办《平民画报》。光复之后，潘达微等舍弃《平民画报》，重新复活《时事画报》（即《广州时事画报》），原因是舍不得“时事”二字：“时事者，近代之观察物也。一时一事，变幻百出，绘影绘声，莫时事若。同人之不欲去此二字，职是故耳，岂有他哉？”（鲁达：《画报复活感言》，《广州时事画报》壬子年第一期，1912年10月）
　　与《时事画报》相似，《平民画报》同样是壮怀激烈。最典型的是第三期，发行于辛亥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离武昌起义还有两个多月;那时的广州，竟出版了如此叛逆的图像与文字，实在让人惊讶。清廷依旧严密控制，可已经风雨飘摇了，故广州画家之谈论政治，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这一期的两幅彩画，都是上下图，图文均十分精彩。潘达微（铁苍）所绘黄花岗以及叙事性质之《焚攻督署》，我在《鼓动风潮与书写革命——从<时事画报>到<真相画报>》（《文艺研究》2013年4期）中有专门论述，暂时搁下。与《焚攻督署》的慷慨悲歌略有不同，同期所刊《龙山演戏》，则带有戏谑与反讽的意味。1911年7月，已入同盟会的谭义、邓江等，因得到一笔钱财，演戏于顺德龙山乡。官兵获悉，前往搜捕，乘机放火抢劫，滥杀无辜平民，画报作者于是称：
　　按：群盗如毛，其今日广东之谓矣。稍有权责，无不思所以弭之。虽然，弭之之道何在哉？吴宗禹之意曰：唯有尽杀之而已。且不特杀贼，盖欲妄杀平民，以为邀功地步，由是而遍野号哭之声以起。虽然，吴之惨杀，岂自今日始哉？
　　这位巡防营统领吴宗禹，正是此前一年镇压广州新军起义的将领，难怪画报作者专门点出此次烧杀掳掠，“尤以吴宗禹部下为甚”。
　　晚清画报基本上都采用石印（偶有版刻的，如《启蒙画报》），而像《平民画报》这样石印后上彩的，我仅见此一例。这与潘达微、何剑士等都是职业画家，且乐于进行各种艺术探索有关。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漫画家，何剑士异想天开的构图以及放纵自如的笔墨，得到了美术史家高度赞赏。以下这幅“喻画”，讽刺当下之大举向外国列强借债，必将压垮政府与民众。
　　要说《平民画报》的制作精美，更奇特的是一幅泰安大药房的“放脚卫生洗药水”广告。讲述缠足之苦、兵燹之祸以及放脚之乐，关键是奶奶如何将脚放进泰安大药房出售的制作精良的药水里……即便放在今天，这广告的构思与制作，也都属于上乘。
　　似乎是在呼应吴友如之离开《点石斋画报》，转而独立创办《飞影阁画报》，曾参与晚清北京诸多画报制作的李菊侪（号听秋吟馆主人），最终也选择了独立门户，创办旬刊及日刊的《菊侪画报》以及《菊侪绘图女报》。关于《菊侪绘图女报》的基本情况，以及民国元年后出版的日刊《菊侪画报》如何从启蒙读物摇身一变而成为花边小报，王鸿莉在《李菊侪及其画报事业考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2期）中已有论述，这里不赘。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作为旬刊的《菊侪画报》。
　　《菊侪画报》，旬刊，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1911年10月22日）创办，发行兼编辑李荫林（即李菊侪），经理张啸竹。顾名思义，此画报主要由李菊侪独立绘制，日后偶有李翰园等加盟，总共发行了十三期。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续编》（2003年）第16册也曾收录。
　　创办于武昌起义刚刚爆发不久这一特定时刻，《菊侪画报》不能不染上战争的硝烟，这使得其与沉湎于古典世界的《飞影阁画报》拉开了距离。《武汉军事消息》称：“自官军克服汉口后，旋于初十日又为革党所占。昨闻已又为官军克服。惟官军多所杀戮，颇失民心。又上海商会电云，官军在汉口焚杀甚惨。又西人电云，汉口又为官军所得，惟焚杀甚惨，颇乖人道。”战事到底进展如何，因消息极为混乱，只能并列陈述。至于作者的政治立场，也就显得模棱两可了。
　　画家不是战地记者，能够做的，是回过头来描述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京城。这边厢，因局势紧张，警察以“疑似革党”而胡乱抓人，弄得京城里人心惶惶（《竟以疑似妄拿人》）;那边厢，某亲贵因四川局势变动逃至天津租界，照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乐以忘忧》）。这两幅画，很能见出时代氛围，只是没有具体的人物，显得有点虚。
　　相对而言，我更看重以下指名道姓的这两幅图像。《桂春要求入教》讲的是仓场侍郎桂春，看到形势紧迫，跑到西什库教堂要求入教，以求自保。我很怀疑此乃“小道消息”。因为，桂春一直官运亨通，1900年任内阁学士，后改任礼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1902年任管理全国粮仓的仓场侍郎，1911年调绥远城将军，据说曾和良弼等结宗社党，募旗兵数千，准备做殊死之斗;民国元年后，郁郁而终。这样的人物，不太可能求入教以自保。
　　至于《维持市面之计划》，涉及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赵秉钧。1905年，清朝的巡警部成立，经袁世凯推荐，赵被任命为巡警部右侍郎。1909年，因袁世凯失势而被罢官。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重归权力中心，赵被任命为民政部大臣。这位以警察起家的大臣，确实有出色表现：
　　民政大臣赵秉钧自莅任以来，自睹北京市面日见萧条，筹画维持一时之方法。昨已与侍郎等决定，将京中之人力车车捐暂停一月，其戏馆令其照常得演夜戏，对于八大胡同中之妓院，不惟一律停捐，并取消禁止打雀将之命令。
　　当然，这只是大时代的小浪花。日后，唐绍仪内阁成立，赵秉钧任内务总长，后又曾出任国务总理，1914年2月病死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