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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野考察是教育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它是教育人类学的“成年礼”，使教育研究者从“书斋”式和“沙发”式研究走向研究对象的现场和实地,从实践中去检验和论证理论。田野考察成为教育研究者构建其学科认同的重要依归，对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田野考察作为讨论对象，从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入手，就其作为一种方法所具有的自身局限以及田野考察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争论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田野考察
一、田野考察的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
（一）田野考察的概念
田野考察，也叫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Field research）、田野调查，是指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实地和现场，通过观察、访谈、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田野考察源于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人类(如非洲土著)和分析各原住民文化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早期人类学者一般依据“野蛮人”或“原始人”的资料、档案以及旅行家和传教士的记述进行象牙塔式的研究,然后整理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又被称为“书斋”式或“沙发”式(armchair)调查法.
田野考察因人类学者的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在1920左右受到质疑而被迫要去“现场”检验和证实而出现的。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参与观察法”，要求田野工作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融入当地社会中观察人和事，并尽量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和记录。从此，想要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就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左右的田野考察。因而，田野工作又被称为人类学工作者的“成人礼”，即一种进入成熟职业身份的成丁礼仪。
（二）田野考察的方法论意义
田野考察是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获取第一手资料最基本的方法。研究者通过扎实的田野考察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从这些文化分析中探索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特征，然后对教育的相应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田野考察做到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它通过田野的考察对教育理论进行检验，推动着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同时，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又反作用于田野考察这种研究方法并使之不断改进。在教育人类学领域, 借鉴田野工作的成果来审思和检讨教育学, 对探求教育人类学的应有之义是大有裨益的。
二、田野考察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1）文化的体验。民族文化首先不是用来做研究的，而是供体验的，文化很难用数字表达，它渗透在民族的意识当中。人类学研究者在进入田野后首先应进行生活和情感体验，然后才展开调查。
（2）可以准确把握文化的整体特征。“整体论”告诉我们，文化和价值观的形成不是某一种因素的结果，而是各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相互作用和彼此制约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张诗亚教授的“四对关系”[1]，即将民族文化千差万别的现象归结于各民族对四个关系的处理和把握：人与自然（天地系统）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的内心和人的行为关系。
（3）验证教育人类学理论。民族文化是教育生成的基础，一切教育现象都可以在其文化或文化背景中去寻找答案。因此，要验证民族教育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就要将理论置于田野中去考察和分析，排除研究者对事实的原貌的“修饰”和“加工”。
（4）破除意识形态霸权。各民族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因此，即使对待表征相同的社会现实和问题，研究者也要意识到其背后可能会有其不同的根源。田野考察能克服“将原本不相关事实牵强拼凑在一起”的缺陷，帮助研究者破除意识形态霸权。
（5）从参与观察到参与发展，赋予人文关怀
参与观察法作为田野考察最基本的方法，参与观察的先决条件是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去，寻找各种资料，当获得足够的资料时，就从当地撤离。近些年来，田野调查方法中出现了参与式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实践，例如，腾星教授在拉祜族地区兴办了女童班，切实帮助了当地的辍学女童，为当地教育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2]
三、田野考察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争论
(一)关于“Field work”的理解
“Field work”翻译为“田野考察”会导致很多研究者的思维僵化，因为“Field”一词还有“现场、场地”的意思。“田野”二字，从字面上就似乎让人嗅到浓浓的泥土味，容易使人误以为田野考察就是远离都市，就意味着去乡村、去荒野、去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实质上，“Field work”的内涵是提倡研究者的研究要深入到具体的生活中去，核心是实事求是，要求教育研究者应走到鲜活的生活中，去研究和发展“活的学问”。
(二) 关于价值中立的拷问：主位与客位
田野考察中涉及到研究者的两种位置置换:(1）主位观察。寻求用“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同类或不同事物，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去审视和理解民族文化；(2)客位研究。要求研究者也能从“他者”的世界中脱离出来，客观地研究和论证，以达到真实而客观的材料呈现。
然而，主位与客位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更何况主位与客位又同时集于研究者一身。西方的人类学者为追求价值中立，也常常走入这种两难境地：为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而失去了真实的自我，为保全自我真实又会以牺牲研究的客观性为代价。这也是当前田野考察的一个难题所在。
（三）区域代表性与社会整体之关系
有人质疑民族教育的田野考察为什么多是个案研究而非整体研究？局域的田野能够反映教育问题的社会性吗？针对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对于一个小的村落生活的日益熟悉，我们就仿佛是在一架显微镜下详尽地研究中国的缩影。研究者在扩大研究对象之前，以特定的区域进行田野工作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但是，对于差异性大的大型社会的理解，基于个案或区域的田野在解释整体社会的普适性和解释力确实不够，这也是人类学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四）考察时间长短的争论
根据人类学研究的说法，田野工作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可是，是否田野工作的时间越长，研究就会越科学呢？其实也并非如此，田野考察要求研究者追求评价的客观性，而长时间的接触易产生情感，无论是喜爱还是厌恶。但是，时间也不能过于短暂，否则研究者根本无法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
四、结语
田野考察的相关争论，对我国教育人类学的田
野考察产生如下启示：
（1）田野考察是教育人类学的“成人礼”，要深入田野。田野考察奠定了人类学学科的基础，从人类学家共同的体验来看，是田野工作让知识变得更加厚重和切实。通过田野考察实地训练，教育人类学从幼稚的空谈走向实际的生活。田野考察是教育人类学的“成人礼”。
（2）田野考察要从细部入手，观照文化的整体性。民族地区可供观察，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多，但要从细部着眼、观照整体，研究者可以通过一个细部的观察和信息的搜集为切入点层层展开，不断深入和拓展，就像破案法一样。
（3）真实记录当地人对所研究问题的态度和观点
做调查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带有先入为主的预设，要准确记录当地人自己的看法，不能将自己的观点揉入其中，也不要妄下判断。
（4）避免将少数成员的个体看法同质化。在同一片土地生活的人，对同一个问题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同样的问题要尽量采访更多当地人。研究者应避免这种同质化倾向，应采用多主体调查法。
（5）整体观与局内观的结合。在研究教育问题时，不能从民族文化的外部往里面看，如果从政府的视角对一些教育现象进行提炼和拔高，永远也不能真正的认识现象。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要注意整体观和局内观的结合。这种结合包括了共时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以及小地方与大社会的结合。
参考文献
[1]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M].文物出版社.
[2]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大学出版社.
[3]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4]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上海：知识出版社.
[5] 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在中国［M］.天津人民出版社.
[6] 张诗亚.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7] 巴战龙.人类学·田野工作·教育研究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
注释
[1] 张诗亚.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 巴战龙.人类学·田野工作·教育研究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田野考察
一、田野考察的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
（一）田野考察的概念
田野考察，也叫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Field research）、田野调查，是指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实地和现场，通过观察、访谈、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田野考察源于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人类(如非洲土著)和分析各原住民文化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早期人类学者一般依据“野蛮人”或“原始人”的资料、档案以及旅行家和传教士的记述进行象牙塔式的研究,然后整理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又被称为“书斋”式或“沙发”式(armchair)调查法.
田野考察因人类学者的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在1920左右受到质疑而被迫要去“现场”检验和证实而出现的。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参与观察法”，要求田野工作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融入当地社会中观察人和事，并尽量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和记录。从此，想要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就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左右的田野考察。因而，田野工作又被称为人类学工作者的“成人礼”，即一种进入成熟职业身份的成丁礼仪。
（二）田野考察的方法论意义
田野考察是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获取第一手资料最基本的方法。研究者通过扎实的田野考察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从这些文化分析中探索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特征，然后对教育的相应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田野考察做到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它通过田野的考察对教育理论进行检验，推动着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同时，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又反作用于田野考察这种研究方法并使之不断改进。在教育人类学领域, 借鉴田野工作的成果来审思和检讨教育学, 对探求教育人类学的应有之义是大有裨益的。
二、田野考察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1）文化的体验。民族文化首先不是用来做研究的，而是供体验的，文化很难用数字表达，它渗透在民族的意识当中。人类学研究者在进入田野后首先应进行生活和情感体验，然后才展开调查。
（2）可以准确把握文化的整体特征。“整体论”告诉我们，文化和价值观的形成不是某一种因素的结果，而是各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相互作用和彼此制约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张诗亚教授的“四对关系”[1]，即将民族文化千差万别的现象归结于各民族对四个关系的处理和把握：人与自然（天地系统）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的内心和人的行为关系。
（3）验证教育人类学理论。民族文化是教育生成的基础，一切教育现象都可以在其文化或文化背景中去寻找答案。因此，要验证民族教育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就要将理论置于田野中去考察和分析，排除研究者对事实的原貌的“修饰”和“加工”。
（4）破除意识形态霸权。各民族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因此，即使对待表征相同的社会现实和问题，研究者也要意识到其背后可能会有其不同的根源。田野考察能克服“将原本不相关事实牵强拼凑在一起”的缺陷，帮助研究者破除意识形态霸权。
（5）从参与观察到参与发展，赋予人文关怀
参与观察法作为田野考察最基本的方法，参与观察的先决条件是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去，寻找各种资料，当获得足够的资料时，就从当地撤离。近些年来，田野调查方法中出现了参与式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实践，例如，腾星教授在拉祜族地区兴办了女童班，切实帮助了当地的辍学女童，为当地教育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2]
三、田野考察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争论
(一)关于“Field work”的理解
“Field work”翻译为“田野考察”会导致很多研究者的思维僵化，因为“Field”一词还有“现场、场地”的意思。“田野”二字，从字面上就似乎让人嗅到浓浓的泥土味，容易使人误以为田野考察就是远离都市，就意味着去乡村、去荒野、去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实质上，“Field work”的内涵是提倡研究者的研究要深入到具体的生活中去，核心是实事求是，要求教育研究者应走到鲜活的生活中，去研究和发展“活的学问”。
(二) 关于价值中立的拷问：主位与客位
田野考察中涉及到研究者的两种位置置换:(1）主位观察。寻求用“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同类或不同事物，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去审视和理解民族文化；(2)客位研究。要求研究者也能从“他者”的世界中脱离出来，客观地研究和论证，以达到真实而客观的材料呈现。
然而，主位与客位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更何况主位与客位又同时集于研究者一身。西方的人类学者为追求价值中立，也常常走入这种两难境地：为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而失去了真实的自我，为保全自我真实又会以牺牲研究的客观性为代价。这也是当前田野考察的一个难题所在。
（三）区域代表性与社会整体之关系
有人质疑民族教育的田野考察为什么多是个案研究而非整体研究？局域的田野能够反映教育问题的社会性吗？针对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对于一个小的村落生活的日益熟悉，我们就仿佛是在一架显微镜下详尽地研究中国的缩影。研究者在扩大研究对象之前，以特定的区域进行田野工作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但是，对于差异性大的大型社会的理解，基于个案或区域的田野在解释整体社会的普适性和解释力确实不够，这也是人类学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四）考察时间长短的争论
根据人类学研究的说法，田野工作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可是，是否田野工作的时间越长，研究就会越科学呢？其实也并非如此，田野考察要求研究者追求评价的客观性，而长时间的接触易产生情感，无论是喜爱还是厌恶。但是，时间也不能过于短暂，否则研究者根本无法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
四、结语
田野考察的相关争论，对我国教育人类学的田
野考察产生如下启示：
（1）田野考察是教育人类学的“成人礼”，要深入田野。田野考察奠定了人类学学科的基础，从人类学家共同的体验来看，是田野工作让知识变得更加厚重和切实。通过田野考察实地训练，教育人类学从幼稚的空谈走向实际的生活。田野考察是教育人类学的“成人礼”。
（2）田野考察要从细部入手，观照文化的整体性。民族地区可供观察，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多，但要从细部着眼、观照整体，研究者可以通过一个细部的观察和信息的搜集为切入点层层展开，不断深入和拓展，就像破案法一样。
（3）真实记录当地人对所研究问题的态度和观点
做调查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带有先入为主的预设，要准确记录当地人自己的看法，不能将自己的观点揉入其中，也不要妄下判断。
（4）避免将少数成员的个体看法同质化。在同一片土地生活的人，对同一个问题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同样的问题要尽量采访更多当地人。研究者应避免这种同质化倾向，应采用多主体调查法。
（5）整体观与局内观的结合。在研究教育问题时，不能从民族文化的外部往里面看，如果从政府的视角对一些教育现象进行提炼和拔高，永远也不能真正的认识现象。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要注意整体观和局内观的结合。这种结合包括了共时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以及小地方与大社会的结合。
参考文献
[1]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M].文物出版社.
[2]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大学出版社.
[3]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4]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上海：知识出版社.
[5] 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在中国［M］.天津人民出版社.
[6] 张诗亚.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7] 巴战龙.人类学·田野工作·教育研究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
注释
[1] 张诗亚.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 巴战龙.人类学·田野工作·教育研究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