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即将过去，我国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老科学家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韩德馨等在这一年相继逝去。在痛惜一代文化巨人，科学巨人逝去的同时，有人认为“现在已是一个产生不了大师的年代了”。而季羡林本人也否认自己是大师……这一现象引起了文化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到底什么是大师?当代中国有没有大师?如果没有或很少，那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这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辞海》解释：“大师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辞源》解释：“大师是对学者的尊称。”当前人们所说的“大师”接近《辞海》的解释。所谓大师者，一般来说，应具备以下几点：1、本人有创新性的学说，2、该学说对推动人类文化、科学、艺术的发展有较大贡献；3、本人有高尚的人格，4、本人有渊博的学识，5、既然是“师”，则还应对培养后学有较大贡献。总之，大师应是引领国家学术研究的先锋，应标志一个国家文化、科学、艺术的最高水平，还应标志某种美好人格的高度。因而，冠以“大师”称号应该慎重而严格，不易宽泛。动辄就称没什么突出学术成就的学者为大师，对文化、科学，艺术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再者，称呼某学者为大师，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不是靠造势、包装出来的。大师是神圣高洁的拥有文化、科学、艺术广博知识的标志性人物，而不应以之为名目造势、做广告、赚钱。前段文化界引发的“假大师”争端、某些学者被尊为“大师”而引起的种种非议，都和“大师”之名给的宽泛有关。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匹配“大师”称号的少有人物之一。他对国民性的鞭挞和启蒙，他对旧社会的揭露、批判，对新社会的憧憬、摹画，都影响十分深远。他的寓意深沉的著述不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罕见地尖锐和富于真理性，而且是历史的绝响…他坦荡无私的战士风范，嫉恶如仇的正义呼声，使他成为时代的“良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来愈显出他的深邃与珍贵。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但鲁迅就是鲁迅，他首先是个战士，是个具有独特思想的思想家，并不是一心营造科学系统、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师。鲁迅一生处于列强欺凌，国家破败。风雨飘摇的动乱年代，迫于当时的国势，他不能不首先考虑运用他的匕首投枪式的笔锋去战斗，无暇去建立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无法像康德、黑格尔那样钻在书斋里研究学问；因而客观地说，他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十分全面而系统的，因而似乎也少有人称鲁迅为“大师”。但这并不妨碍鲁迅的伟大。季羡林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在某些学科具有渊博而独到的学问，但他也不同意尊自己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这并非季羡林谦虚，也正体现了季羡林对科学的严谨态度。
　　一般来说，大师的产生需要有相应的时代、适宜的社会环境和一定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没有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很难产生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等大师，没有几十年“盛唐气象”，也很难产生李白、杜甫那样千古不朽的大诗人。应该说，钱学森无愧于“大师”称号。他一生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当代民族英雄，他的学术成就也堪称典范，但无可否认，他的巨大成就是多方面因素造就的。首先和他的家世有关。钱学森出身名门望族，钱氏家族从吴越国王钱槿算起，一千多年以来，代有钟鸣鼎食之家、博学鸿识之徒。据史书记载，钱槿临终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10条遗嘱，子孙恪守无违。因此，历朝历代，钱氏家族曾产生了许多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学者。仅现代以来，就有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钟韩、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钱正英、钱永健等。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上海成立“劝学堂”，后出任浙江省立一中校长。母亲章兰娟幼承教育，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颇具数学天赋。有人说，钱学森惊人的天赋和他母亲的遗传基因有关。其次，和他接受教育的状况有关。钱学森6岁进北师大附小，与杨绛同年同校。中学读的是名校北师大附中。他自己坦陈：“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当然，钱学森的巨大成就和他后来在上海交大读大学、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博士以及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从事研究多年及著名匈牙利裔美籍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冯·卡门的悉心指导也有关系，还和他归国后党和国家多方面保证他的研究条件、尽量不让行政工作占用他宝贵的科研时间也有关系。
　　所以，争论谁是大师、谁不是大师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关键是要给产生大师创造适宜的土壤和条件。所以，钱学森才焦虑地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诸多有识之士才会对“钱学森之问”感到十分焦虑。大师刚刚逝去，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就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前一段，安徽11位教授和《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就是这一焦虑的体现。应该说，“钱学森之问”的确振聋发聩。因为，杰出人才的有无和多寡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关系着国家民族是兴旺发达还是衰微落后。答案应当说也是比较明确的：我们还缺乏产生大师的适宜条件，还有诸多因素在影响着大师的产生。诸如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国家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国民的受教育条件，科研的经费、资料、信息等，都牵制着杰出人才的产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观念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主要观念，就一直影响着中国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发展。时至今日，这一陈旧传统仍然影响着杰出人才的产生。广东省教育厅副书记说，“深圳一个处长职位，有40个教授来争!”广东科学院副院长郭俊说，这是“一个价值单一化问题”。如何打破“价值单一化”?一方面，有效解决学术与官位严重倒挂的现象，让从事学术者也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能获得必要的名利。这样，社会上的优秀人物才会去争先恐后地从事科学研究。
　　又如，中国传统观念普遍不赞扬张扬个性、特立独行，不少天才的独特个性和特长往往被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偶尔露头，也倍受压制难以成才。传统伦理道德崇尚的是“循规蹈矩”、“老实本分”，“不事张扬”，“出头的椽子先烂”等。而此类观念，恰恰和必须特立独行、大胆创新的科研必备素质背道而驰。再如，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重人文、重人伦，轻自然，轻科技的特色。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得就特别明显。以孔子为例，《论语》中涉及到自然共54条，虽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也有，但细察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樊迟他问稼穑之事，就被孔子鄙 为“小人也”。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长达两千余年，不能不对现代中国留下后遗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少数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和经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怎样，他的首要任务是学习经书，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再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最近一再引起热议的现行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了。
　　毋庸讳言，我们的各级学校的确缺乏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中国教育存在着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这些问题，正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安徽大学芮必峰教授说：“在一个真理，是非都按照生理年龄、社会地位、行政职务去定夺、分配的时代，是很难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可以说都是切中时弊之说。我国当代产生的大师很少，除了传统文化重负的影响外，最主要就是各级教育的问题了。比如应试教育，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研究生都在整齐划一地读一样的书，背一样的话，做一样的题。谁敢于展开发散性思维，谁敢于创造性地做出和书上印的不一样的答案，谁就不及格，谁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谁就上不了大学。这种背书、应付考试的人才培养流程培养了大量书呆子，埋没了大量创新型人才。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把考试成绩优秀等同于人才，而且现在还在继续仅仅凭考试成绩录用各种“人才”。结果导致生产出了一台台考试机器。学校只管教书、让学生背书，按考试成绩打分，结果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需求往往脱节。学生毕业后，不营学的是什么专业，不是到处寻门路找工作就是报考与所学专业基本毫无联系的公务员之类。相当多的大学生从事的工作与在校所学专业不对口，这又造成了严重的资金浪费、资源浪费和人才浪费。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把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基本等同于古代的秀才，举人、状元等，就视他们为人才，而不多考虑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以上诸因素，都对我们产生大师级人才十分不利。
　　当然，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人才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中华民族要建设一个科学发展，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强国，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也离不开大师级人才。“钱学森之问”应该是世纪之问、国家民族之问，各级政府、各级学校之问。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勤劳勇敢、聪明能干的伟大民族，实事求是地回答“钱学森之问”，认真、扎实地一一落实产生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一定会产生出大师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