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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年终总结开头开了3天，还没往下写：一份提前一个月准备的计划书，到了最后两天才点灯熬油地苦战。坐在电脑前，总有那么多比工作“更有趣”的事情，看看“菜地”，翻翻新闻，杯子里的水凉了，甚至于查邮件都变成5分钟一次的重复劳动。如果办公室里坐满了这样的员工，员工心里充满了这样的纠结，对任何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拖拉行为的困扰。在豆瓣网上，“我们都是拖拉症”小组成立于2007年，现在已经有15843名成员，而作为拖延症的一个“分支”，“晚睡强迫症”小组有29370名成员。在“我们都是拖拉症”小组里，发帖的成员都在讲述自己不得不度过毫无效率的一天，有的成员开始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详细记录自己的时间安排，督促自己，也寻求小组成员的监督。
在芝加哥德波尔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瑟夫·费拉里博士看来，“建议拖延症患者买个日程表，就跟建议慢性抑郁症患者打起精神一样困难。”
费拉里通过对北美、南美、欧洲和大洋洲成年男女的调查发现，他们中有20％是慢性拖延症的患者。“说起来不好听，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拖延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影响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及时付账单，错过买热门电影门票，手里的礼品券、现金券忘了兑换，圣诞夜才匆忙赶去买圣诞礼物。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因为拖拉，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或生意一蹶不振。与这20％拖延症患者相比，绝大多数人的拖拉行为是可以改正的，而这20％则需要来自医生的外部干预和协助。”费拉里说。
美国的拖延症患者比其他国家多。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设置障碍，选择性地去做那些影响自己表现的事情，寻找让自己分心的事，特别是那些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就可以做的事情。费拉里认为：“拖拉表现为一种自制力的问题，从文化上来说，我们并不把它当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在美国，如果对方借口说自己的亲人住院或者去世了，尽管我们也半信半疑，却并不愿意拆穿别人的借口。一旦接受了拖延的借口，就相当于做出了无罪推定。我们太在意礼数，而忽视了时限已到，更糟的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拖延到底有多严重。作为一个拖延者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不是那么好说话’，他们不会让你轻易地糊弄过去，而你却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拖拉者通常有哪些类型?
一般来说，有三种：激励型，他们凡事等到最后一刻才去做，借以寻求刺激，他们通常相信最后一刻的压力可以成为效率、创造力的催化剂，逃避型，他们也许是害怕失败，甚至是害怕成功，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宁愿让别人认为自己不够努力，也不愿意让别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举棋不定型，他们做不了决定。做不了决定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因为拖拉迟迟不做决定，而最后摆脱拖拉的决定也成为困难的一部分。拖拉并不是缺乏时间管理能力和缺乏计划性的问题。
拖拉者有能力估算时间，对于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他们甚至于比一般人还要乐观。拖拉也不是先天的，而是间接从家庭环境中学来的，是独裁家长作风的一种产物。要是有一位严厉、控制欲强的父亲，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形成往往会被抑制，不得不把自己内心的愿望藏起来，去迎合父亲的意志。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拖拉行为有时候就表现为一种反叛，与自己的父母相比，拖拉者更愿意从朋友那里获得支持，而朋友的支持往往会固化他们的拖拉行为，因为朋友对他们的借口表现出更大的宽容。拖拉与完美主义有关?
某些拖延行为并非拖延者缺乏能力，而是某种形式的完美主义和求全观念的反映，他们共同的心声是“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可以做得更好”。
事实上，拖拉者在用谎言欺骗自己，“这件事我更想明天做”，“有压力我会工作得更好”。事实上，第二天他们并不会有紧迫感，也不会在压力面前进发出更强大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事后他们又用“那并不重要”的谎言来安慰和保护自己。
一个更大的谎言是，拖拉者认为压力使自己更具有创造力。很不幸，最后他们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创造力，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感觉而已。拖拉者的表现往往不如那些不拖拉的人。在有时间限制的条件下，他们进行复杂认知活动的表现更慢、更不准确。一方面，拖拉者很享受那种临近终点、伴随着紧张的愉悦，但同时，他们会比同僚更不自信。当临近终点时，他们倾向于付出更少的努力，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只会认为他们最后一步没使上劲，而不会小看了他们的能力。
拖拉者通常会积极地寻找一切能够让自己分心的东西，特别是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承担太大任务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来回查邮件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也可以上网溜达一下，看看新闻，写写评论，这种分散注意力的办法可以让拖延者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对失败的恐惧。
拖拉者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但这么做需要耗费不少心力。这里所说的心力不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动力和决心，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一些高度结构化的行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结构，这也是要耗费精力的。
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工作，看上去一个人不受打扰，做起事来很容易，但有时候又会想尽各种理由怠工，如突然间萌生去洗衣服、打扫的迫切愿望等。在家工作而不拖延的一个办法是，假想自己就在办公室里，先换掉睡衣再走进书房；给自己设定办公时间，设立一个带有奖惩机制的目标体系——写完1000字就可以去洗衣服，回复完刚收到的邮件就可以去阳台走走。画家马格里特把这种方法发挥得更加夸张：他过去每天早上都穿上细条纹西装，戴上圆顶硬礼帽，吻别妻子并绕着街区走几圈，然后回到家中，准备好画架，开始工作。列出清单强迫自己有效吗?
是的，但是即使是强迫也是有技巧的。当你发现自己已经把工作丢到一边的时候，你需要赶快找到自己的标杆，当你又要用鼠标去点击“查看邮件”的时候，你得清醒点，想想你到底应该做什么。
有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结构化拖延”。把你要做的事情列出清单，在清单的最顶端，通常是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技巧就在这里，这件“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它理应获得“最特殊”的待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看起来很重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在你已经清楚自己的“标杆”，而通过设置“标杆”，你把除去它以外的其他事情都完成了，最后你会发现，靠这样一个“幌子”，你让自己做了很多事。
拖拉员工应该如何管理?
拖拉问题会让企业失去许多可用于高效率工作的时间，而培养新员工去替代那些不能发挥潜能的人，同样也是损失。
日常生活和工作效率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也受到试图管理这种习惯的无效尝试的影响。一个有趣的事例是，一家报纸收到读者来信，发现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大半与维基百科上的内容完全一样。编辑于是找到了文章作者，文章作者是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工程师，最后他承认文章确实来自维基百科，但是维基百科上的那些词条也是他写的。上维基写词条是他拖延工作的方式，并一再要求编辑不要让别人知道。
这家软件公司的管理者要是最终发现他会怎么样呢?通常会严厉斥责、扣薪水，甚至于解雇他，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要有效地管理有拖拉问题的人，必须把他们向选择、安全和承认自己能力的方向上引导，避免做出批评式的言论，正像前面所说，拖拉间接来自家庭独裁的影响。
在个人或企业设置任务进度时，把大型任务分割为若干较小的任务，并分别为它们设定最后期限，确保眼前总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最后期限。管理者可以赋予每一个最后期限意义，或者鼓励任务负责人、参与者赋予它们意义，信守向同事或客户许下的诺言。
如果“最后一刻”总是在“眼下”，在全世界喜欢拖延的人中，你将是效率最高的一位。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拖拉行为的困扰。在豆瓣网上，“我们都是拖拉症”小组成立于2007年，现在已经有15843名成员，而作为拖延症的一个“分支”，“晚睡强迫症”小组有29370名成员。在“我们都是拖拉症”小组里，发帖的成员都在讲述自己不得不度过毫无效率的一天，有的成员开始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详细记录自己的时间安排，督促自己，也寻求小组成员的监督。
在芝加哥德波尔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瑟夫·费拉里博士看来，“建议拖延症患者买个日程表，就跟建议慢性抑郁症患者打起精神一样困难。”
费拉里通过对北美、南美、欧洲和大洋洲成年男女的调查发现，他们中有20％是慢性拖延症的患者。“说起来不好听，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拖延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影响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及时付账单，错过买热门电影门票，手里的礼品券、现金券忘了兑换，圣诞夜才匆忙赶去买圣诞礼物。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因为拖拉，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或生意一蹶不振。与这20％拖延症患者相比，绝大多数人的拖拉行为是可以改正的，而这20％则需要来自医生的外部干预和协助。”费拉里说。
美国的拖延症患者比其他国家多。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设置障碍，选择性地去做那些影响自己表现的事情，寻找让自己分心的事，特别是那些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就可以做的事情。费拉里认为：“拖拉表现为一种自制力的问题，从文化上来说，我们并不把它当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在美国，如果对方借口说自己的亲人住院或者去世了，尽管我们也半信半疑，却并不愿意拆穿别人的借口。一旦接受了拖延的借口，就相当于做出了无罪推定。我们太在意礼数，而忽视了时限已到，更糟的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拖延到底有多严重。作为一个拖延者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不是那么好说话’，他们不会让你轻易地糊弄过去，而你却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拖拉者通常有哪些类型?
一般来说，有三种：激励型，他们凡事等到最后一刻才去做，借以寻求刺激，他们通常相信最后一刻的压力可以成为效率、创造力的催化剂，逃避型，他们也许是害怕失败，甚至是害怕成功，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宁愿让别人认为自己不够努力，也不愿意让别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举棋不定型，他们做不了决定。做不了决定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因为拖拉迟迟不做决定，而最后摆脱拖拉的决定也成为困难的一部分。拖拉并不是缺乏时间管理能力和缺乏计划性的问题。
拖拉者有能力估算时间，对于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他们甚至于比一般人还要乐观。拖拉也不是先天的，而是间接从家庭环境中学来的，是独裁家长作风的一种产物。要是有一位严厉、控制欲强的父亲，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形成往往会被抑制，不得不把自己内心的愿望藏起来，去迎合父亲的意志。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拖拉行为有时候就表现为一种反叛，与自己的父母相比，拖拉者更愿意从朋友那里获得支持，而朋友的支持往往会固化他们的拖拉行为，因为朋友对他们的借口表现出更大的宽容。拖拉与完美主义有关?
某些拖延行为并非拖延者缺乏能力，而是某种形式的完美主义和求全观念的反映，他们共同的心声是“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可以做得更好”。
事实上，拖拉者在用谎言欺骗自己，“这件事我更想明天做”，“有压力我会工作得更好”。事实上，第二天他们并不会有紧迫感，也不会在压力面前进发出更强大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事后他们又用“那并不重要”的谎言来安慰和保护自己。
一个更大的谎言是，拖拉者认为压力使自己更具有创造力。很不幸，最后他们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创造力，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感觉而已。拖拉者的表现往往不如那些不拖拉的人。在有时间限制的条件下，他们进行复杂认知活动的表现更慢、更不准确。一方面，拖拉者很享受那种临近终点、伴随着紧张的愉悦，但同时，他们会比同僚更不自信。当临近终点时，他们倾向于付出更少的努力，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只会认为他们最后一步没使上劲，而不会小看了他们的能力。
拖拉者通常会积极地寻找一切能够让自己分心的东西，特别是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承担太大任务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来回查邮件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也可以上网溜达一下，看看新闻，写写评论，这种分散注意力的办法可以让拖延者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对失败的恐惧。
拖拉者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但这么做需要耗费不少心力。这里所说的心力不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动力和决心，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一些高度结构化的行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结构，这也是要耗费精力的。
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工作，看上去一个人不受打扰，做起事来很容易，但有时候又会想尽各种理由怠工，如突然间萌生去洗衣服、打扫的迫切愿望等。在家工作而不拖延的一个办法是，假想自己就在办公室里，先换掉睡衣再走进书房；给自己设定办公时间，设立一个带有奖惩机制的目标体系——写完1000字就可以去洗衣服，回复完刚收到的邮件就可以去阳台走走。画家马格里特把这种方法发挥得更加夸张：他过去每天早上都穿上细条纹西装，戴上圆顶硬礼帽，吻别妻子并绕着街区走几圈，然后回到家中，准备好画架，开始工作。列出清单强迫自己有效吗?
是的，但是即使是强迫也是有技巧的。当你发现自己已经把工作丢到一边的时候，你需要赶快找到自己的标杆，当你又要用鼠标去点击“查看邮件”的时候，你得清醒点，想想你到底应该做什么。
有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结构化拖延”。把你要做的事情列出清单，在清单的最顶端，通常是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技巧就在这里，这件“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它理应获得“最特殊”的待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看起来很重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在你已经清楚自己的“标杆”，而通过设置“标杆”，你把除去它以外的其他事情都完成了，最后你会发现，靠这样一个“幌子”，你让自己做了很多事。
拖拉员工应该如何管理?
拖拉问题会让企业失去许多可用于高效率工作的时间，而培养新员工去替代那些不能发挥潜能的人，同样也是损失。
日常生活和工作效率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也受到试图管理这种习惯的无效尝试的影响。一个有趣的事例是，一家报纸收到读者来信，发现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大半与维基百科上的内容完全一样。编辑于是找到了文章作者，文章作者是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工程师，最后他承认文章确实来自维基百科，但是维基百科上的那些词条也是他写的。上维基写词条是他拖延工作的方式，并一再要求编辑不要让别人知道。
这家软件公司的管理者要是最终发现他会怎么样呢?通常会严厉斥责、扣薪水，甚至于解雇他，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要有效地管理有拖拉问题的人，必须把他们向选择、安全和承认自己能力的方向上引导，避免做出批评式的言论，正像前面所说，拖拉间接来自家庭独裁的影响。
在个人或企业设置任务进度时，把大型任务分割为若干较小的任务，并分别为它们设定最后期限，确保眼前总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最后期限。管理者可以赋予每一个最后期限意义，或者鼓励任务负责人、参与者赋予它们意义，信守向同事或客户许下的诺言。
如果“最后一刻”总是在“眼下”，在全世界喜欢拖延的人中，你将是效率最高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