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销声匿迹几十年之后，忽又腾达播扬，名溢神州之外。现在，梁先生的旧著新撰又得源源印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行结识他的极好机缘，其中《忆往谈旧录》一书，说故事，讲历史，在我那样的读者看来，自然比另外许多哲学思想专著为易于接受，也更饶兴味。据《编辑说明》交代，此书“记述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前后、抗日战争、国共和谈等时期的学术、民主活动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亲朋故旧的回忆、迫念”。——标举的时限，讫于建国以前，书中二十一篇文章，遂没有涉及一九五三年、一九七四年那两次“批判”，虽则最后还有一篇《梁漱溟年谱简编》，看去似亦出于梁先生自订，已写到一九八四年，梁先生九十一岁以前的一生大纲节目因而都得包举在内，但惜乎太“简”，一九七四年在《年谱》中的叙述只是《我们今天应如何评价孔子》改写完毕。文中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随后写出《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不算两篇文章的标题，才只三十一字而已！至于一九五三年的事件，《年谱》中更是一字未记。这样，当我们从“访问记”“答问录”中得悉梁先生的遗闻轶事曾为之惊喜交迸的情景不会在读此书时出现，可是梁先生硬骨强项的精气，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风概，依旧弥漫于朴质凝重的笔墨里，予读者以深刻完整的印象。我还感到，这种印象读后留驻心头，不会轻易消褪。
　　一九五三年那一次对梁先生的批判形成运动之后，曾经出版过专门辑录的批判文集，但这些文集大概不在一般读者的收藏之列，现在检点人人手头所有，恐怕只剩下一篇文章了，因为它幸而被保存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内。读了梁先生的《忆往谈旧录》，谁都会想到捧出《选集》来，把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好好的重读一遍。
　　《批判》一开头就气势凌厉地责问道：“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接着便说：“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又说：“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还说：“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是非只为多开口，原来梁漱溟是在政协座谈会上讲了一通话，中间引述外间谈论：“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云云。于是毛泽东在批判时痛加斥责：“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
　　“物以类聚”，是以观人于其所友。在《忆往谈旧录》中，梁先生写了他的很多“朋友”。梁先生生活在白区，自然是蒋介石的子民；他到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搞实验区，推动地方行政改革、民众自卫训练，少不了找山东省主席办交涉。《我所了解的蒋介石》，《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此外也还有《记彭翼仲先生》，《纪念梁任公先生》，《纪念蔡元培先生》，《回忆李大钊先生》，《蒋百里轶事数则》等等。书中这些篇章既叙述了梁先生与他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表达了梁先生的交友之道，如在纪念蔡元培一文中说：“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二十八九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不见藻绘，可岂非“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吗？
　　书中《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回忆乡村建设》两文还说到梁先生一位“至交”王鸿一，去世后梁先生写了悼文。《年谱简编》一九六五年下记云：“在早年所作《悼王鸿一先生》一文后批注：‘此文写于一九三○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又有一篇《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应即是周总理“发言”中谈到之事，梁先生作这样的“交代”和“自我批评”，也许很难满人望，但是，“或推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梁先生于这中间的去取毫不含糊，人们之不能忘怀梁先生者，大概亦正在这里。
　　梁先生“班门弄斧”，捱了“人不害羞”一闷棍，不免影响一些人去学守成保泰，从此“多磕头，少说话”，万一思考成癖，还要继续动脑筋，也渐渐走向揣摩旨意、观测风向一路。希罕的是隔不一年，胡风竟上了“三十万言书”，不曾在“比共产党还高明”之前趑趄却步，实在令人神旺。虽则也一样“销声匿迹”几十年，但恰像明人张钺所说，那是“丰城之剑，鲛宫之珠”，“或上薄星辰，或折流洪涛，销声匿迹中自有不可磨灭者存。”梁先生在书中自述读书治学动机，思想转化因由，始终基于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之想摆脱现实政治的拘牵，只是不愿居官在位之意。“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读《忆往谈旧录》而感到振发，想起孔夫子说的这句话，倒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忆往谈旧录》，梁漱溟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2.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