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汽车是诸多普遍性问题的极端例子

　　德国拥有一些全球最棒的大企业，比如汽车制造商宝马、工程领域巨头西门子等，不仅如此，令德国感到自豪的还有称霸全球利基市场的约1300家中型企业，其中包括生产医院病床脚轮的腾德以及制造高档烤箱的拉丘娜。德国比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更具活力：德国的失业率从2005年的11.7%降至2014年的6.7%。此外，较之同为欧洲经济强国的英国，德国经济更为平衡，而英国经济由伦敦和金融服务业主导。
　　德国的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一直担心自身太过古板，无法在流动的现代经济中蓬勃发展的德国，学会了相信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信心已经变成傲慢，本国政客们将德国标榜为“超级巨星”。
　　2016年，德国将跌下神坛。其坠落始于2015年，当时，德国最大的企业、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仅次于丰田）——大众汽车被爆出利用作弊软件规避美国排放标准。2016年，大众汽车将愈加泥足深陷，这一是因为美国的律师有着化危机为大灾难的罕见技能，二是因为此事引起对德国模式更广泛的忧虑。上述排放丑闻凸显了大众汽车的两大结构性问题：公司治理体系古怪;且企业文化中存在派系之争。大众被一批强有力的派系所控制：保时捷和皮耶希家族、工会以及下萨克森州政府。上述派系间经常发生争吵。在内部，大众公司被强大的工程师群体主导，后者轻视环保人士，而且互相遮掩。
　　大众汽车是诸多普遍性问题的极端例子。共同决策制使得工会在董事会中拥有发言权，也将权力给到许多不同群体手中。学徒制和终身雇佣制意味着管理者往往如出一辙。在年景好时，这些都是优点。自信的管理者能产生出优秀的产品。共同决策制能带来社会的和谐。但信任可能变成互相勾结、自以为是，年景不佳时这些恶习就会暴露出来。
　　确实，时事正变得日益艰难。德国企业成功抓住了苏联瓦解的机遇，打入了东欧和俄罗斯市场，并向中国的工厂提供机床，向中国的工厂主提供豪车。但是，俄罗斯正处于经济衰退，而中国在增长放缓的同时，正转向较少依赖投资的经济模式。
　　出口方面的压力将迫使德国工业界面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由于环保政策和拒绝增加产能，德国的能源成本比欧洲其他国家高出27%，为美国的两倍。德国的出生率是欧洲最低的，而平均年龄则是欧洲最高的，为45岁。到2020年底，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德国将失去100多万名工程师、数学家、计算机技术人员以及科学家，出现严重的技能缺口。但德国在吸引高素质劳动者方面一直表现不佳。德国大学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方面，远不如英国或瑞士成功。有些人认为，德国愿意接受来自中东地区的数十万难民，这正是德国所需要的补药。但不能保证这些难民拥有德国所需要的技能组合。德国艰苦的学徒制不适合快速吸收大量移民。

重新学习

　　当然，德国仍具有巨大优势，而且有能力进行转变。多年来，顶尖德国企业一直忙着重塑自身。耳机和麦克风制造商森海塞尔传给了新一代森海塞尔家族成员——安德烈亚斯和丹尼尔，两人强调“做任何事都全球化”的重要性。他们希望向世界各地的“创新性客户”学习：日本人对声音的要求特别高，美国人则格外注重时尚性。
　　但自从2003年施罗德治下激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来，德国政界就一直躺在过去的荣誉上睡大觉。安吉拉·默克尔非但没有扩大改革精神，反而走了回头路，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并提高了退休金。德国企业已经习惯于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2016年，德国必须决定：是否仍有自信从自身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并像2003年那样再次变革自身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