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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阎真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犹如作者的“姊妹篇”，在创作思维和主旨表达上具有同一性，成为直面特定历史时期生存困境的典范之作。两部小说均以写实主义笔法，将世俗生活的本原状态逼真地呈现出来，整体性地指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困局和精神困境。小说熔铸了阎真对时代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切体验和深沉思索，文本的内部潜藏着其对现实深情关切的思想肌质。
关键词：《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生存困境；官场小说；写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2-0027-06
2001年，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问世后，一直好评如潮。时隔5年后，阎真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于2007年再一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出版后，至今仍颇受读者喜爱。阎真是一高校文艺理论学者，有着自己的艺术见识和文学追求，不为时下流行的一波接一波的创作风潮所动，秉持着自己的艺术信念，因此其创作严谨，思考深入。其作品数量虽不多（仅三部长篇小说作品，除《沧浪之水》、《因为女人》外，另一部是写海外留学生活的《曾在天涯》，此作是其处女作），但质量上乘，篇篇精彩。作者坦承：“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又写过几部长篇小说，多年来给本科生研究生开‘小说艺术’、‘小说理论’课程。近30年的教学生涯，使我形成了成熟、稳定、执着的审美标准和批评观念。”〔1〕“艺术至上”的审美追求，使阎真的小说语言精到、叙事圆达、形象丰满。阎真的每一部小说一出版，都能“激起千层浪”，引起读者、媒体和评论界多方、持久的关注。但遗憾的是很少有文章对其三篇长篇小说进行整体、系统和贯通式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将研究对象局限在单个的作品上，人为地割裂了作家以多部小说对社会人生进行整体性的关注、审视和追问，表达其一贯的、同时也是成熟的艺术思考和精神体察。这样一种研究方式的致命缺陷是不能将一个作家的整体风貌和系统思考呈现出来，并全面、深刻地分析一个作家持续、集中、执着的生活思考和艺术追求。而当我们将阎真的《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放在一起进行并置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阎真的这两部小说整体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之痛和生命之惑。阎真以其熔铸了生命体验的习惯性思维和惯用的艺术方式，将笔触对准当代中国人生存状况，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命状态予以了深切关注，他也正是通过这种惯用的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2〕。
一、互异题材表达着作者一贯式的忧患
《沧浪之水》与其被称为官场小说之作，不如称之为当代中国男人的心灵裂变之书。小说在《序篇》里就确认了一个“注定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并将这种理想视为“宿命”〔3〕的知识者形象。主人公池大为坚守信念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却更加清醒：“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3〕然而知识分子却在世纪末遭逢了“历史的安排”，“规范已经颠倒了”〔3〕。昔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家国千秋”、“天下情怀”在今天人文精神陷落的时代已经难以获得现实认同，而这对于坚守心灵高贵、心怀人生理想的池大为来说是多么令人焦灼的问题呀。现实将其理想和信念撕裂、击碎，逼迫池大为最终顺从已经颠倒了的价值规范，从一名人生潦倒者一变而成卫生厅厅长，实现了在许多人眼中的所谓男人的成功。小说中，池大为要在仕途上有“进步”，就必须拍马、奉迎、告密，结成利益圈子、打击报复各路影响自己升迁的障碍，运用权力控制、平衡局面，只有融入各种心照不宣的官场“游戏”和“规则”之中，才能爬上权力的顶峰。因此，我们可以说，池大为的“男人的成功”其实是当代历史境遇中男人的溃败，是一种失败的成功，一种以精神价值的溃败为代价、以世俗利益的暂时获取为表征的世俗狂欢。在这个意义上，池大为从精神坚守到精神蜕变的小说叙事主轴所展示的无疑是一个现代版的悲剧叙事。小说展示了“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叙事旨归，写出了一个在绵延了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结构中生活的现时代的中国男人的精神处境和生命选择，其生存模式在物欲横流、价值失范、道德稀薄的时代很具典型意义。通过这部小说，阎真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恶劣的生存处境及其精神溃退触目惊心地呈现了出来。
《沧浪之水》引爆了官场小说的创作潮流，照世纪之交小说创作套路与出版态势，阎真本可趁此机会，如许多作家一样延续甚至重复自己的创作套路，将官场小说的调子唱得响响亮亮，同时也赚个盆满钵满。但在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中，阎真似乎打破了这种叙事“惯性”，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叙事“方位”，将观照、审视的对象放在了当代女性身上。最初，小说主人公柳依依笃信爱情“就是理想也是信仰”〔4〕，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欲望充盈的消费社会中，女人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一种消费品。“欲望优先，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错误，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错误”〔4〕，而女人却要在这种错误中成为受害者。因为你是女人，这是一种可怕的生存真相，所以“在这个年代，你不年轻不漂亮，那不但是有错，简直就是有罪”〔4〕。而即使你漂亮，也“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怀有恶意，更能给女人的自信以实质性的打击”〔4〕。因此，这“几乎就是一个预设的败局”〔4〕。在经历了种种混乱与迷失后，柳依依的爱情理想轰然倒塌，最终不得不仓促、草率结婚。而让柳依依特别揪心的是，女人悲剧性的宿命却将要再次降临在自己的女儿琴琴身上。黯然中，她心中发出一种清晰然而无奈的凄告：“琴琴啊，你千万不要长大。”〔4〕女性恶劣的生存现实和生命困局，使柳依依强烈地感觉到有一个“黑色的漩涡”要吞噬自己〔4〕。
《沧浪之水》以一个男人作为主人公，触目惊心地写出了主人公池大为在权力面前的人格煎熬和灵魂拷问，并最终认同了世俗法则而“缴械投降”，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死亡”过程；《因为女人》则以一个女人作为主人公，曲尽其致地写出了女主人公柳依依在欲望化、物质化年代里爱情理想不断被世俗侵蚀、消融的情景，呈现了消费时代“爱情需要重新定义”的女性情感信念瓦解过程。从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读出，在当代社会，男人所谓的事业和女人所谓的爱情其实都面临困境。《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两部作品所反映的问题犹如当代转型期社会的两面：当从男人的一面看世界时，貌似合理、强大而真实的生活逻辑将池大为的理想信念逐步瓦解了。小说严密合理地呈现了池大为只有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杀死原来的自己”，才能问鼎权利宝座，获得世俗认同；当从女人的一面来看世界时，一直被女人视为宗教般信仰的爱情同样也有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在消费社会，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对象，“因为是女人”，她只能成为男人的消费对象，而男人消费的是青春漂亮，但青春漂亮却会在女人身上随着时间而流逝。于是，女人的悲剧性从一开始就生成了。两部小说，一部写男人，以男人为中心，写男人的“时代性的苦闷”；一部写女人，以女人为中心，写女人的时代性的“悲惨世界”。男人为权力所虏杀，女人却为男人所虏杀，犹如进行了分工，各自单边建构，却又共同抵达。在此，作者写出了中国男女在当代历史境遇中无法抵抗和改变的宿命性存在。两部小说都以时间为经脉，写出了人物的心路历程，在人物情感变迁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困境。假如说《因为女人》道出了在欲望汹涌的消费时代“因为女人”这一性别的前提导致的是必然的人生困局和生命选择，那么《沧浪之水》则道出了在“权力法则”主导下的官本位社会中“因为男人”这一性别前提导致的必然的人生困局和生命选择。在这里，我们发现，《沧浪之水》写出的是男人的精神惶惑、男人的心灵隐痛，男人“胜利的失败”、“失败的胜利”的生存结局和时代悲歌〔3〕，《因为女人》道出的则是生为女人的生存艰难、生命无奈以及女人注定失败的悲剧性、宿命性终极安排。在世俗化浪潮里，物质已相当丰富，但一个原初承诺精神坚守的男人却技术化地（小说中官场规则遵从的是一种技术化路线，具有“反智”倾向）被“逼良为官”，一个信守爱情主义的女子却“步步惊心”地被“逼良为妾”，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的发现！而谁又应该承担这种时代性的责任？这无疑是阎真在这前后两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对当下人文精神陷落和道德滑坡问题表达的一种颇具学者内涵的忧患，这种忧患显然体现了阎真对当代社会文化全面、深入、一贯的思考。 二、当代中国人生存困境的揭示
在上世纪末以及新世纪当下，世俗化、欲望化已经真实地摆在每一个人面前，蔓延在人们生活的每一处细小空间里。“最强大的是市场经济所携带的利润至上原则和物欲崇拜，它不承认金钱以外的价值；其次是所谓世纪末的相对主义，它瓦解了一切信念的神圣性。”〔5〕知识分子不应该就此举手投降，他应该在严峻而艰难的现实中如鲁迅般承担起“文化守夜人”的职责。在不断颓败着的社会文化景观面前，阎真通过《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整体性地构建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忧虑和思考，让人哀叹，更让人惊心和警醒。
池大为曾经一直自诩为知识分子，并以自己的平民血统而自豪，但在他坚持自己人生信念时，却连遭挫折和打击，甚至穷困潦倒；而当他“改弦易辙”、“杀死过去的自己”时，却能步步高升。这部小说使我们看见了鲁迅《孤独者》中“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的魏连殳的影子〔6〕。池大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魏连殳，他们都在现世的“此岸”找到了生活，但却在“彼岸”中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阎真在作品中延续了鲁迅对知识分子在时代境遇中对人生选择的精神思考，这似乎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但阎真更加强化了它的当代性，正如论者指出的：“《沧浪之水》反映的是当今知识分子的现实遭遇及其心态，揭示出的不是个别知识分子向世俗权力的投降和精神蜕变，而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在理想幻灭之后的全线撤退。”〔7〕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现实残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不但难以改变，而且一度恶化。在当代权力主宰一切、官场文化盛行的境遇下，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遭遇到了危机，阎真以池大为的这种人生际遇和精神危机为主线，不仅写出了一个男人的苦闷，更是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的苦闷”〔3〕。然而，于女人而言，阎真认为，“时代的苦闷”离她们并不比男人远，生存困境同样困扰着女人，在不成熟的消费社会中，伴随着许多“消费主义的陷阱”。这对当下男女同样是一种危机，女权主义曾经向往的很多梦想在新的境遇中面临变数，女人首当其冲坠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在某种意义上沦为男人的消费品之一，这是当代女性非常真实的生存困境。柳依依生为女人，这本不能说是一种错误，但是因为她是女人，错误也就生成了。小说中柳依依也逐渐认同“女人的美好是要男人来品位的，青春有价，却难以存入银行”〔4〕这种男人“消费女人”和女人“活着要对得起自己”，要将青春和美貌等“优质资源”〔4〕“变现”的处世法则。因此，柳依依的“悲剧”在于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了“自掘坟墓”式的“消费身体”的历史性宿命和困境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陷入了“还有没有一条路让女人走呢”的茫然之中。
阎真在这两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目前怎样生存以及将来该如何生存的问题，他以写实主义笔触将世俗生活的本原状态逼真地呈现了出来：生活已经无需悲壮，生活的神圣性已被祛除，生活在世俗中的知识分子不必进行价值追求和意义追寻，只需在世俗中与大众一起沉沦和狂欢，在个人主义的旗帜下获得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阎真的这两部小说将现代社会中男女的生存艰难与严峻完全暴露了出来。而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男人的悲哀未必就不是女人的不幸，而女人的不幸未必就不是男人的悲哀，这种“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叙事，整体性地指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困局和精神困境。
有论者指出：“阎真是个写困境的高手。”其“《曾在天涯》写的是留学生高力伟的困境”，“《沧浪之水》写了公务员池大为的困境”，“《因为女人》写的是女性的情感困境”〔8〕。通过直面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阎真用小说的形式对世俗化浪潮中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处境进行了勘探。特别是《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分别以当下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为关注对象，写出了他们的生存之难和精神之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学者指出：“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是，都通过主人公一生命运的沉浮，写出了转型期中某种核心价值理想的崩溃（前者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信仰，后者是女性的爱情信仰），以及人不得不屈服的过程。”〔9〕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彻心腑的社会现实，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尊严处在严峻的历史境况之中。通过这两部小说，阎真表达了自己的关注和思考，也促进着人们对当下时代主体人格、道德理想、生命伦理、精神追求、世俗关怀甚至是政治文化、制度建设等诸多命题的关注和思考。
三、困境的文学表达
阎真写过三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写的是留学生活，《沧浪之水》写的是官场生活，而《因为女人》写的是女性的情感生活。可见，阎真的小说题材多样，他对生活的发掘不只集中于某一个他最熟悉的题材上。
在阎真的创作思维里，他首先是一位深具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这正如阎真自己所认识到的：“所谓忧患意识，就是对人类、民族和个人命运基于人道主义的关切，这是经典性作品应该具有的价值态度。文学在表现痛苦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其生命的力度。这也是为什么，经典性作品几乎都具有悲剧的内涵”〔10〕。因此，阎真不是一位题材型的作家，他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他始终关心和思考的并不仅是某个行业、某个人群的生活状态，其创作的题旨在于揭示中国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问题，《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都是在从某个领域和某个侧面来触及并强化这个问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阎真的小说有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小说叙述常常体现出‘信仰—反抗—失望—绝望—妥协/逃避’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浓重的悲剧意识笼罩着小说世界”〔11〕，表达着阎真对当代中国男女“生存环境险恶”的独特困境认识。
表达困境是文学天然的责任，特别是在人心浮动、精神根基不稳、人们信仰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缺乏高歌猛进的“宏大叙事”，不缺乏将作品当商品的市侩创作行为，不缺乏轻软浮泛的温情诉说，但我们却非常缺乏那种能让人感到沉重、震撼、具有思想冲击力、让人哀叹警醒的文学作品。当下时代的生存环境是严峻的，在精神虚无、道德滑坡的年代里，文学仍然应该承担起“呐喊”和拯救的使命。因此，阎真以多部作品不懈地“揭示困境”的创作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便具有了难能可贵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池大为和柳依依的人生模式和生存困惑，也是当代中国人共同面对的生存现实，小说所表达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阎真通过具体细微地描摹表现特定人物的心灵变化轨迹、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具有关键意义的生命段落，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正如阎真自己所认识的，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他是在“用具体超越具体”，即“采用在文学的意义上高效率的方式来表达思想”〔10〕。 从《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来看，两部小说都深藏着丰厚的表达困境的精神质素。在冷峻、严酷的现实下，阎真在文本内部潜藏着其对现实深情关切的思想肌质。他特别擅长用细腻的文字，极具感官化地到“生命的褶皱中去探幽访微”〔3〕，让读者在人物的命运遭际和人生沉浮中感受生存的艰辛和历史的无奈。《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和《因为女人》中的柳依依都被世俗话语重重包裹，在多方制肘中，其内心坚守逐步松动，最终酿成人生悲剧。小说特别注重细腻的表达，深刻地表现出了人物内心的细微感受，在叙事上以人物内心的变化、转折来推动叙事，将人物的生活过程严密地展示了出来，在集腋成裘、积沙成塔的点点滴滴的精到叙述中，触目惊心地呈现了现实的残酷和严峻，将人物内心的裂变、质变阐释得非常合理，令人叹服。很显然，阎真这种呈现生存困境的方式没有直接指向外在环境和客观力量，尽管困境确实因外在环境和外力的作用。阎真表达困境的独特性在于他特别专注于将处在困境中的好人的心灵变动过程真切、细腻地描摹、刻画出来（如池大为从清高一变而为势利小人，柳依依也从一纯情女生变为旷世怨妇）。可以发现，阎真的小说是在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命境遇进行展示，他写出了处在困境中的人物的强烈的心灵搏斗，只是这种搏斗已经不具有任何英雄主义的色彩，也不带有悲壮的意味，世俗生活已经消磨掉了传统经典文学中那种建构精神、追寻文本价值意义的创作冲动了。阎真的写作方式与新写实主义“零度情感”、“价值中立”的写作方式不同，其文本完成了对现实生活和人物生存方式选择的审视，因为“心灵展示”中的内心搏斗已经具有了灵魂拷问的意义。正如阎真强调的，“《沧浪之水》是写一种精神困境”，因而人物与现实的“对话”就在困境中产生了：何去何从，这是心灵博弈的过程〔12〕。阎真将生存的艰难和选择的无奈直接推到读者面前，“在叙事内容上表现出将现实向心理延伸的趋向，并同时将人物的心理活动融摄于现实生活之中，在心理与现实之间建立小说叙事的‘通道’，通过心理现实和社会写实的双重观照，细密、充分、完整地呈现时代语境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困境”〔13〕，从而让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在现实中找到依据，得到合理化解释。阎真小说通过展示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灵搏斗过程，最终达到了“揭示人生的本元和深层状态”，“具体的切近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深刻关联点”，“通过人的生命过程来表现现实生活‘深度’和历史‘细节’”的艺术境界〔14〕。
但丁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提到《神曲》的创作主旨是“要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15〕。伟大的文学不仅在于展示苦难，更要在揭示人生困境的同时给人们提供对付困境的力量。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阎真在21世纪初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创作思维和主旨表达上深具同一性，《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犹如作者的姊妹篇，成为直面特定历史时期生存困境的典范之作。这两部作品提出的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不认同他的忧虑，不能不思考他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女人？也可以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男人？事实上，对兼有感情和理智、背负道德和责任的全体读者，阎真在这本书里时时诘问的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人”〔8〕？阎真正是通过文学自身的艺术力量诉说了以池大为和柳依依为典型的人们在当下的生命际遇，文本中蕴含的思想内涵和生命启迪，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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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但丁.致斯加拉大亲王书〔C〕∥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62.
（责任编辑：杨珊）
关键词：《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生存困境；官场小说；写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2-0027-06
2001年，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问世后，一直好评如潮。时隔5年后，阎真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于2007年再一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出版后，至今仍颇受读者喜爱。阎真是一高校文艺理论学者，有着自己的艺术见识和文学追求，不为时下流行的一波接一波的创作风潮所动，秉持着自己的艺术信念，因此其创作严谨，思考深入。其作品数量虽不多（仅三部长篇小说作品，除《沧浪之水》、《因为女人》外，另一部是写海外留学生活的《曾在天涯》，此作是其处女作），但质量上乘，篇篇精彩。作者坦承：“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又写过几部长篇小说，多年来给本科生研究生开‘小说艺术’、‘小说理论’课程。近30年的教学生涯，使我形成了成熟、稳定、执着的审美标准和批评观念。”〔1〕“艺术至上”的审美追求，使阎真的小说语言精到、叙事圆达、形象丰满。阎真的每一部小说一出版，都能“激起千层浪”，引起读者、媒体和评论界多方、持久的关注。但遗憾的是很少有文章对其三篇长篇小说进行整体、系统和贯通式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将研究对象局限在单个的作品上，人为地割裂了作家以多部小说对社会人生进行整体性的关注、审视和追问，表达其一贯的、同时也是成熟的艺术思考和精神体察。这样一种研究方式的致命缺陷是不能将一个作家的整体风貌和系统思考呈现出来，并全面、深刻地分析一个作家持续、集中、执着的生活思考和艺术追求。而当我们将阎真的《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放在一起进行并置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阎真的这两部小说整体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之痛和生命之惑。阎真以其熔铸了生命体验的习惯性思维和惯用的艺术方式，将笔触对准当代中国人生存状况，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命状态予以了深切关注，他也正是通过这种惯用的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2〕。
一、互异题材表达着作者一贯式的忧患
《沧浪之水》与其被称为官场小说之作，不如称之为当代中国男人的心灵裂变之书。小说在《序篇》里就确认了一个“注定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并将这种理想视为“宿命”〔3〕的知识者形象。主人公池大为坚守信念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却更加清醒：“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3〕然而知识分子却在世纪末遭逢了“历史的安排”，“规范已经颠倒了”〔3〕。昔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家国千秋”、“天下情怀”在今天人文精神陷落的时代已经难以获得现实认同，而这对于坚守心灵高贵、心怀人生理想的池大为来说是多么令人焦灼的问题呀。现实将其理想和信念撕裂、击碎，逼迫池大为最终顺从已经颠倒了的价值规范，从一名人生潦倒者一变而成卫生厅厅长，实现了在许多人眼中的所谓男人的成功。小说中，池大为要在仕途上有“进步”，就必须拍马、奉迎、告密，结成利益圈子、打击报复各路影响自己升迁的障碍，运用权力控制、平衡局面，只有融入各种心照不宣的官场“游戏”和“规则”之中，才能爬上权力的顶峰。因此，我们可以说，池大为的“男人的成功”其实是当代历史境遇中男人的溃败，是一种失败的成功，一种以精神价值的溃败为代价、以世俗利益的暂时获取为表征的世俗狂欢。在这个意义上，池大为从精神坚守到精神蜕变的小说叙事主轴所展示的无疑是一个现代版的悲剧叙事。小说展示了“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叙事旨归，写出了一个在绵延了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结构中生活的现时代的中国男人的精神处境和生命选择，其生存模式在物欲横流、价值失范、道德稀薄的时代很具典型意义。通过这部小说，阎真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恶劣的生存处境及其精神溃退触目惊心地呈现了出来。
《沧浪之水》引爆了官场小说的创作潮流，照世纪之交小说创作套路与出版态势，阎真本可趁此机会，如许多作家一样延续甚至重复自己的创作套路，将官场小说的调子唱得响响亮亮，同时也赚个盆满钵满。但在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中，阎真似乎打破了这种叙事“惯性”，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叙事“方位”，将观照、审视的对象放在了当代女性身上。最初，小说主人公柳依依笃信爱情“就是理想也是信仰”〔4〕，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欲望充盈的消费社会中，女人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一种消费品。“欲望优先，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错误，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错误”〔4〕，而女人却要在这种错误中成为受害者。因为你是女人，这是一种可怕的生存真相，所以“在这个年代，你不年轻不漂亮，那不但是有错，简直就是有罪”〔4〕。而即使你漂亮，也“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怀有恶意，更能给女人的自信以实质性的打击”〔4〕。因此，这“几乎就是一个预设的败局”〔4〕。在经历了种种混乱与迷失后，柳依依的爱情理想轰然倒塌，最终不得不仓促、草率结婚。而让柳依依特别揪心的是，女人悲剧性的宿命却将要再次降临在自己的女儿琴琴身上。黯然中，她心中发出一种清晰然而无奈的凄告：“琴琴啊，你千万不要长大。”〔4〕女性恶劣的生存现实和生命困局，使柳依依强烈地感觉到有一个“黑色的漩涡”要吞噬自己〔4〕。
《沧浪之水》以一个男人作为主人公，触目惊心地写出了主人公池大为在权力面前的人格煎熬和灵魂拷问，并最终认同了世俗法则而“缴械投降”，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死亡”过程；《因为女人》则以一个女人作为主人公，曲尽其致地写出了女主人公柳依依在欲望化、物质化年代里爱情理想不断被世俗侵蚀、消融的情景，呈现了消费时代“爱情需要重新定义”的女性情感信念瓦解过程。从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读出，在当代社会，男人所谓的事业和女人所谓的爱情其实都面临困境。《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两部作品所反映的问题犹如当代转型期社会的两面：当从男人的一面看世界时，貌似合理、强大而真实的生活逻辑将池大为的理想信念逐步瓦解了。小说严密合理地呈现了池大为只有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杀死原来的自己”，才能问鼎权利宝座，获得世俗认同；当从女人的一面来看世界时，一直被女人视为宗教般信仰的爱情同样也有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在消费社会，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对象，“因为是女人”，她只能成为男人的消费对象，而男人消费的是青春漂亮，但青春漂亮却会在女人身上随着时间而流逝。于是，女人的悲剧性从一开始就生成了。两部小说，一部写男人，以男人为中心，写男人的“时代性的苦闷”；一部写女人，以女人为中心，写女人的时代性的“悲惨世界”。男人为权力所虏杀，女人却为男人所虏杀，犹如进行了分工，各自单边建构，却又共同抵达。在此，作者写出了中国男女在当代历史境遇中无法抵抗和改变的宿命性存在。两部小说都以时间为经脉，写出了人物的心路历程，在人物情感变迁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困境。假如说《因为女人》道出了在欲望汹涌的消费时代“因为女人”这一性别的前提导致的是必然的人生困局和生命选择，那么《沧浪之水》则道出了在“权力法则”主导下的官本位社会中“因为男人”这一性别前提导致的必然的人生困局和生命选择。在这里，我们发现，《沧浪之水》写出的是男人的精神惶惑、男人的心灵隐痛，男人“胜利的失败”、“失败的胜利”的生存结局和时代悲歌〔3〕，《因为女人》道出的则是生为女人的生存艰难、生命无奈以及女人注定失败的悲剧性、宿命性终极安排。在世俗化浪潮里，物质已相当丰富，但一个原初承诺精神坚守的男人却技术化地（小说中官场规则遵从的是一种技术化路线，具有“反智”倾向）被“逼良为官”，一个信守爱情主义的女子却“步步惊心”地被“逼良为妾”，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的发现！而谁又应该承担这种时代性的责任？这无疑是阎真在这前后两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对当下人文精神陷落和道德滑坡问题表达的一种颇具学者内涵的忧患，这种忧患显然体现了阎真对当代社会文化全面、深入、一贯的思考。 二、当代中国人生存困境的揭示
在上世纪末以及新世纪当下，世俗化、欲望化已经真实地摆在每一个人面前，蔓延在人们生活的每一处细小空间里。“最强大的是市场经济所携带的利润至上原则和物欲崇拜，它不承认金钱以外的价值；其次是所谓世纪末的相对主义，它瓦解了一切信念的神圣性。”〔5〕知识分子不应该就此举手投降，他应该在严峻而艰难的现实中如鲁迅般承担起“文化守夜人”的职责。在不断颓败着的社会文化景观面前，阎真通过《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整体性地构建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忧虑和思考，让人哀叹，更让人惊心和警醒。
池大为曾经一直自诩为知识分子，并以自己的平民血统而自豪，但在他坚持自己人生信念时，却连遭挫折和打击，甚至穷困潦倒；而当他“改弦易辙”、“杀死过去的自己”时，却能步步高升。这部小说使我们看见了鲁迅《孤独者》中“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的魏连殳的影子〔6〕。池大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魏连殳，他们都在现世的“此岸”找到了生活，但却在“彼岸”中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阎真在作品中延续了鲁迅对知识分子在时代境遇中对人生选择的精神思考，这似乎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但阎真更加强化了它的当代性，正如论者指出的：“《沧浪之水》反映的是当今知识分子的现实遭遇及其心态，揭示出的不是个别知识分子向世俗权力的投降和精神蜕变，而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在理想幻灭之后的全线撤退。”〔7〕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现实残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不但难以改变，而且一度恶化。在当代权力主宰一切、官场文化盛行的境遇下，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遭遇到了危机，阎真以池大为的这种人生际遇和精神危机为主线，不仅写出了一个男人的苦闷，更是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的苦闷”〔3〕。然而，于女人而言，阎真认为，“时代的苦闷”离她们并不比男人远，生存困境同样困扰着女人，在不成熟的消费社会中，伴随着许多“消费主义的陷阱”。这对当下男女同样是一种危机，女权主义曾经向往的很多梦想在新的境遇中面临变数，女人首当其冲坠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在某种意义上沦为男人的消费品之一，这是当代女性非常真实的生存困境。柳依依生为女人，这本不能说是一种错误，但是因为她是女人，错误也就生成了。小说中柳依依也逐渐认同“女人的美好是要男人来品位的，青春有价，却难以存入银行”〔4〕这种男人“消费女人”和女人“活着要对得起自己”，要将青春和美貌等“优质资源”〔4〕“变现”的处世法则。因此，柳依依的“悲剧”在于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了“自掘坟墓”式的“消费身体”的历史性宿命和困境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陷入了“还有没有一条路让女人走呢”的茫然之中。
阎真在这两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目前怎样生存以及将来该如何生存的问题，他以写实主义笔触将世俗生活的本原状态逼真地呈现了出来：生活已经无需悲壮，生活的神圣性已被祛除，生活在世俗中的知识分子不必进行价值追求和意义追寻，只需在世俗中与大众一起沉沦和狂欢，在个人主义的旗帜下获得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阎真的这两部小说将现代社会中男女的生存艰难与严峻完全暴露了出来。而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男人的悲哀未必就不是女人的不幸，而女人的不幸未必就不是男人的悲哀，这种“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叙事，整体性地指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困局和精神困境。
有论者指出：“阎真是个写困境的高手。”其“《曾在天涯》写的是留学生高力伟的困境”，“《沧浪之水》写了公务员池大为的困境”，“《因为女人》写的是女性的情感困境”〔8〕。通过直面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阎真用小说的形式对世俗化浪潮中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处境进行了勘探。特别是《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分别以当下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为关注对象，写出了他们的生存之难和精神之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学者指出：“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是，都通过主人公一生命运的沉浮，写出了转型期中某种核心价值理想的崩溃（前者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信仰，后者是女性的爱情信仰），以及人不得不屈服的过程。”〔9〕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彻心腑的社会现实，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尊严处在严峻的历史境况之中。通过这两部小说，阎真表达了自己的关注和思考，也促进着人们对当下时代主体人格、道德理想、生命伦理、精神追求、世俗关怀甚至是政治文化、制度建设等诸多命题的关注和思考。
三、困境的文学表达
阎真写过三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写的是留学生活，《沧浪之水》写的是官场生活，而《因为女人》写的是女性的情感生活。可见，阎真的小说题材多样，他对生活的发掘不只集中于某一个他最熟悉的题材上。
在阎真的创作思维里，他首先是一位深具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这正如阎真自己所认识到的：“所谓忧患意识，就是对人类、民族和个人命运基于人道主义的关切，这是经典性作品应该具有的价值态度。文学在表现痛苦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其生命的力度。这也是为什么，经典性作品几乎都具有悲剧的内涵”〔10〕。因此，阎真不是一位题材型的作家，他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他始终关心和思考的并不仅是某个行业、某个人群的生活状态，其创作的题旨在于揭示中国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问题，《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都是在从某个领域和某个侧面来触及并强化这个问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阎真的小说有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小说叙述常常体现出‘信仰—反抗—失望—绝望—妥协/逃避’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浓重的悲剧意识笼罩着小说世界”〔11〕，表达着阎真对当代中国男女“生存环境险恶”的独特困境认识。
表达困境是文学天然的责任，特别是在人心浮动、精神根基不稳、人们信仰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缺乏高歌猛进的“宏大叙事”，不缺乏将作品当商品的市侩创作行为，不缺乏轻软浮泛的温情诉说，但我们却非常缺乏那种能让人感到沉重、震撼、具有思想冲击力、让人哀叹警醒的文学作品。当下时代的生存环境是严峻的，在精神虚无、道德滑坡的年代里，文学仍然应该承担起“呐喊”和拯救的使命。因此，阎真以多部作品不懈地“揭示困境”的创作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便具有了难能可贵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池大为和柳依依的人生模式和生存困惑，也是当代中国人共同面对的生存现实，小说所表达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阎真通过具体细微地描摹表现特定人物的心灵变化轨迹、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具有关键意义的生命段落，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正如阎真自己所认识的，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他是在“用具体超越具体”，即“采用在文学的意义上高效率的方式来表达思想”〔10〕。 从《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来看，两部小说都深藏着丰厚的表达困境的精神质素。在冷峻、严酷的现实下，阎真在文本内部潜藏着其对现实深情关切的思想肌质。他特别擅长用细腻的文字，极具感官化地到“生命的褶皱中去探幽访微”〔3〕，让读者在人物的命运遭际和人生沉浮中感受生存的艰辛和历史的无奈。《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和《因为女人》中的柳依依都被世俗话语重重包裹，在多方制肘中，其内心坚守逐步松动，最终酿成人生悲剧。小说特别注重细腻的表达，深刻地表现出了人物内心的细微感受，在叙事上以人物内心的变化、转折来推动叙事，将人物的生活过程严密地展示了出来，在集腋成裘、积沙成塔的点点滴滴的精到叙述中，触目惊心地呈现了现实的残酷和严峻，将人物内心的裂变、质变阐释得非常合理，令人叹服。很显然，阎真这种呈现生存困境的方式没有直接指向外在环境和客观力量，尽管困境确实因外在环境和外力的作用。阎真表达困境的独特性在于他特别专注于将处在困境中的好人的心灵变动过程真切、细腻地描摹、刻画出来（如池大为从清高一变而为势利小人，柳依依也从一纯情女生变为旷世怨妇）。可以发现，阎真的小说是在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命境遇进行展示，他写出了处在困境中的人物的强烈的心灵搏斗，只是这种搏斗已经不具有任何英雄主义的色彩，也不带有悲壮的意味，世俗生活已经消磨掉了传统经典文学中那种建构精神、追寻文本价值意义的创作冲动了。阎真的写作方式与新写实主义“零度情感”、“价值中立”的写作方式不同，其文本完成了对现实生活和人物生存方式选择的审视，因为“心灵展示”中的内心搏斗已经具有了灵魂拷问的意义。正如阎真强调的，“《沧浪之水》是写一种精神困境”，因而人物与现实的“对话”就在困境中产生了：何去何从，这是心灵博弈的过程〔12〕。阎真将生存的艰难和选择的无奈直接推到读者面前，“在叙事内容上表现出将现实向心理延伸的趋向，并同时将人物的心理活动融摄于现实生活之中，在心理与现实之间建立小说叙事的‘通道’，通过心理现实和社会写实的双重观照，细密、充分、完整地呈现时代语境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困境”〔13〕，从而让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在现实中找到依据，得到合理化解释。阎真小说通过展示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灵搏斗过程，最终达到了“揭示人生的本元和深层状态”，“具体的切近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深刻关联点”，“通过人的生命过程来表现现实生活‘深度’和历史‘细节’”的艺术境界〔14〕。
但丁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提到《神曲》的创作主旨是“要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15〕。伟大的文学不仅在于展示苦难，更要在揭示人生困境的同时给人们提供对付困境的力量。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阎真在21世纪初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创作思维和主旨表达上深具同一性，《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犹如作者的姊妹篇，成为直面特定历史时期生存困境的典范之作。这两部作品提出的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不认同他的忧虑，不能不思考他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女人？也可以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男人？事实上，对兼有感情和理智、背负道德和责任的全体读者，阎真在这本书里时时诘问的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人”〔8〕？阎真正是通过文学自身的艺术力量诉说了以池大为和柳依依为典型的人们在当下的生命际遇，文本中蕴含的思想内涵和生命启迪，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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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珊）